第14节

并肩，七十年代手拉手，八十年代紧紧搂，九十年代亲着走。”高校学子对学业看法不同：“学士诚可贵，硕士价更高。若为钞票故，二者皆可抛。”家庭趋时择偶也各有怀抱：“大姑娘找了个解放军，二姑娘找了个红卫兵，三姑娘找了个大学生，小姑娘找了个生意人。”民心随时而变，几乎相信用玫瑰煮汤都比卷心菜好吃。 “你有没有长的内衣？” 一九二九年，诗人T.S.Eliot应邀出席牛津诗会的聚会。一位年轻大学生恭恭敬敬请教大诗人说：“先生，你的诗里有一句‘女人，三只白豹坐在一株杜松树下’请问是什么意思？”

（“Please,sir,whatdoyoumeanbytheline:‘Lady,threewhiteleopardssatunderajunipertree？’”）艾略特看了看那位大学生说：“我的意思是‘女人，三只白豹坐在一株杜松树下。’”（“Imean,‘Lady,threewhiteleopardssatunderajunipertree.’”） 作者写出了作品实在没有必要亲自讲解作品里的意思。作者出书写序文最头痛，正是因为不知道还有什么好写了。请别人写序也未必是上策。钱牧斋有求必应，为人写序无数。郑板桥则说求序是“借光”，他“以借光为耻”。我并不觉得这样借人家一点光是可耻的事；我只嫌乞序求序麻烦透顶：自己麻烦，人家也麻烦。《英华沉浮录》最近出第二卷了。这个专栏引起不少人注意和议论，我不能一一回答。这次既出第二卷，我突然觉得有几个想法应该写成序文，我于是写了一篇“小序”。有些人以为我提倡保守、正统的语文，完全不接受新的讲法。其实不然。“我相信语言文字与时并进，新词汇、新句法反映新事物、新情景，只要自成合理的新意，当可丰富语文的内涵。

我也相信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承载文化之余，往往也会倾覆文化。文化认识的深浅雅俗，决定语文境界之高下清浊。”我在专栏里偶然举出一些病句、劣句，这并不是为了标榜我是权威；语文只涉品味，无关权威。“我没有兴趣从事语文教学工作。我也没有兴趣替人家修改作业。我喜欢观察古今中外带有文化趣味的情事，领会个中寓意，然后回过头来斟酌眼前的文化现象以及这些现象牵出来的语文课题。”因此，《沉浮录》第二卷更是“但见文化之林，不见文字之树”了。 我当然非常谢谢所有关怀和爱护这个专栏的人，“我那样用心写，果然没有白费”。至于那几个批评我的人，好像都还没有显出他们的功力，我真该谢谢他们，“让我觉得我用功追求的境界实在并不太低”。不少年轻朋友总以为我会有很多宝贵的经验谈让他们得到一些启示。其实没有。有个二十二岁的美国诗人念完哈佛转到牛津去读书，艾略特约他到伦敦的出版社见面聊天，临走的时候艾略特对他说：“四十年前我从哈佛到牛津。现在你也从哈佛到牛津去。我该给你什么忠告呢？”年轻诗人兴奋心跳，洗耳等待大诗人送他一句毕生受用不尽的指南。艾略特想了好久，终于说：“你有没有长的内衣？”

（“Haveyouanylongunderwear？”）

第三辑 这不是序第69节 陈冲也读Kundera

电影演员陈冲一口美国英语讲得十二分地道。她二十出头才从上海到三藩市发展，外国语文一下子学得那么好，实在难得。最近路透社电讯稿说她准备执导演筒拍一部言情电影。陈冲对记者说，她会实地看看中国一些草原地带，然后决定要在澳洲、南美安第斯山脉、秘鲁还是其他有草原的地方开戏。这部爱情故事片名叫WhisperingSteppes（《风声飒飒的大草原》），改编自严歌苓的小说，讲一位十六岁女知青文革时期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故事说她跟一位养马的孤独中年汉子发生情愫，关系牵牵扯扯，期间又遇到一名很有魅力的年轻解放军。“整个故事是爱与欲的冥想。我希望在叙述中营造出MilanKundera小说里那些鹄的”，（“Itmeditatesonloveandsex.IwishtoachievethesamesortofgoalsthatMilanKunderaachievesinhisnovels,inmynarratives”）陈冲说，“探索一下没有性的爱，绝顶庄严的爱——我想在影片里讨论这个课题。”

（“Tothinkofthepossibilityoflovewithoutsex,tofallinloveinthemostsublimeway—Ｉ　wanttodiscussthatinthefilm.”） 创作是痛苦的。陈冲说，人一旦开始创作，必须先正视这一辈子最初二十年的岁月。她说的是她魂牵梦萦的中国：她童年到少女时代的上海。她也许已经在Kundera的字里行间隐隐约约找到了答案的倒影。国内电影学院、戏剧学院科班出身的演员演技大半都到了火候，学养更有一定的水平，文化认知也殊不肤浅。这是外头娱乐圈里俊男美女连门边都沾不到的大好功架。传统如此，练功习艺兼顾知识的培训和文化的熏陶，粉墨生涯比较容易保住职业尊严，省得文隽在《人在江湖》专栏里大声疾呼“明星请不要去书展”。他说，今年书展竟有明星到场签名的噱头；刘德华因为有漫画书以他的形象做主角，杨宝玲因为要教人打扮，郑伊健因为出版了自己的一本小说，他们到书展去签名还有道理，其他明星应邀跑去签名，“完全只为曝光，那实在有违书展精神”。文隽还说，这些明星的“所谓星光”，使“一些明星作家的签名活动为之逊色”、“变得黯然”。

文隽的顾虑不难理解。逛书展而碰到喜欢MilanKundera的陈冲去买书而不是去签名，感觉一定很不一样。 肤浅的文字优越感 《衣莎贝专栏》谈势利，说她听说大陆有一位作者当年在乡间小学当校役，成长期碰到文革，没有受过正统教育，文笔却好得惊人。衣莎贝说她从来没有兴趣拜读这位作者的大作，觉得这样的写作人难有独特的生活经验和观点意见，大抵不适合都会读者。她说：“文坛才子是要讲些条件的，像读过万卷书，行走万里路，懂得生活情趣，擅琴棋书画，走出来风度翩翩，具涵养气质。”衣莎贝说她“最爱看学识渊博、知识丰富的写作人撰稿”。这样的势利偏见，她承认是“肤浅的愚见”，却还是忍不住说：“你不是真相信闭门可以造车吧。” 我始终相信文章的品味得自文化之熏陶。孙敬头悬梁，苏秦锥刺股，车胤囊萤，孙康映雪，乃至朱买臣负薪读书，求的还只是读书入门的基本功，未必就此注定可成大器。钱谦益给李君实的《恬致堂集》写序说：“文章者，天地英淑之气，与人之灵心结习而成者也。与山水近，与市朝远；与异石古木哀吟清唳近，与尘埃远；与钟鼎彝器法书名画近，与世俗玩好远。故风流儒雅、博物好古之士，文章往往殊邈于世，其结习使然也。”

他说李君实进士起家，官至列卿，却修洁如处子，淡荡如道人，诗文才能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体。此所以D.H.Lawrence恨不得出身贵族也。（“Iwouldhavegivenagooddealtohavebeenbornanaristocrat.”）DavidGarnett笔下流露势利之色，说劳伦斯连头发的颜色和长法都十足工人阶级。（“Hishairwasofacolour,andgrewinaparticularway,whichIhaveneverseenexceptinEnglishworkingmen.”）劳伦斯的作品虽然列入英国文学史，我有一位英国朋友还是说他的文字“骨里透俗”。 英国人的阶级偏见滑稽得不得了。LadyMaryWortleyMontagu是最出名的势利作家，她说她写文章不署真名是因为贵族自有高华气质，不宜沦为作家。为钱写作她也不干，说是一收钱就成了“交易”（trade）了。她连大文豪JonathanSwift和AlexanderPope都看不起，认为以他们的出身和祖荫而论，只配当大户人家的下人。

（“Bytheirbirthandhereditaryfortunedeservedtobeonlyacoupleoffootmen.”）意识形态受此扭曲之后，英国上流社会一度追慕法文作品以示“文化优越感”（culturalsuperiority）。大家闺秀读不入流的言情小说，人家会说是“二流货色”（“Rathersecondrate,isntit?”）；生性叛逆的小姐会顶回一句：“我倒觉得蛮好看的。”（“Well,ImafraidIlikeit.”）我小时候读张恨水的小说，学校里一位老先生嗤之以鼻：“鸳鸯蝴蝶派！”那时候要读巴金的《家》、《春》、《秋》才有教养。这种观念潜移默化，挥之不去，到现在读通篇方言写成的文章还不舒服，总觉得格调低了些，尘埃气重。 零的故事 李丽珊滑浪风帆夺金牌，为香港在奥运会上创出“零的突破”。没有“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等所有数字都没有意思了。剑桥大学数学大师G.H.Hardy有一次到印度去领一个大奖，发表演说。他上台第一句话说：“印度对人类的贡献是零。”（“Indiancontrbutiontomankindiszero.”

）全场鸦雀无声愣了三秒钟，然后哄堂大笑。“零”这个数目字据说真的是印度人发明的。没有“零”就没有负数，没有虚数，所有数字的意义都不同了。这个发明实在太大。数学大师语意双关，幽默得教人绝倒。陈之藩先生当年告诉我这个故事的时候盛赞Hardy说：“这是几百年才可能培养出来的花朵。” 创造“零的突破”固然很难；人生从“有”而求“无”求“零”，似乎更不容易。二十年代有个美国作家HarryCrosby是富家子弟，是美国大金融家J.P.Morgan家族里的晚辈，跟妻子在法国住了好多年，三十一岁就自杀死了。美国一些作家认为他的死是象征一个时代的终结。HarryCrosby去世的前一年带着妻子到埃及去旅行，偶然碰到一位智者。智者对他说：“我以自己用不着的东西去衡量我的财富。”（“MywealthImeasurebythethingsIdowithout.”）此话蕴藏无穷哲理，　Crosby觉得是晨钟暮鼓。他于是决定重新衡量他的身外物。他要把他读过的藏书处理掉：从上万册减为一千册，再减为一百册、十册，最后只留一册。他开始送书给人家。

他碰到一个陌生人，一眼觉得好感，马上把手头所有波特莱尔的初版书都送给这个人了。他还挑了一批珍本善本书，标上最低廉的价钱，偷偷一本一本掺进赛因河畔旧书摊上的廉价旧书堆里，让一些幸运的书痴在沙堆里淘到黄金，让旧书摊的老板莫名其妙以为神仙来跟他开个大玩笑。 李丽珊当然经历过无数次的“零”的挫折。她告诉《明报》记者说，刚学滑浪风帆的时候技术不好，有一次出海训练天气转坏，风雨雷电交加，身边没有人，叫救命也没有用。这时，她突然看到舅父的身影，不是来救她，而是要她自己摇回岸边去。她于是一边哭一边摇，摇到筋疲力尽的时候才看到海岸。她今天回忆这一段往事，自然觉得格外有意义。她已经乘长风破开“零”的局限；她今后要记得的是当年独自摇回“零”的岸边的情景。《明报》粉纸特刊里的这一篇特稿写得很好，可惜忘了刊出记者是谁。同一页里曾荫权的贺电写给沙理士，说“获悉李丽珊小姐……”；周南则直接写给李小姐，说“欣悉你在本次奥运会上……”。“获悉”又硬又冷；“欣悉”又温暖又像中文。港府的中文也该突破那个“零”了。

第三辑 这不是序第70节 撕烂《通鉴》包脂麻

明朝人王锜的《寓圃杂记》讲了一个故事，说是有个叫韦政的人素不读书，好大言，记得几则君臣故事，不断说给客人听，说完寂然无声，因为就那么多了。一天，闻者忍不住对他说：“如君所谈，‘脂麻通鉴’耳！”脂麻即芝麻，从前吴人爱以脂麻点茶，卖者必以纸张裹之；有个卖者家里藏几卷旧书，常常顺手撕下一页包脂麻卖给顾客，有个顾客积了几页才看清楚是《通鉴》撕下来的书面，于是细细熟读，逢人就说个不停；人家问他底细，他照认不讳：“我得之脂麻纸上，仅此而已，余非所知也。”讥人“脂麻通鉴”，即学问有限也。 写文章的人最怕无学无识，写来写去总是“仅此而已，余非所知”。北京扬之水去年出了一本文集，书名竟是《脂麻通鉴》。这是一本非常有学问的书，绝对不是包脂麻的《通鉴》。她先是在一家出版社工作，后来转到研究机构去做学术研究工作。《脂麻》一书提到我的文章；《英华沉浮录》第一卷出版之后，她想一读，我寄了一本给她。她收到后竟用天一阁的漂亮小笺纸录了几句《洛神赋》给我，说明是“丙子初夏英华沉浮录忽如天外飞来展卷快读胸腹俱舒琼瑶之惠无以为报乃录洛神赋不成十三行聊充木瓜之投也”。纤纤小楷，精致得像顾绣，十足明清闺阁绝品。

我藏有一幅光绪霞仙女史工笔小楷扇面，录了《红楼梦》百美人名，每个芳名冠以名花，缀以艳曲，运笔恰似扬之水那样灵秀。 练得一手好字大概也是写好文章的梯阶。文化事业进入电脑时代，一味争取商业上的多、快、好、省，写作这一门个体户手工业注定要隐入苍茫暮色之中了。好在像张系国这样的科技人，还硬说写文章坚持不用电脑，宁愿握管。这真是空谷中的足音，闻之释然。我还保存张系国的信，他用圆珠笔写的字自成一体，说不上书法家，却是好字，难怪他的文章那么有风格。梁实秋先生用圆珠笔写的字不输他的毛笔字，想是翻译莎翁全集数十年练出来的。他给我的一封短简说：“惠书敬悉。老牛破车，不堪驱策，屡违雅命，情非得已。何日文旌来台，仆当负荆请罪……”文言书信写得这样简练，起码要十年寒窗。如此鸿儒前辈愿意用圆珠笔写字已经相当委屈了；还要梁老先生那种道行的人用电脑写文章，那真是撕烂《通鉴》去包脂麻矣。 “江山如梦月如灯” 书法与写兰得双绝之誉的白蕉生前说：“学书始欲像，终欲不像；始欲无我，终欲有我。”那是说，练字先要临帖临得一模一样，练到熟了要脱胎换骨，不像原帖；易言之，起初没有自己的字体，最后则要有自己的笔法气势。

我总觉得写作也是这样：刚开头都先熟读名家作品，下笔不忘模仿，到后来自辟途径，求得自己的风格神韵。练好基本功是重要的。白蕉写字画兰齐白石、徐悲鸿都赞叹，功力确是了得。今年是白蕉诞生九十周年，上海高锌写《羲之而后此奇才》谈到白蕉作品中的小札便札，附了一封他写给南社名宿姚鹓雏的短简，字字俊雅，布局典丽，看来看去都不厌。高锌谈到白蕉的诗也好，录了几首三十年代旧作，其中一句“忆向美人坠别泪，江山如梦月如灯”，真是情景交会，韵致盎然。 白蕉这样的人和他笔下的这些东西，今天时髦之士只会视之为老古董，早就忘了偷闲亲近一下此等“玩物”，正是供养胸中“文气”的妙方。我好几年前在坊间偶然买到白蕉的手卷，都是字，而且是顺手挥洒的行草。先录了毛泽东的长征词：“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然后是朱德的五言绝诗，比长征词写得更草。最后是一九五二年三月的一段“偶记”：“往年在京，老友李时霖告某小胡同有一中药肆售日制笔，因偕往寻，果见用以写流水账者两三管。问之云，尚有存者，其名曰玉歌、曰明畅、曰八千代，实彼邦小学生习字所用。其制粗劣，锋不齐，初试即开花，惟具弹性，不知何豪？我亦无笔可使，寄兴尚赖此子云。”

卷末钤朱文“白蕉小品”一印。 白蕉的字实在写得秀逸有姿，有两三分沈尹默的笔意，却多了几缕柔情。沈先生的故居在上海虹口区海伦路上，是一幢老式三层楼房，有沙孟海所题“沈尹默故居”五字，门庭上方是赵朴初写的“沈尹默先生故居”横匾。沈先生说“从古诗人爱秋色”，他也喜欢秋天，他的年轻诗作取名《秋明集》，书斋叫“秋明室”，也用过“石田小筑”、“匏瓜庵”等斋名。沈尹默的际遇大概比白蕉要好得多。他八十四岁才谢世，当了北大教授多年，晚年在上海鬻书自给，近视近两千多度，对面不能见人，却能写朱丝精楷，随便写什么都为世所重。白蕉只活到六十二岁，他的字和画都没有沈尹默名气大。我有沈先生写的成扇，另一面是叶恭绰画竹。 太假的假洋鬼子 庄因在《中国时报》上写他的美国学生唐君到南京求学一年的所见所闻，说到中国到处是人，十足洋泾浜英文所说的peoplemountainpeoplesea（人山人海），抢吃的丐帮也多。他还说到一般老百姓“漠不关心”人家死活的情景，有一位青年站在六层高的楼顶想跳楼自杀，满街的人只顾围在一起仰头观看，没人劝阻；青年决定不跳了，街上有个人居然说：“真泄气，虚惊一场。”

唐君是念国际政治的，在南京大学没多少朋友，同学都认为他不是学经济的，不学商，不学国际贸易，不学工程科学，不学法律，不学医，不学外语外交，以后不会有太好的经济生活条件。那么，他们喜欢交什么样的朋友呢？“当然是有钱有权有希望的那种了。” 学外语外交也比学国际政治有希望。这也许是大陆上相当普遍的心态了。《中国可以说不》里说，有一位在北京高校教书的王先生最喜欢跟外国人打交道，有个英国朋友叫马克。王先生常常大声嚷嚷：“马克这小子昨天夜里三点打电话把我吵醒了，一问，他在哥本哈根喝多了酒，说要劫持架飞机过来看我。哈哈哈哈哈。”王先生有一天说：“瞧见身上这件Ｔ恤吧，是马克寄过来的，这个图案是牛津大学的标志。”《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还说，他有一次到北京一家×国汽车公司北京代表处谈生意，一个三十岁不到的中国雇员用英语跟他交谈，说是“在公司内部必须用英语，这是老板的要求——而且我们也习惯了。”作者要求他用国语交谈，他答应了。可是整个过程不断插入英语词汇：“请递给我一张paper。”他对他的一位下属说。

从句子中挑paper这个字用英文讲，几乎马上可以猜到这个小伙子英文好不到哪里去，讲话穿插英文完全是为了显耀。英文稍好的人要说“文件”、“论文”才会用paper。大陆、台湾、香港的中国人讲话穿插几个英文词汇不稀奇，问题只是“插”得有没有道理，“插”得自然不自然，甚至“插”得通不通。“我没这个mood”；“这个人穿衣服的taste好差”；“从management的角度看，这样的arrangement是合理的”；这些都是比较顺耳顺眼的穿插法。香港毕竟是英国殖民地，跟新加坡一样，这两个地方的中国人英文渊源深厚，耳濡目染，说话插些英文词汇，人家一听就听出英文学得很自然活泼。这种道行是骗不了人的；都是假洋鬼子，有的假得真，有的假得太假。 《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说，法国人以自己的文化传统为荣，他们捍卫法语的决心和自觉性很教人感动。我不熟悉法国，不可能感动。庄因的文章收尾想起当年在南京唱过的《初恋女》，引了几句出来，我倒真的感动了，因为我们在台南念书的时候也唱过：“我走遍漫漫的天涯路，我望断遥远的云和树。多少的往事堪重数，你呀你在何处？……”

文字是肉做的 十年前我写过一篇小品，题为《文章似酒》，说到那年春节后收到刘大任从纽约寄给我的《秋阳似酒》，喜悦之情盈然注满心头。 我说：“我非常喜欢刘大任这批袖珍小说，一年前他寄第一篇《鹤顶红》给我发表的时候，我一读再读，觉得小说写到这样简洁这样深远，真可以当诗下酒了，难怪杨牧点出‘当年刘大任的诗句勾划着小说的情节，如今他的小说为我们兑现了诗的承诺’。大任说他平生不太能忍受官僚巨贾的肥胖肚子和女人的虎背熊腰以及半生不熟的‘划时代’文体和自以为是的滔滔雄辩，下笔于是不惜削、删、减、缩；真是妙喻。” 十多天前在台北报上看到刘大任为他的《刘大任作品集》写的自序，题目叫做《艰难苦恨繁霜鬓》。大任只年过半百，不到花甲，作品集并非全集，“表示犹有待焉”。这篇自序不长，却掩盖不住他胸中的孤愤和企盼：“我们这一代，‘救国’、‘救世’不是目的，只是抵抗寂寞的手段。”他说他在第一本书《红土印象》里写过一句愤怒青年的表白：“这样一个缺乏师友的时代，谁来唤醒你？”步入中年的大任其实并未释然。

他受过鲁迅、屠格涅夫、海明威、谷崎润一郎乃至巴金、贝多芬、布拉姆斯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