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节

。 知识是罪恶。文字是罪状。所有的书籍都被查封了。语言文字成了那帮人的专利品。逻辑史专家沈有鼎有一次说一条“最高指示”中“要加上一个逗点就更清楚了”，马上给揪去开了一个晚上的批判会，说他是“现行反革命”，“不投降叫他灭亡”。大词家张伯驹向一个女红卫兵报到，她递一张表格要他填，用不屑的口吻问道：“你识字么？”张伯驹说：“识一点儿。”在什么都不能阅读的时候，俞平伯只能默诵思考。

坐在初冬一片薄冰的地上捏煤球的时候，俞先生一边团捏着煤，一边仰望着天空自言自语，谁也听不清他在背诵什么。 文革三十周年了。这不是中国文化的生日，是中国文化的忌辰：不要为千千万万砸烂了的文化尊严烧香点烛，中国民航会错以为是飞机场的跑道。宁愿让岁月倒流到一九二三年八月桨声灯影里的那个晚上，“我和平伯同游秦淮河；平伯是初泛，我是重来了……”俞先生的朋友朱自清这样写。

第二辑 小序第50节 张佛老游园戏字

郁风大姐写《张佛千的文字游戏》，说文字游戏是中国人一份特殊的文化遗产。中国的对联字字对仗工整，音韵、意境、思想感情都丝丝扣在其中；还有可以倒着读的回文诗。她说，八十多岁的张佛老大半生曾在官场得意，也曾浪迹江湖，但却离不开舞文弄墨，老来写过上万副以熟人朋友名字嵌成的灌顶对联，有“联圣”之称。郁大姐九一年在香港碰到张佛老，八十四岁的人了，还穿一件大花衬衫，胸前配一排金光闪闪的钮扣，像个花花公子。张佛老当年跟郁大姐的叔叔郁达夫熟稔，都是诗酒风流人物，可见他辈分之高。 张佛老住在台北，八十年代初我就认识他，跟他通信。他为我做过几副灌顶对联，有一副他似乎最满意，求梁实秋先生替我写成精致的联幅：“董遇三余学乃博，桥松千尺龙其飞”，梁先生的下款盖了一个图章：“实秋八十以后作”。我年少读梁先生的《雅舍小品》，后来查他编的英华字典，诵他译的莎翁全集，太佩服他的中英文造诣了，至今还珍藏他写给我的一些信。梁先生的行书总是那么潇洒，规矩之中大见活脱，跟他的文章一样耐看。董遇是三国时魏人，常教学生利用“三余”时间读书，说“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

冬日、深夜、雨天确宜读书，我都做到了，学问却依然没有寸进。张佛老分明在哄我。 文字游戏肯定有哄人的作用。学问原是修饰心灵、提升心智的法门——包括自己和别人的心灵和心智。十多年前启功先生从北京寄来一幅条幅给我，写的是“窥园圣学传繁露，纳履玄机获素书”，两句各藏“董”字和“桥”字。第一句典出《汉书·董仲舒传》，说董仲舒有脾气，教授学生都落下帘帷讲课，老学生才见得到他，新学生不许见，只好找老学长间接请教，到一定年月才可面谈。董仲舒自己三年不窥视外头的园圃景色，专心治学，有点像老子说的不窥牖见天道。下一句自然是说张良见桥上老人的际遇。启先生的墨宝大江南北人人珍爱，学问凭这十四字小技就见其一端了。至于回文诗，书画大家溥心畬也拿手，他的学生江兆申先生给我录过一对心翁的作品：“云边月影沙边雁，水外天光山外村”，倒过来读也成句成联。老一辈人学中文讲究底子，作诗填词都是基本功；打油灌顶虽说是花园里的游戏，高下分明，骗不了人的。 “这是钱教授的风趣了！” 蔡思果先生是写散文、做翻译的前辈文人，向来谦虚得不得了。我认识蔡先生多年，却非深交，也没有机缘深谈，他的书我倒读了不少。

蔡先生真用功，独立修成渊博的学问。我总觉得他实在不必那么谦虚。他文章里有许多亲身体验出来的观点，都很独到，却只说出三五分。我想他一定忍得好辛苦。 最近蔡先生出了一本《功夫在诗外》；书中有篇文章谈散文的恶性欧化，说VirginiaWoolf认为“散文容不得不纯净的文学成分。”（ThereisnoroomfortheimpuritiesofLiteratureinanessay.）蔡先生于是举了好多例子说明近代散文都有深受西方影响的痕迹，有的起了良性作用，有的起了恶性作用，他谈的是恶性的欧化。蔡先生读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发现到处都用“一种”；他又看到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在台湾大学讲《语言问题》的纪录，竟也大用“一件”、“一门”、“一个”。蔡先生大感“惊异”。蔡先生文中引了这两位大师的原文和原话，病句确是不少。可是，蔡先生点到之后马上说：“我要赶紧声明，我对钱、赵两位大师，一向景仰佩服，这两部书的价值极高，我读了受益不浅。这种文字方面的小疵，不能掩书的大瑜。”蔡先生真是谦虚得近乎胆小；胆小得非常滑稽。大师又怎么样？教授又怎么样？真的不行为什么不能直说不行？

蔡先生既然同意“散文容不得不纯净的文学成分”之说，他实在应该贯彻这个观点，应该藉这个观点证明钱穆和赵元任不够纯净的语文破坏了他们著书立说的内涵。蔡先生笔下那句“这种文字方面的小疵”，似乎也不符合他反对文字欧化的主张；改成“这些文字小疵”当更佳。 王水照记钱书先生，说钱先生访美之后曾经写信告诉他一件趣事：访问团一行参观美国国会图书馆，馆中要员导观馆里的藏书库，傲然有得意之色，同行诸公也都啧啧惊叹，钱先生默不出声。馆中要员问钱先生觉得如何，钱先生忍俊不禁，对曰：“我也充满惊奇，惊奇世界上有那么多我所不要看的书！”那人愕然，旋即大笑曰：“这是钱教授的风趣了！” 钱先生真是智者快语。蔡先生偶尔也会不谦虚一下。他在《直译》里说：“‘账单上盖上账目已经偿付的记号’，中国人说‘付讫’，也有这样的戳记。‘已经偿付’不是人话。”这“不是人话”凶得多好。

第二辑 小序第51节 古道西风鞭瘦马

离开新闻工作岗位匆匆一年，我惦念的不是新闻事业的崇高理想，不是传播媒体的社会责任，更不是报业减价战对报纸的盈利会有多少影响。我惦念的是还在从事新闻工作的记者、编辑；我惦念的是球赛受伤的小马；我惦念的是把一生奉献给这一行的老兵，有的默默过世了，有的年迈退休了。我惦念的是不会炒楼、不会钻营、不会献媚、不会忘本的传媒中人，不是只会玩上市游戏不懂得笔墨规矩的文化侏儒。我不想再听到“报人操守”、“书生气节”变成了不是报人、不是书生的人高喊的口号。我只想听到平平实实、真真诚诚的新闻工作者的声音：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的声音。 “这一篇，不想高调的喊新闻自由，不想藉这件事，呼吁你们以后要支持《凸周》。我所关心的，只有天爷。”梁天伟出事之后，他的周刊创刊号的压卷之作，是徐少骅写的这一篇短文。这样真挚的文字，当今实在很少了。他说：“对不起，因为你出事当刻，我竟不在你的身旁，不能给你一点安慰，一点支持。”他说：“我是天爷一手提拔的，恩重如山，能与他捱这一刀的话，一定不会退缩，一定不会退缩。”天伟听到这样的声音，一定会觉得他那几刀都不是白挨的。读这篇短文，深深感到徐少骅是欲哭无泪了。

“请读者原谅我，这样的一篇文章，对你们来说，或许没什么意义。没有什么新闻自由不容侵犯之类的口号，没有《凸周》一定会办得更出色的承诺。因为，这一刻，我的心中只有天爷。”他说他们这一班后辈都称天伟为天爷；“当他快要陷入昏迷之前，他说的竟是：‘多谢你们照顾我。’” 新闻界有很多很多徐少骅这样的年轻人：“眼见得路迢迢，芒鞋邋遢，抵多少古道西风鞭瘦马。”不要辜负这些勇敢纯真的心灵。但愿梁天伟平安复元；但愿这些年轻新闻工作者也永远平安。前不久我跟一位退休了的老报人叙旧，谈到几位退休之后过着清淡生活的老编辑、老记者，他们都在一家报馆里工作了好几十年，如今岁月寂寞，往事依稀。听说他们谈起大半辈子的报馆生涯，只能感叹说：“不敢回忆，不能忘记。”我看到那位老报人脸上绽开笑容，眼中闪着泪光。 画完最后一笔文人画 溥心畬谢世，周弃子写《中国文人画的最后一笔》，说文人画通常指画功平平而贵其书卷气的画，其实不然；文人画的作者必须书读得多又读得通，画又确能显示高度的功力水准。他说，这样的画家代不数人，溥心畬死了，文人画的最后一笔也画完了。我不很同意周弃子的观点。溥先生死了，还有他的学生江兆申先生。

江先生是我很投契的朋友，更是我很尊敬的前辈；他的画，他的诗，他的字，都显露出他渊博的学问，也散发出他真诚的为人。早就知道晚春初夏之间他会到沈阳去，却不知道这最后一笔文人画竟在沈阳画完。 十几年前金耀基兄任新亚书院院长，请了江先生来港讲学；是耀基兄介绍我和江先生认识的。当时他似乎已经当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我们通了很多信；我很喜观他的诗，他的联语，他的画，他给我写了好多幅。有一天，江先生寄了一张新作给我，信上说：“窗间得雨景一小幅，着墨亦不多，悬之高斋，或兴旧雨之思耳。”江先生写的信像诗话，像小品，像明清笔记，我几乎全背得出来，背多了就学会写书卷气的信了。去年他的学生李义弘和侯吉谅过港，我请他们到一家杭州馆子吃清蒸甲鱼；甲鱼是杭州空运来的。过了不久，江先生来信云：“飞来鳖之佳，李义弘已手比口喻，唾沫横飞久矣，昧昧吾思之。”旁边再加一行小字说：“前人应试文误作妹妹吾思之，考官因批：哥哥你错了。”“昧昧”是想念深切貌，语出《书·秦誓》：“昧昧我思之。”到了年底，江先生夫妇果然从上海路过香港回台湾，尝了飞来鳖，在陆羽品茗，还要我带他逛古玩铺买古印。

十几年前我带他去过，只选到三五枚；这回运气好，铺子里刚收得一大盒古铜印，有百多枚。江先生满心欢喜，买了七十几枚，说是回去还要逐枚洗刷挑剔，足够玩上几个月了。岂料回到台北，他又“昧昧我思之”，电话嘱我把检剩的那半盒古印全买下来。我赶紧给他办了这件大事。 江先生给我的信，经常穿插收藏古玩字画的片段，像《春游琐谈》那么好看。有一封信上说：“旧得翁叔平大书虎字，上有生辰印为寅年寅月寅日寅时生，款书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写，是此老六十岁所作，款印与书合成九虎。因兄谈及挂字画可以转运，寒斋亦有此吉祥物，当奇货可居矣，一笑。”昨夜泪眼翻读手迹，竟对着他的信脱口说：“江公，你怎么忘了带着这件吉祥物到沈阳去？”…… “列宁是唱什么的？” 唐振常先生写《文化人无文化》，说夏衍老人谈作家的修养，认为鲁迅、郭沫若一代比夏公一代强多了，夏公这一代又强于下一代。文化修养恐怕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唐先生说，中央电视台的电视连续剧《康熙大帝》有一幕见熊赐履为康熙讲书，手上拿的一本线装书，书题竟是《程朱理学》四个字。程朱理学是对宋代理学的笼统称谓，从宋代至清代到现在，根本没有一本著作是叫《程朱理学》的。

唐先生还说，剧中演员读别字错字也不少，“官吏之贤否”、“虚与委蛇”的“否”与“蛇”都就本音读。唐先生慨叹演员连气质都不如上一代了：江南名武生盖叫天识字不多，下得台来言语举止皆无俗气；四大名旦梅、程、荀、尚文化修养都高，梅、荀更是能书善画；程砚秋对罗瘿公是终身师事，等于梅兰芳之于齐如山；周信芳藏书甚富，喜读书，也是艺林佳话。 我不懂京戏，却爱听，觉得戏词都是上佳的文字。四大名旦的老师王瑶卿对这四位学生的艺术特征有所概括，说梅兰芳的“样儿”、程砚秋的“唱儿”、尚小云的“棒儿”，还有荀慧生的“浪”，确也大有意思。汪曾祺先生说，解放初期曾经组织艺人扫盲，教艺人上课认字。当时全国向苏联一边倒，课堂上于是不断提到列宁、斯大林。有一位艺人一直在打盹，忽然睁开眼睛问道：“列宁是唱什么的？”徐城北记汪先生讲的这些梨园新笑话，认为“古朴、浑然”。汪先生的笑话果然都流露出他深厚的文化修养。 有学问的人文化修养与气质未必高妙；有文化修养与气质的人可能没有太大的学问。研究程朱理学的学者文化气质高雅者不多。

维多利亚时代的淑女不得轻易流露爱欲（passion），维多利亚女王于是叮咛出嫁的女儿床笫之间要“心怀英国”（“thinkofEngland”）。语虽滑稽，却见文化。有大学问而又有文化修养与气质，当然最理想了。钱书先生到日本东京大学即兴讲演，引S.T.Coleridge的话，说“各位有knowledgeofmyignorance，而我只有ignoranceofyourknowledge，诸位对我的无所知有所知，而我对诸位的所知一无所知……”，钱先生这是在耍文字游戏，是故意露点文化修养的假谦虚，难怪录出这篇演词的王水照说，钱先生这番话“亦庄亦谐，而又有一股英迈凌厉之势”。钱先生的文章写什么像什么。或问：钱书是唱什么的？答曰：什么都会唱。

第二辑 小序第52节 抚想当年鬓香钗影

上海的陆灏在北京买到一部《高凤翰砚史》，托施康强先生带来给我。施先生参加中文大学的翻译会议，来去匆匆，只好把书留给金圣华等我去拿。我们通了一两次电话。那几天施先生忙着开会，我也一时分不了身，错过了去拜访他的机会，实在失礼，深感歉疚。我早就拜读过施先生的《都市的茶客》，格外喜欢书中《奏淮河里的船》那几篇文章。施先生的《媚香楼记》是这样开笔的：“明末乱世，秦淮河上却是说不尽的风流繁华。旧院名妓，个个色艺双绝，相与的又都是一帮意气风发的贵公子，正所谓‘家家夫婿是东林’。嫖妓不忘忧国，忧国不忘宿娼，这是那个时代那阶层的特殊情形，后人不必苛责前贤。明亡后，名士皆埋骨青山，美人亦栖身黄土。我们只能从余怀的《板桥杂记》抚想当年的鬓香钗影、红巾翠袖。” 这样漂亮的文章，读来舒服得很，更证明白话文一白如水，根本无从寻味，非用文言气势淡淡渲染一下不可。文言者，未必是《前汉书》、《后汉书》那样的古文，明清一些好东西，一生消受不尽了。余怀的《板桥杂记》，江苏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的版本甚好，袖珍小本，连珠泉居士的《续板桥杂记》在内，总共才六十五页，当年秦淮河上多少明灯青丝翠袖红唇的故事都在里头。

书中有一段说艳妓寇白门为保国公朱国弼购之，后来京师沦陷，保国公生降，白门以千金给他赎身，匹马短衣，从一婢而归，归为女侠，筑园亭，日与文人往还。到了美人迟暮，一度跟过扬州某孝廉，不得志，又回金陵。余怀说：“老矣，犹日与诸年少伍。卧病时，召所欢韩生来，绸缪悲泣，欲留之同寝。韩生以他故辞，执手不忍别。至夜，闻韩生在婢房笑语，奋身起唤婢，自数十，咄咄骂韩生负心禽兽，行欲啮其肉。病甚剧，医药罔效，遂死。”余怀简直是用司马迁那样经济的文笔写人写情，生动极了。一八八一年英国小报People专派记者去挖丑闻，不惜假扮嫖客去跟妓女淫媒打交道套消息，稿子收尾例必来一句“本报记者借故抽身”（“ourreportermadeanexcuseandleft”），成了名句。余怀不是记者，不必借故抽身。施康强先生的文章仿佛带着余怀重临秦淮河指点屐痕，谈吐一旧一新，都可诵。 “随便她唱吧！” 《堪隐斋随笔》里说，从前豪门公子、风流名士听北方的大鼓书，都狂捧鼓姬歌姬，争相花钱点曲，一连点上一两打，以示阔气。这些客人通常都会怜香惜玉，生怕累坏美人，只说：“随便她唱吧！”前台于是高声喊道：“有题目！

某某某随便唱一段！”这一声“随便唱一段”，往往苦了美人，跟琴师商量半天也决定不了唱什么。花钱的大爷要是讲明要大西厢、要打花鼓，前台高喊“有题目”之后就说某某某唱一段什么，美人们移步出来，响弦就唱，反而省事。谢兴尧先生因此说，写文章的人也跟歌姬有同感，不是文章难写，而是题目难找，无怪乎老辈文人写诗想不出题目往往以《无题》、《咏史》冠之矣。 琼瑶写小说，题目总爱从古诗词里挑浪漫的句子，《烟雨》、《庭院深深》、《一帘幽梦》，十足深闺情怀，弄得她的《窗外》一出，李敖为文讥之曰：“没有窗，哪有窗外？”其实题目最紧要是引人入胜，想看内容。琼瑶小说赢得那么多读者，证明她从书名到内容刻意营造的情致是有市场的。海明威很喜欢他的小说ForWhomtheBellTolls（《钟为谁敲》）这个书名，写信跟朋友说，这个书名独具题目应有之魅力（“Ithinkithasthemagicthatatitlehastohave”），只可惜bell一字的现代含义牵涉电话。“钟为谁敲”典出十七世纪文豪JohnDonne之名句，开句点明“人人都非孤岛”（“NomanisanIsland”

），说世界大同，人类一体；别人一死，我也受损；丧钟一敲，即为我敲。（“Andthereforeneversendtoknowforwhomthebelltolls;ittollsforthee.”）毛姆（WilliamSomersetMaugham）跟海明威一样，书名力求奇特；他的小说TheMoonandSixpence（《月亮与六便士》）影射法国印象派画家高庚生平。这个书名很别致，原来是《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一篇论毛姆《人性枷锁》书评中的一句话套出来的；那句话说书中主角难逃年轻人通病，一心将心向明月，不知脚下躺着六便士。（“Likesomanyyoungmen...sobusyyearningforthemoonthatbeneversawthesixpenceathisfeet.”） 会出题目让人去做文章固然高明；会给自己或别人的文章和书起个好题目好书名也是大学问。希特勒的名著《我的奋斗》（MeinKampf）是一位编者想出来的书名，希特勒原来的书名是《四年半里反谎言、反愚蠢、反懦弱之斗争》。

第二辑 小序第53节 会讲英语的人被强奸？

我在《“列宁是唱什么的？”》一文中提到钱书引S.T.Coleridge的话，说“诸位对我的无所知有所知，而我对诸位的所知一无所知”。友人的友人看了托友人问我知不知道Coleridge此语原文是怎么说的。我不知道：当时我查过手头杂书，只查出Coleridge在BiographiaLiteraria中有一句话说：识破作者无知之前，姑且当自己不知其所知。（“Untilyouunderstandawritersignorance,presumeyourselfignorantofhisunderstanding.”）这句话真是见道之语，似比钱先生所引那句更堪寻味。年事越大，经历越多，猎涉越广，自然越不敢自以为是；于语言文字一道尤其如此。最近一名不谙水性之十三岁小童在一处水潭戏水遇溺，报上说他“送院后需转入深切治疗部，情况恶劣（veryill）。”有人看了问我说，此间医院区分病人病情，说“恶劣”当用poor一字，怎么突然冒出个veryill来？我觉得记者照医院界定的病情形容病人状况是正确的；此处中文用“恶劣”

，附加英文veryill，必有因由，很可能是医生认为病情比poor严重，却不到critical的地步，记者加两个英文字并不为过；“情况”与“恶劣”之间加个“非常”就更清楚了。这位记者肯定并非无知，读者不知其所知耳。 一九六〇年，刚独立的比利时前殖民地刚果烽火连天，千百名比利时平民挤在机场等飞机来把他们疏散到安全的地区去。一位英国广播电台的电视部记者带着一队摄影队在人群中大声高叫：“这儿有没有会讲英语的人被强奸？”（“HasanyoneherebeenrapedandspeaksEnglish？”）闻者都觉得这位记者凉薄无情；不会讲英语的被强奸就他妈的不要紧了？女人明明被强奸了你他妈的还要她出来当众认了？其实他是在执行记者的工作，要报道乱局中蹂躏无辜的消息，还要找些会说英语的受害者现场讲述惨情。EdwardBehr后来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HasAnyoneHereBeenRapedandSpeaksEnglish？ 人皆为己。口头骂骂别人凉薄无知并不难，置身处地替别人想想就不容易了。有个病人后颈风湿痛去看医生。他对医生说：我的风湿痛在我后颈，真是痛错了地方了。

医生说：你倒说来听听，不痛在你后颈该痛在什么部位才不算痛错了地方？病人不假思索，马上答道：痛在你阁下的后颈不就对了吗？！ 夜行者的独白 《明报》国际焦点版报道科学家的研究报告，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