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节

就此偃旗息鼓了。 当时，广州的某某晚报的一位朋友打电话提醒他说：颂今老师，你要当心点，殷记者正在报社传真他的文章。这篇文章到底会在多少家报纸见报，谁都说不清楚，可能会出现举国上下，一致声讨的局面，你要有点思想准备。 听了这话，吴颂今真有点傻眼了。他预感到这篇文章所造成的冲击波，会远远大于“透明物”那篇，如果全国几十家甚至几百家媒体发表出来，然后再接着来一群“你以为你是谁”之类的言论助阵，会不会形成一场全国性的针对他的“大批判”？谁知道“炮打”的文章在全国不少报纸发了之后，并未引来什么评论文章，这是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 第二个没想到：这次事件对吴颂今的名誉损害，远远超出了他的估计。 吴颂今调到广州不久，就成了广东省音协的理事，已经连任了两届。以他在中国音乐界的贡献，如果没有意外，这个理事很可能会一直担任下去。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随后进行的音协理事会改选，新公布的理事名单中没有他，也没有任何人给他提供任何解释。他知道是“炮打”事件产生了不良影响，也不便问起此事。差不多也是那段时间，他的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理事与中国儿童音乐学会理事两个头衔，也悄悄地没有了。 影响远远不止于此。“炮打”事件后，吴颂今决定开始一场为自己正名的行动，这一行动的第一步，是将新时代告上法庭。打赢这场官司之后，许多媒体再次关注吴颂今，其中有一位电视台的年轻记者小平，在吴颂今的办公室里对他进行了一次全面采访。 采访结束时，小平感慨地对吴颂今说：“吴老师，真没想到，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在此之前，我们一直认为你是一个坏老师的典型。” 听了这话，吴颂今大吃一惊，问道：“你说的我们，是指谁？” 小平说：“指像我这样一些从业时间不长的年轻娱乐记者。” 那一刻，吴颂今差不多是天旋地转。既然许多年轻的娱乐记者都一致认为他是一个“坏老师的典型”，那么，那些年轻的歌迷们呢？他们会怎样看吴颂今？ 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吴颂今拿出将近20万元私人积蓄开了一场音乐会，原想通过这次音乐会对自己的前半生进行一次总结。

他无论如何没有料到，这大笔钱换来的却是一次轰轰烈烈的“炮打事件”，结果成了对他的音乐事业以及人品的彻底否定。 不久之后，这场发生在媒体上的战争暂时地告一段落了。吴颂今成了失败者。 站在杨钰莹的角度替她想一想，估计她也并不觉得成功。我没法知道杨钰莹的真实看法，估计她内心深处的挫败感，与吴颂今相比，不遑多让。 有趣的是吴颂今对杨钰莹所持的感情。吴颂今介绍说，千禧年时，广州搞了一个广东20年流行音乐回顾活动，请回了很多老歌手同台演出，杨钰莹也回来了。这是迄今为止吴颂今最后一次见到她。当时，吴颂今和其他几位广东著名音乐人一起，就坐在台下第一排。离舞台特别近。参加这个活动之前，因为知道杨钰莹要来，他做好了准备，待她演唱结束后，一定要到台后去找杨钰莹，当面问一问她，报上的那些话，是不是她亲口说的。可是，看到她往台上一站，吴颂今顿时呆了。 吴颂今回忆说：“那天，我看着她在台上的样子，头上戴了一朵红色小花，穿了一套时尚而随意的短衫加长裙，唱歌时一动起来，就露出了一小截肚子，肚脐眼也露在外面，娇娇嫩嫩，漂漂亮亮。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穿露脐装，虽然有点不习惯，倒也不觉得别扭。

一看到她，我心里所有的怨气都没了。我想，她还是那么娇嫩，还是那么可爱，还是那么天真无邪。像她这样一个纯洁的女孩，怎么可能说出那样的话来？” 后来，主持人在台上作现场采访时，问道，杨钰莹，你唱了这么多年歌，自己最喜欢的歌是哪一首？她没有具体指哪一首，而是笑着说，还不是那些老歌？然后唱了起来： 轻轻杨柳风，悠悠桃花水， 小船儿飘来了俊俏的小阿妹…… 这正是吴颂今10年前为她度身订做的《风含情水含笑》。说到这一细节时，吴颂今眼中闪出一丝晶亮之色。

官司恩怨篇杨钰莹怒告羊城媒体

杨钰莹怒告羊城媒体“假新闻” 吴颂今自述： 经历了“师生恩怨”风波之后，我跟杨钰莹已经没有了来往。但是她毕竟是自己过去的签约歌手，我无法不关注和牵挂着这名昔日弟子。 2000年广州的某某都市报那篇杨钰莹“复出揭秘”的文章出来时，我接到过不少电话，都是打听这件事的。 放下电话，我就跑到公司外面的报摊上，买了一份报纸。看完了大吃一惊，心中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滋味。我知道，那上面的文字，至少相当一部分是真的。上面提到赖姓男友，我早在几年前就已经知道，那个人叫赖文峰，是厦门的一个大富豪。我不能确定的是，她和他是否已经结婚，他是不是真的已经出逃国外以及她是不是真的失去了经济保护伞。此时，远华案已经立案一年，虽然国内尚没有全面报道，但我已略知一二。杨钰莹能够复出，说明她和这桩案子没有直接牵连。 然而，这桩案子对她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她准备怎样来消除这种极其不利的影响？这才是我所关心的。 没料到，几天之后，我就从报上看到她激烈的反应，她姐姐帮她向广州市东山区人民法院递交诉状，告某某都市报造谣诽谤。我再次暗吃一惊，同时也为她捏了一把汗。

几天之后，我接到被告某某都市报一位熟悉的女记者打来的电话，问我能不能在法庭上给他们报社做证人。我吃惊地问她：给你们当证人？证明什么？你们为什么想到找我？她说，证明我们的新闻是真实的，因为你是杨钰莹的老师，对她的情况比较了解。而且，杨钰莹和赖文峰的事，在娱乐圈并不是什么秘密，你可以在法庭上为我们作证，说出你所知道的一切。 我说，不，我什么都不知道，这个事我没法帮你们。 这位记者又以主编的名义，把我请到报社去，让他们的法律顾问做我的工作，希望说服我。 我表示，我也是从他们报纸上得知这个消息，究竟是真是假，并没有第一手的资讯证据。圈内的道听途说，怎么可以在法庭上作证呢？我歉意地表示，真的没法帮这个忙。 从报社回来后，我心里一直挂着这件事。 将近两个月之后的8月12日，某某都市报刊登了一篇正面采访杨钰莹的独家专访《杨钰莹真的回来了》，向杨钰莹表示道歉，还配了杨钰莹手书“祝某某都市报的读者朋友愉快”的亲笔题词和大幅照片。 这场官司以报社低头服输收场，杨钰莹撤诉了。 后来，在一次活动中遇到了找我作证那位女记者，我问她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

她说，这桩官司，报社没法打下去，因为当时中央有规定，不能随便公开报道远华案，更不能采访与远华案有关的消息，只能发新华社通稿。杨钰莹要打官司，报社又受这条宣传纪律的约束，没法做深入的采访，无法获得任何直接的证据。所以，报社就想通过旁证来打这场官司，没料到，他们找了很多人，人家都不愿出面作证。 我说写这篇文章的“丽江人”总会有证据吧？她说，丽江人也是听音乐圈内的一个熟人说的。那位知情人事后不肯出庭，还说：如果你们把我抛出来，我就否认我说过类似的话，我会反告你们的。因为当时没有录音，又不是正式的采访，所以这桩官司根本没法往下打，只好接受了杨钰莹方面提出的庭外调解条件。 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桩官司以庭外和解结局，对于杨钰莹来说，是最好的结果。

官司恩怨篇《灞桥柳》

《灞桥柳》——未曾起诉的词曲侵权纠纷 吴颂今自述： 陈某在报上公开暗示新时代从未欠过我的钱，实际上呢？在我和新时代刚刚合作不久时，他们就曾侵害过我的权益，在我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用过我一首歌并且没付一分钱稿酬。这首歌就是《灞桥柳》。 《灞桥柳》是我初到广州时的作品，由陈小奇作词，先后有好几位歌手演唱过。后来由张咪唱着它又荣登《岭南新歌榜》，获得广东新音乐十大金曲奖。这首歌至今都是卡拉OK与歌手参赛的热门金曲。 九十年代初广州拍了一部热门电视剧《公关小姐》，借助这部剧的热销，新时代推出了一盒歌带，收录了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歌。因为曲目数量不够，另外还选进去了其他一些歌，其中就有我的这首《灞桥柳》。据新时代的宣传资料称，这盒带子卖了60多万盒。 因为没有任何人通知我，我对此一无所知。 有一天，一位朋友找我办事，分别时说他很喜欢《灞桥柳》这首歌，能不能签名送一盒带子给他。我说没出过带子。他听说后十分惊讶，说现在街上到处都在卖呀。我同样十分惊讶，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说，《公关小姐》里面就有这首歌，现在卖得非常火。后来，我去街上买了一盒，果然有这首歌。

这首歌新时代是怎样弄到手的，我至今没有弄明白。 那时，我还没有什么被侵权的概念，只是觉得新时代没有得到作者的同意，就用了这首歌，不够地道。至少，他们应该给我样带以及稿费。我当时以为他们迟一些会有说法。可是几个月过去了，什么消息都没有。一位姓耿的女记者偶然知道了这件事。她说，《著作权法》6月1日开始实施了，他们这样做是侵权行为，违法了，你应该向他们要稿费。我说要钱这种事，有些不好意思开口。她说颂今老师你真是太文人气，他们用了你的作品，就该给你付稿费。你向他们要的不仅仅是钱，而且是法律权益。新时代是很懂得用《著作权法》的，不久前嘉应音像公司未经同意使用了《公关小姐》的肖像照片做音带封面，新时代立即以侵犯版权为由，将人家告上了法庭。 即使如此，我还是觉得不好意思开口。事情非常凑巧，不久之后，《公关小姐》的责任编辑向我约稿，我将稿子寄给他的同时，附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说：“某某先生，你们出版的《公关小姐》里面选用了我的《灞桥柳》。我至今没有收到稿费和样带，请你方便的时候给我送两盒样带，如果有稿费的话也一并给我。”所谓“如果有稿费的话”只是一种委婉的说法。

他们对此置之不理，不久，我和这位编辑见面了。我当面向他提过这件事，他嗯嗯啊啊的，顾左右而言他，回避了这个问题。 现在的事时常会颠倒，低头讨债抬头欠债。欠债的人像皇帝一样理直气壮，讨债的人像做贼一样难为情。他任意践踏你的合法权益，还可以大言不惭；你表达自己的不满，还得委婉曲折，低声下气。高兴的时候，他给点小钱打发你了，不高兴，正眼都不瞧你一下，让你半点脾气都没有。 又过了一段时间，那位姓耿的女记者遇到我，问我事情怎么样了。我说我交涉了两次，人家都不理，我不好意思再要了。听了这话，女记者颇多感慨，提笔写了一篇评论《举起手中的利剑》刊登在《广东法制画报》上。她以我的这件事为例，说自命清高死要面子，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遗传病。为钱去争，很伤自尊心，很“掉价”。提醒大家要“勇敢地举起（《著作权法》）这把‘尚方宝剑’”，勇敢捍卫自己的著作权。

官司恩怨篇三年告倒“新时代”

不忿甜歌被侵权，三年告倒“新时代” 吴颂今自述： 我和新时代影音公司打的一场官司，就是一次被逼上梁山的经历。 在那次“批斗会”上，陈某往我身上泼了许多脏水，他指责我的主要有两点。其一，吴颂今是一个贪财的人，早已经拿到了自己该得的一份，花完之后，又跑来倒打一耙。其二，吴颂今是无理取闹，无论是新时代还是杨钰莹，早已经和他算清了经济账，丝毫不欠他的了。所以，他用一句话对我的人品作定义“批评唯利是图，是应该的”。 新时代到底欠不欠我的，陈某所说的话到底是否事实，这是一切的关键。陈某是“批斗会”的组织者之一，随后许多音乐人的发言，都是因为他这番对“唯利是图”慷慨激昂的“批斗”，全都是根据他提供的这些“事实”引发的。如果我能够证实陈某在“批斗会”提供的“事实”完全不是事实，而是满口谎言，则“批斗会”上所有一切言词，不攻自破。 我当然没有考虑通过媒体来说，因为此时我已经发现，通过媒体来说这些事情，只可能越说越乱。像陈某根本没有给过我解约费之类的钱，他却可以言之凿凿地说转交给我3000元，还说手中握有我打的收条。媒体竟然在不加任何核实的情况下，也一样照登出来。

有了这样说话的人以及给这类话提供发布场所的媒体，能够说得清楚这类事情吗？ 因此，除了打官司，我别无选择。 我聘请了广东金轮律师事务所的赵以敏与谭日兴两位律师，由他们出面代理，将我的诉状递到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 我希望通过这场官司，跟新时代或者说跟陈某算一个总账，一次算清楚。 官司进入正式程序之后，我开始意识到，这个想法未免过于天真。这个账根本没法算，也难算清楚。立案的第一天，我就遇到了这个难题，我不得不改变主意，只和新时代算清部分账，以点带面，只要最终证明他们是欠我的，这就足够了。 从《灞桥柳》开始，新时代对我的侵权，涉及到我写的词曲38.5首之多，其中由杨钰莹演唱的有20多首，另外还有如《俏妹引得情郎来》里面的12首词2首曲和其他作品。我当时所掌握的侵权载体，亦有近40个。 我的律师去法院立案，法官建议说，要么，一首歌立一个案，要么一个载体立一个案。因此，我从中先选了杨钰莹第二个专辑中的10首歌，决定以歌立案，主要是《风含情水含笑》里的10首歌，立了10个案。

外人只是通过媒体得知我和新时代打了一场官司，却不知道我和新时代实际是打了10场官司，还有近30场官司未打。 实际上，新时代的侵权行为发生已久，从我和律师搜集到的证据来看，新时代的所作所为决不是小打小闹，简直到了明火执仗、肆无忌惮的程度。 开庭时，我们拿出了30多个侵权产品的物证。除了少数几个之外，他们一概不承认，要么说这不是他们出版的，要么说那是别人盗他们的版。新时代的律师大言不惭地声称：被告“已经以每首500元为代价一次性向吴颂今买断了十首词两首曲的独家使用权”。事实上，其所谓的“每首500元”只是该公司在杨钰莹专辑《风含情水含笑》音带与CD初次出版时向本人支付的（自1991年12月12日至1992年12月11日）一年合约期使用费。 市中院在庭审时查明双方的合约注明“使用期限为一年”，可见新时代并非是“一次性买断”，一年之后的复制使用确属侵权。 第一次开庭只审了《风含情水含笑》这首歌的4号案。第二天再次开庭，又审理了另外九首歌的九个案子。和第一天开庭的情况类似，他们还是不承认我们出具的物证，声称自己也是受害者，是被别人盗版了。

休庭后，我和我的律师都觉得，既然他们否认我们所出具的证据，要让他们在法庭上承认侵权事实，我们只有再去深入调查取证。 首先是寻找新时代出具的加工委托书。可是只有很少单位予以配合，大部分单位怕麻烦都婉拒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取得了好几份加工委托书。 第二个证据是出版月报表。 我们去了广东省音像管理处。但只查到了最近三年的记录。即使如此，我们也拿到了新时代侵权的大量书证，其中还有一些我们没有发现的新载体。 同时，我们向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和中国版权保护协会咨询，他们告之说，北京有一家国家版本图书馆。国家规定，所有出版社的正式出版物在出版后规定时间内，必须将样本呈送国家图书馆收藏，同时必须附上清单。经过对方查证，我们拿到了第三部分证据。 第四部分证据来自一些音像加工或销售公司。有一些载体并不是新时代再版也不是重新编辑出版，而是将版权卖给了其他的音像公司，然后由买版的音像公司加工发行。我们在法庭上出示这些载体物证时，大都被新时代否认。我的律师因此和这部分公司接洽，拿到了新时代和他们签署的版权转让或者是委托销售合约。 此外，我和我的律师还去音像市场搜集证据。

结果，陆续发现了64种侵权载体，这还不是全部。因为新时代将版权或销售权卖给了全国几十家音像单位，有许多单位仅仅只是在当地发行，我们无法获得所有证据。 2002年8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我胜诉了。 2003年7月2日，高院作出终审判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判决被告新时代承担二审诉讼受理费25190元。 终审判决后，新时代以公司濒临破产，拒绝执行判决。我不得已向法庭申请强制执行。然而，当我和法庭一起前往新时代强制执行时，才发现这间公司空空如也，房产、汽车等固定资产，全都抵押出去了，一点值钱的东西没有。公司的账上没有一分钱，只有大笔的债务。 局外人只知道我赢了这场官司，并且讨到了16万元赔偿的说法，却不知道，此事过去已经相当长一段时间，至今我却连一分钱都还没有拿到。

官司恩怨篇新时代跟杨钰莹的关系

吴颂今状告新时代跟杨钰莹有何关系？ 策划人旁白： 有的记者采访时问吴颂今，此案与杨钰莹是否有关？她对此案态度如何？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杨钰莹既不是被告，也不是原告，此案与她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事实上，涉案的十首歌又全是吴颂今为她专门度身订做的，也是由她演唱的，新时代出的这些侵权碟，全部都是她的个人演唱专辑或合辑。而且，这场纠纷因她本人对师长的不尊而起，又因她的老东家新时代的违法而升级。所以，无论如何，杨钰莹也很难在这场官司中淡出媒体与公众视野。 因为这些年吴颂今同杨钰莹已没有什么联系，她对本案的态度吴颂今自然不得而知。但是有趣的是，在打官司之余，吴颂今曾对他的律师说：新时代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编、出版、发行杨钰莹演唱的这些甜歌，不知道是否依法经过了她本人的授权？是否付给了她应得的演唱酬劳？ 律师觉得此人真是不可理喻。这对师徒已经闹得如此不可开交，路人皆知，吴颂今怎么还在为杨钰莹这个学生着想呢？吴颂今正色答道：毕竟曾经师生一场嘛。 对吴颂今创作的那些甜歌，他早已向新时代发出书面申明：“未经授权，不得使用”。但是，对杨钰莹，他却至今未发出同样的禁令。

据我所知，同样是跟自己制作人闹翻的歌手，比如高某某，其成名曲《牵挂你的人是我》作者老师说从今以后不准再唱，他就不能再唱了。可是吴颂今心太软，硬是下不了决心开不了口，禁止四处走穴四处商演的美女学生唱他的歌赚钱。曾经有记者给他出主意，让他设立一个举报电话，向传媒公布：观众在哪里发现杨钰莹唱了他写的甜歌，欢迎举报。这位音乐人一笑了之，当他们开玩笑。反而说，想唱就唱吧，只要按法律规定打声招呼，别忘了付费就行。要是杨钰莹不打招呼又不付费怎么办？其实他也无可奈何。 这就是一介书生吴颂今。

官司恩怨篇为梦写句号

为梦写句号——我为什么写这本书？ 吴颂今自述： 这本书终于完稿了，它是我写作计划中自身经历纪实文本中的第一册。 当我为这本书写下最后一个句号，也就是为我曾经的一个梦写下了句号。 这个句号写得异常艰难。因为这个梦做了长达20年时间，而为了写这个句号，我又酝酿了五个年头。五年前的那次“炮打”吴颂今事件发生之后，我就开始着手做两件事：一是和“新时代”打官司，向某些信口雌黄、恶意歪曲我的人讨个说法；其次就是写这本书，澄清事实，昭示世上，我和杨钰莹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同时也希望借此唤起杨钰莹的某些记忆。 写这本书的过程，是一个与酸甜苦辣的回忆纠缠的过程。我不得不重新翻捡起那些尘封已久的往事，灵魂仿佛又经历了一次洗礼。那些日子整天食不知味，卧不安枕，心力交瘁。在键盘上敲定最后一个字，如同一个长跑运动员冲向了最后的红线，长久压在心头的一块巨石终于卸下。 五年怀一孕，一朝瓜熟蒂落，那种心情，谁人能解？ 有人问：以如此代价来写这本书，值得吗？杨钰莹对于你，真的那么重要吗？ 说句心里话，我做这一切，只缘于一个简单的理由：我不想被公众当成坏人。 做个好人，是我的家训。

我的父亲是30年代上海一所名牌大学毕业的会计师，一个典型的旧知识分子，饱受传统文化浸染，一生谨慎为人，乐善好施。母亲虽为家庭主妇，但知情达理，博爱正直，温良贤淑。自小受家庭熏陶，受父母训诫，耳濡目染，“做一个好人”成了我人生的准则。 碌碌人生，转眼50年过去了，周围的同事朋友熟人，给我的评价正是“好人”两个字。我为这两个字而欣慰满足。 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