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冰心印象第19节 书生荒煤(2)

我第一次发现这种变化是1978年我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见到他的时候。那时他刚刚就任所长，我则是在经历了“文革”之后第一次到北京。一见面彼此就兴奋地讲起共同熟悉的同志的近况。他还极力怂恿我立即去看那天正好来社科院办公的周扬。这时我发现他与过去判若两人，好像蜕下了那层硬壳后，人变得轻松自如了。从此我在他面前也像在某些熟悉的前辈面前那样无拘无束。在某些问题上遇有看法不同的时候，我也会直言不讳地和他进行争论，有时讲话甚至没轻没重。比如，他在文学所工作时，和后来他从文化部退下来之后，他仍对电影事业恋恋不舍、念念不忘。按照我们一般人的看法，人退下来就该撒手了，有意见可以写文章表达。因此，我就常以开玩笑的方式有意地激将他说：您何必“单相思”，让人觉得您恋栈。他虽面孔微红地申斥我：瞎说！却也并不恼怒。 我真觉得他阴差阳错地回到文学岗位上来对他是一大幸事。他的所长原本在于文学创作，而不是行政管理。从他发表头几篇悼念文章开始，我就觉得他不愧为一位散文高手，搁笔三十年后文字未见滞涩。他的悼念文章不像有些文学新手那样毫无节制地一味悲天恸地地哭号。

在他的文章中固然也流露出哀伤之情，但他更善于通过一些富于表现力的细节进行抒情，显示了作者细致的观察力、精确的记忆，和细腻的感情。特别是怀念齐燕铭的那篇《不能忘却的纪念》，是写书生挨整遭难的一个精品，读来不但令人回想起那个可怕的年代而心悸，为之心酸，而且读到某些段落还会让人发出感叹的苦笑。在此我再引录两段。 （1964年）有一天，文化部党组务虚，研究究竟为什么犯错误，犯了什么错误，有的同志有不同意见，另一位同志则侃侃而谈，说他早已预料到会犯严重错误……燕铭突然站了起来，说了一句，“文化部搞得这个样子……”就失声哭了起来。夏衍接着紧紧把一双手捂着脸，低下头来。我也再不能睁着眼睛去看别人了，也觉得眼前一片模糊。燕铭这一哭，把大家的心情都弄得很沉重。我甚至埋怨他，真是书生气。哭什么呢？—— 这种没有任何铺排渲染的白描式的写法，反而留给读者更多思索的余地。另一段写到“文革”中闻名全国的一件事：造反派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几万人的批斗“黑帮”的大会之后，立即印发了一张所谓《百丑图》流传全国。凡见过那张印满一幅幅被扭曲得千奇百怪不成人形的“牛鬼蛇神”

照片的印刷品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那些惨不忍睹的形象。荒煤写到齐燕铭也被揪去了，回来之后，他没对荒煤说自己遭受到什么样的折磨，反而评说“这个会开得不好，秩序很乱，发言听不清”，还讲到有位比他更大的“黑帮分子”在散会后，居然对造反派头头们埋怨了一句，“你们怎么搞的，这个会开得乱七八糟的！”结果马上被人揍了一顿。这还不算，荒煤紧接着写道： 第二天我上街去买小报，我在一家机关门口看到了昨天揪斗大会的一张“百丑图”。燕铭那一张照片的姿势实在很不妙，是“飞机式”，弯着腰，两手被扭到背后，头却被拽着不长的头发向上仰，于是燕铭那双近视眼就翻着白眼，像是惊恐，又像是痴呆的样子。一想到昨天他回来后那么高兴的神气，我真感到难过。 回到宿舍我告诉了燕铭。没想到他向我详细打听这个机关的地址。他居然要去看看这张“百丑图”。我不同意，说，“别让人认出你来，多麻烦。”他笑笑，说，“我想去看看是什么样子。”他犹豫了一会儿，但还是戴上个大口罩，把帽檐拉得很低，跑出去了。可惜没有找到，回来还觉得很遗憾。 读到这里，真是说什么好呢？只能说：书生啊，书生！你们真是要多傻有多傻！这些书生中既包括齐燕铭，也包括荒煤。

荒煤八十年代在家中 由这些散文，我就想起了四十年前与丽尼齐名的那个荒煤。一次我向他讲起我初中时代读过他的散文，未想到闹出个大笑话。他当时十分诧异地说：我没写过散文，你说的是丽尼、何其芳吧。我十分有把握地报出他文集的书名《忧郁的歌》和《长江上》。他宽容地笑笑说：那写的是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不是散文。我还有点不服气，事后找出他当年的作品来看。 应该说，他的小说和报告文学都带有散文的气息。他的小说不注重情节。他的报告文学也不像夏公的《包身工》那样严守客观纪实的界限，而侧重抒情。它们多以感伤的调子向人们诉说那些辗转挣扎于饥饿、死亡线上的社会底层的贫民的种种痛苦与不幸。与丽尼、何其芳的那种具有梦幻色彩的情调相比，他所表现的显得更实际一些。但是，他也是以悲凉无助的调子唱着一首首忧郁之歌。它们可以说是散文化小说和带有散文色彩的报告文学。 我认定荒煤的作品更接近散文。他是一位擅长抒情的散文家。 他在1978年以后所写的散文，绝大部分是回顾自己的过去和悼念谢世的友人。许多散文带有回忆录性质，但它们不仅限于记叙事实，它们不但记叙了他的人生不同阶段的状况，而且抒发了当时的各种感受。

他写了童年少年时代贫穷的家境，小小年纪就不得不出入当铺、不得不到亲友家去告贷。由于付不起学费，他曾不得不忍受校长、同学的冷眼。他写了他所经受过的饥饿，他所写的饥饿比张贤亮和阿城的饥饿早了三十年，比张贤亮更为不幸的是他没有马缨花的接济，而且在他同样感到来自于饥饿的眩晕的时候，还是把仅有的三个铜板送给了比他更可怜的六岁的孩子。他写了1927年大革命带给他的憧憬与希望，也写了它的失败给予十四岁的他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他写了在朋友们特别是丽尼的帮助下，走进“左联”、走上文学道路，然后走向延安。他写了始于1964年的文化部整风和“文化大革命”中在监狱的七年。他写得情真意切。他坦诚地袒露出自己的内心世界。通过这些文章，他告诉了我们，从童年开始的无法摆脱的贫穷和屡遭挫折，造成他终生多噩梦和从少年时代就患上了忧郁症。这不是那种时髦的置于口头的忧郁，而是病理上的真正的忧郁症，以致造成了他的孤僻、忧郁、内向的性格。

特别是在《梦之歌》中，他围绕着一生无法驱除的噩梦，将昨天、前天和今天，将一生中所经受过的最大的痛苦和一些美好的记忆和憧憬，尤其是对母爱和家庭温暖的渴望交织写来，使我们看到在冷漠的外壳下是一颗布满伤痂的心。我感到了惭愧。单凭自己几次极其表面的接触就对别人进行臧否的评价，这是多么幼稚。我不仅对他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而且，对于他在某种情况下，可能仅仅是为了逃避寂寞而表现出的有限度的妥协，不免产生一种同情与谅解。一个晚辈说这种话，也许是对长辈的冒犯，但是，我说的是实话，希望荒煤同志别生我的气。 荒煤的这些散文不仅让我增加了对他的了解，其中有几篇还引起了我长时间的思考。那就是忆及何其芳和丽尼的那几篇。不知道荒煤自己是否意识到，它们分别表现了由同一出发点同时走上创作之路的三位散文家的三种截然不同的结局。这是怎样造成的？是由于机遇？还是性格？可能这些因素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吧。 也许由于我的期望太高了，因而对于《忆何其芳》这篇文章感到有些失望。它记叙了荒煤与何其芳之间由上海到延安再到北京断断续续的交往和友谊。

他生动地赞叹了何其芳一生未泯灭的书生气，但是，他未能解开我心中长期存在的那个疑问：诗人何其芳是如何消失的？如何评估他的成败得失？虽然文章也隐隐约约透示出这是一个最终将自己思考的权利托付给别人的知识分子的悲剧。只是不知道这种叙述的简略和隐晦是来自荒煤对他的变化过程了解得不够充分，还是由于对他的变化理解得不够充分？ 回忆丽尼的文章则完全不同了。不仅在悼念丽尼的两篇文章《一颗企盼黎明的心》和《告慰丽尼》中，而且，在其他文章中，凡是出现丽尼的地方，无不流露出在荒煤身上笔下少见的柔情。（请允许我横插几句。这类感情我所见到的还表现在他对待夏公的关系上。他经常去看望这位已过九十岁的老人，话不多，停留的时间也不长，往往还带些老人喜欢的东西。就在那种经常不断对坐中流动着一种真情。）当然，荒煤与丽尼的关系非同一般，丽尼不仅是他文学上的带路人，而且在他最困顿的时候曾以自己的家为他遮风蔽雨。这种关系自然动人。但是荒煤对他的追忆并不限于两个人之间的情谊，而是细心地描述了他的充满矛盾与苦难的毕生经历。他不能抛弃为他叛离了家庭的妻子和稚女奔赴革命前线，他又永远不能忘情于青年时代的理想。

他一生良知未泯，拖着沉重的家庭重负，他仍于独行中坚守自己的信念。他曾在最危险的环境中为革命提供过重要情报，作出过极大贡献。但是在后来的一次一次政治运动中，他却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直到抱屈含冤而死，他也不肯为自己辩白一句，哪怕是对至亲的人。荒煤的描述让人看到，一只擅长于忧郁的爱情之歌的夜莺，一度曾想和鹰一样振翅高飞，但它毕竟缺少鹰的体魄和力量，终于铩羽陷于泥沼，最后连夜莺的婉转的声音也发不出来了。我们不禁想到，何其芳和丽尼，前者一直置身于历史的中心漩涡，唱着他并不擅长的歌；后者置身于漩涡之外，但也完全沉默了下来。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然而在一点上是相同的，那就是作为美文家，他们都陨落了。在历史剧烈的变动过程中，难免有人牺牲于历史前进的车轮下，作家也不例外。这令人感到遗憾而又无可奈何。 荒煤有幸，在风风雨雨之中走过了曲曲折折的道路，但终究在晚年回到了作家的岗位，使他的书生本色得以复归。虽说这一复归毕竟来得太迟了一些。从荒煤在他文章中屡屡发出的年龄不饶人，所余时间无多的叹息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的于心不甘和到底意难平。然而，人生哪能没有憾事？

比之那些终于没有能够圆上作家之梦的朋友们来说，他毕竟在有生之年找回了自己，应该感到自慰了。您说是不是呢？荒煤同志。 1992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