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下载银行【downbank】 提供免费绿色软件下载-------------------------------------------------------------真理将作你的保证。 美国的八月酷热难忍，在人事纷繁的纽约市，我拟写这份最后的声明，作为我的生活自传的前言或告读者书。但愿人们以后读这本书时，能真正体会到我写时的精神，除此我别无他求。 我从事的新闻事业致使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时及战后遭受到了美联邦政府的迫害。华盛顿当局指控我有骚乱之嫌，由内阁委派密苏里州邮政局局长即原州长多克里担任此案的审判官。后者宣告我无罪，并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有类似的追查发生。 然而，我的《皮尔逊》杂志仍多次遭邮局扣留，造成其发行量削减了三分之二。威尔逊总统及其追随者伯利森的非法迫害导致了我的破产。我要求赔偿却遭耻笑。美国政府恐怕是太穷了，所以无法偿还它那些因不光彩的错误造成的损失。
我讲述这件可耻事件是考虑到那些为理想奋斗的人们的利益，因为他们也必将会身陷与我相似的处境。我并非是想吐什么个人的怨气。总的说来，我这辈子受到的待遇比大部分人可能要好一些，我也许得到了比我应得的更多的关爱和体贴，所以我不抱怨什么。 如果美国没有把我逼得如此窘困，我可能不会像我的理想所要求的那样如此大胆地写这本书。因为在命运之神最后的驱使下，人们多少会牺牲掉一部分真理，以获取周围人的好感，从而能安享晚年。但法国人说：“这家伙并不凶恶，不过是遭人攻击起而自卫。”所以现在我起来自卫抵抗了，我希望自己决无报复之心，但也决不因害怕而妥协。正像海涅评价自己时所说的，“我永远为神圣的真理而战，努力成为一名在解放人类的斗争中毫无惧意的战士；现在是又一场战斗，最辉煌的也是最后的一场战斗。” 英国文学史上有两大传统：一是乔叟和莎士比亚开创的。其表达极为自由，喜好描写猥亵场景及使用诙谐无忌的言语，这是男人们的语言；另一传统则越来越被清教主义所削弱，从法国大革命以后便面目全非、一蹶不振了。因为这场动荡使无知的中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并使年轻女子成了文学书籍的主要读者。
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文学萎缩成稚气型的了，或至少也是极土气的那种了。任何对狄更斯、萨克雷及里德在世界的影响与巴尔扎克、福楼拜和左拉的影响作过比较的人都能看出这一点。 一些外国作品，如《滑稽故事》、 《俎上肉》在伦敦都被视为黄色猥亵书刊，并在一无名小法官的命令下被销毁了。甚至连《圣经》和莎士比亚的作品都被删改了。为了符合主日学校那些庸俗可笑的标准，没有一本书没被篡改过。而美国这次却很是谦卑，居然效仿起这么荒唐而可耻的举措来，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一生反抗这种老处女式的处事法典，我的反抗随着年岁的增长而更加强烈。 在我写的《莎士比亚其人》的前言里，我想揭示的一点就是：与道德不相融的清教主义已经渗透到言语中去了，它使思维萎缩，语言贫乏。 最后我想回归英国古老的传统。我决定就我到这个世界上所经历的一切说真话，关于我的同代人和我自己的真话，只是真话。我尽力做到对人对己一个样。萧伯纳曾对我说过，没有任何人是纯善或纯恶的，也没人能赤裸裸地剖析自己。但在这方面我是越出了善与恶这两个范畴的。
法国文学最能给人以引导和鼓舞，因为从谈论有关性的问题这一点来看，她是最自由开放的，加上她总在不停谈论一切与性爱和欲望有关的东西，因而成为各种族人民共有的世界性文学。 爱德蒙·龚古尔在其《日记》中写道：“每逢男人们相遇，女人和爱情这个主题是不变的谈资。我们在饭桌上的谈话首先是下流低俗的，屠格涅夫听到了就会露出那种只懂原始做爱方式的野蛮人的震惊神色。” 您只要用心读这一段，就知道我写这本书的笔调是怎样的自由了，但我却不会受法国社会习俗的束缚。正像在绘画上，看到了中国人和日本人所取得的成绩后，我们便改变了对这门艺术的观念。而印度人和缅甸人又使我们对爱情艺术有了更宽泛的理解。我记得有一天和罗丹一起参观英国博物馆，很吃惊地听到他这样评价那些来自大洋洲的小偶像及人像。他说：“虽然这是些很普通的东西，但你看这个，那个，还有那一个……都是真正的杰作，任何人都将为之自豪……这些东西太可爱了。” 我只想把生命教给我的东西说出来，假使我谈爱而只从ＡＢＣ说起，那是因为我只是在英国和美国生长起来的缘故，我所要说的却不止于此。
我当然清楚这本书一出来，将使我的敌人们扣在我头上的恶名变得确凿有力。这四十年来，我几乎替所有不讨人喜欢的事情呐喊助威，因而树敌甚多，现在他们可以尽情地宣泄他们的敌意了，他们的预言获胜了。我的坦率必定会引起一向敌视我的所有幼稚平庸之辈的反感。我也坚信那些能够接受法国作家们自由风格的真诚热爱优秀文学的读者们，也会认为我走得太远了。但是，我有很多理由用绝对自由的方式写我这本书。 首先，我年轻时做了一些令人惋惜的蠢事，我也见到其他年轻人做过更糟的，而这些仅是由于无知的缘故。于是我想警告有着极强感受性的年轻一代，在时而平静时而汹涌的生命之海里，到处都有暗礁和浅滩；我想在最危险的起航阶段，为他们画好一幅未知海洋之图。 我希望以此来使人们的生活更幸福，减少作为人类的痛苦和弱点，我还希望作个表率，鼓励其他作家也来做这样一种我认为既有益又有趣的事情。 还有更为重要的理由让我们说真话。拯救那些被莎士比亚称作“上帝的间谍们”的时候已经到了，因为他们已经探知了事物的奥秘，而人类的政治领导者们，一群盲人的盲目指路者们，已经把人类引向了灾难。
正如卡莱尔曾经预言过的，也正如所有有头脑之人所能预知的那样，我们已经掉入了尼亚加拉瀑布，好比那些无根之木，无助地在水涡里漂流，不知漂向哪里，也不知为什么会这样。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我们遭受的苦难是咎由自取。世界之法是无情的，也从不骗人。我们是在何时何地又是如何迷失方向的呢？邪恶是与文明同样普遍存在的，幸运的是，它至少在从前是为人们的追求所限制的。 到了十八世纪末，自从人类开始征服自然界，物质财富日益增加，人们的行为规则就腐化了。那以前，至少在言谈上，我们是恪守了基督的福音教义的；在某个很小的程度上，我们对周围的人如果不叫友爱也算是尊重的；即使我们没有征收什一税去赈济别人，起码我们是做过一些不情愿的施舍的。但是，突然间，科学发展了，它的使命使我们更加自私自利，因为它声称：“消灭不适者才有进步。”于是人们就教导要显示自己的个性，这就像一项义务。超人观念及权力意志等都产生了，而基督宣扬的要友爱、要有恻隐之心、要仁慈等教义则退居其次。我们人类，想干坏事再也不用有什么顾虑了，于是我们做出了许多怪诞不经的伤风败俗之事。 我们所说的及所做的完全是两码事。
世界历史上人们的行为思想从来没有这样混乱过，影响人们行动的理想也从没呈现过这么多互相矛盾的形式。难道我们还不应该理出些头绪，找找我们究竟错在哪里吗？ 世界大战纯粹是人类一系列恶魔般疯狂行径中的最新一例，它激怒了所有人的良知。冷观近半个世纪历史记录下的大罪，都是由那些鼓吹信奉基督教的“文明”大国犯下的。所有在这一阶段目睹了人类所作所为的人们，都承认世界在一步一步走向可怕的地狱。 自由刚果国内十几万妇女儿童被杀戮、摧残，而这竟是在英国纵容下发生的，后者其实只需说一句话便能结束这一切。正是在同样的纵容心理驱使下，国际社会对刚果进行了可恶的封锁（这一封锁美英两国在战后还继续了很长时间），饿死了成千上万的妇女儿童，他们可都是我们的同类啊。凡尔赛条约表现出来的（文明大国）无比贪婪的嘴脸和公然的弄虚作假，及其造成的从海参崴（前苏联）至伦敦（英国）一路悲惨的景象，再加上盟军和美国为金钱而在俄罗斯发动的邪恶无耻的战争，都证明我们在促使道德沦丧，正使社会伦理退回到茹毛饮血的时代，也使社会秩序重又回到阿里巴巴及四十大盗时的状态。 国家与国家间打交道与各个团体内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方式是一致的。
对于极少数人来说，他们生活的乐趣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比例在迅速增加，痛苦和烦恼也同时在急剧减少。而绝大多数的甚至是文明国度里的人民，却没有从社会惊人的物质发展中得到哪怕是一点实惠。各个城市里贫民窟的存在也正说明了我们是如何对待比我们弱小的民族的。英国那些参与世界大战的志愿军中，有一半人的身体素质是不合格的，而美国的士兵中有一半人都是傻子，他们的智力发育在十二岁时便到头了。这些都不算什么秘密。因为我们的格言就是：失败了就只能认输。其后果确实是令人恐怖的。现在我们走到了一个时代的末期，是该为我们的未来作些思考了。 前十九个世纪一直在指导我们行为的宗教（至少人们是这样认为的）被踢到一边去了。连耶稣的神圣旨意也被尼采抛弃了，就像丢了斧子后扔掉斧柄一样，或者如德国的一句谚语所说，就像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给泼出去了一样。保罗荒谬的性论使福音书威信全失。无能的保罗鼓吹说自己从没体会过任何性快乐，于是就像寓言故事中那只断了尾巴的狡猾的狐狸一样，希望别的狐狸都和它一样，以使它达到某种所谓的完满。 我总认为早期基督教带来了两件东西：基督精神和保罗愚蠢的道德论。
它排斥崇高的精神而把那种难以想象的卑微可笑的禁欲观念牢记于心。由于以保罗为榜样，我们把爱神当成了恶魔，把我们心中至高的冲动贬低成深重的罪孽。然而，所有我们人性中最高级最尊贵的东西都直接来源自性本能。 格兰特·艾伦说得好：“性本能与人身上一切纯洁美好的东西紧密相联。因为有了它，我们的爱才有了多彩的颜色、优美的姿态、美妙的声音及充满节奏感的动作；我们也才有了音乐与诗歌的进步，才有了绘画、雕刻及装饰艺术的发展，才有了表演与戏剧艺术的深化，才有了变化多端的充满想象的故事及美不胜收的文章；我们的审美观也才最终形成，而这其实已成了性的第二个标志。对美的喜爱也源于此，而美是世上一切美好艺术所围绕的中心。所有文学也都散发着其芳香。我们也因此而产生了父母亲与子女的关系和夫妻关系，并从孩子们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中得到了快乐。” 这样列举还不全面，因为性本能不仅仅是所有艺术和文学的原动力，它还教会了我们温柔与关爱，它使仁慈成了人们的一种理想，而与恶意、粗暴作斗争，与那些我们称之为正义的而其实是我们所做的可恨的判断作斗争。我认为粗暴罪深孽重，必须从生活中把它剔除掉，使之再不出现。
保罗对身体及肉欲所做的判决与耶稣的仁厚训导是背道而驰的，其本身是愚蠢的。我拒绝保罗主义，就像我接受基督的福音教义一样态度坚决。关于肉体，我与异教所宣扬的，与希腊神话中的爱神厄洛斯及美神阿佛洛狄特所象征的，与所有古宗教的“纯人性”观点是一致的。 保罗及基督教会认为性欲是肮脏的，女人是下贱的，生育是可耻的，而人类最美好最深沉的本能则是庸俗和罪恶的。 更糟的是，人类最高层次的机能因为一些下流的用词而降低了其价值，以至于竟无法把它写成是人体快乐的颂歌，而这种说法原本是恰当的。在这点上，诗人与神甫几乎同样有过错。阿里斯托芬和拉伯雷用词粗野；博卡斯厚颜无耻；奥维德冷淡但充满色情味；左拉则与乔叟一样，词不达意；沃尔特·惠特曼比较成功，但用词有些平淡无奇；最好的是圣经，只是缺乏足够的坦诚，即使在《雅歌》里，也是多多少少靠了些想象之词才得以表达清楚某些难以形容的东西。 我们开始摒弃清教主义极其可笑的假正经，但天主教在这方面也好不了多少。在梵蒂冈艺术馆和罗马的圣彼得教堂，所有古代艺术中的人像珍品都穿上了用锡箔做的三角裤，似乎人体的主要器官都是见不得人的，必须加以遮掩。
我坚持认为人体是美丽的，应当予以尊重，要歌颂它，赋予它应有的高贵。我比任何一个异教徒都喜爱人体，我也喜爱精神及其理想。肉体和精神在我看来是同样美丽的，是专为爱情及其信仰而存在的。 我信仰专一，我所坚持的，虽然现在为世人所讥笑、痛恨，将来却会被广泛接受。对于一个能想象的人来说，一千年短暂如一日。 我们应该把异教的精神及它对文学和艺术的热爱与基督教的精神和仁爱之心结合起来，来使人身上所有美而高尚的冲动形成一个新的统一。我们所应做的，就是深入到耶稣的精神中去，就是理解莎士比亚那句“人人都该宽恕”的名言。我要呈现给人们这一异教与基督教合一的理想，把它作为最狂热也是最有人性的理想。 现在要就我的同胞们独有的缺点说几句话。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专制、好战的性格是今天人类面临的最大的危险。美国人以灭绝、剥夺印第安人为荣，还以折磨和活活烧死黑人为乐，这些行为都是在平等的神圣名义下进行的。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摘下我们虚伪的面具，停止说谎，来看看我们究竟是什么模样：一个暴虐粗鲁、充满报复心理的种族。我们在海地所犯下的一切就是证明。
应该来审视一下我们那种丧尽天良、毫无理智的自私所带来的后果了，在世界大战中的表现就是一例。 德国人与英美人的理想是一样的，都是那种雄性的有强烈征服欲的理想，他们蔑视弱小种族，急于去奴役消灭他们。这样野蛮的理想应该抛弃掉。一百年前还只有一千五百万英美人，而今天他们将近有两亿人，很显然，再过一个世纪，他们将是人数最多的种族，因为现在他们就已远比别的种族强大得多了。 今天地球上人数最多的种族——中国人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他们把自己关在国境线内。而有着强烈征服欲的盎格鲁—撒克逊殖民主义者呢，却扬言要侵略全球，消灭所有其他种族。他们要消灭印第安人，因为后者不愿卑躬屈膝当奴隶；他们还要奴役黑人，而后者并没有妨碍我们的统治。 让地球这座花园里只剩下一朵花，这难道是明智之举吗？留次去优的做法又有什么道理呢？ 从单个人身上来看，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理想则是更为低级和荒谬的。由于一味地想要满足其征服的胃口，他要女性保持一种在思想、行为及语言上都变形了的贞洁。他把其妻变成柔顺的仆人，一种几乎完全失去求知欲的奴隶，只有母爱一种方式能够表达自己的情感。
他努力使自己的女儿成为那种温顺而古怪的妇人，她在选对象时必须隐藏或抑制自己强烈的性欲。一句话，她应该像青蛙那样冷血，但同时又要像战场上的北美印第安人一样机智而勇敢。 他给自己制定的这种理想纯粹是混乱不堪的。他既想有强壮健康的身体，又想满足自己的性欲。最上乘的例子是英国的绅士，其实在心里一直有这样的个人理想，即他所谓的“完人”，这种人的身体和思想和谐发展，并要保持一种相对完美的身体机能状态。 他丝毫不清楚这样一个至真的道理，就是所有人——男人或女人，都有其灵魂的另一面能够以某一独特的角度来反射其生命，或者借用宗教用语，你见到的上帝，与任何其他人所见到的不一样。 其实，所有个人的第一义务便是使其身体和精神的所有功能尽量完整和谐地发展。但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一种特殊的天赋，就是在健康情况允许的条件下最好地发展自己，这也是个人的最高义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完全了解自己，从而才能还清自己作为人类所应承担的债务。据我所知，没有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有过这样的理想，甚至都没把它看成是一种义务。
事实上，也没有一位导师想到要去帮助男人和女人在自己身上找出这一特殊天赋，这其实是他们生命的本质，是他们存在的理由。 对于所有亚当的儿子们和夏娃的女儿们来讲，这便是他们最大的失败、最深重的灾难。然而又有谁警告过他们有这样的危险呢？谁给他们指明这个理想了呢？ 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我的这本书有许多的不足之处和缺点，我却仍然喜欢它的原因。我想让它成为无保留地歌颂肉体及性欲，歌颂灵魂及其不断发展的神圣同情心和追求的第一本书。 生命中最大的教训可归结为两个词：给予和宽恕。 没有能够在五年前就开始写这本书，我深感遗憾，那时的我还不会像现在这样老弱无力，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怀疑自己记忆力衰退。不管怎样，我已经着手写这本我一直想读的书了，我想把它写成是《人类圣经》的第一篇章。 请听智言： 人在世上要自由地生活。 抓住短暂时光，珍惜有利时机。 白天很短，却总能看见太阳的光辉。 夜晚很黑，却不乏星星和月亮的照耀。
记忆是艺术女神们的母亲，是艺术家的创作原型，她能选取重要的素材，剔除偶然的和平庸的东西。但有时她也像所有艺术家一样会出错。不管怎样，但愿记忆能引导我。 我生于一八五五年二月十四号，我的名字詹姆斯·托马斯，取自我父亲的两个兄弟之名。我父亲是位海军军官，指挥一艘海岸巡逻艇，孩子们要隔很长时间才能见到他一次。 很早的记忆里我曾在叔叔詹姆斯面前跳舞，他在一艘“印度人”号船上当船长，当时来我们家做客。我家在爱尔兰的克里伯爵领地南端，那时我可能有两岁了。我记得我很用心地在给他唱一首圣歌，而母亲则在壁炉的那边给我提示歌词。作为惩罚，叔叔让我再给他跳个舞，而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我还记得母亲曾告诉他我会读书了，他很是惊讶。 我的第二个记忆还是在几乎相同的时期。我坐在地板上大声哭喊，父亲进来询问发生了什么。保姆气鼓鼓地说： ——“就是杰姆呀，先生。他不过是发脾气才这样闹的，先生您看，他一点儿眼泪都没有。” 大约一年后，我很得意地在一间大屋子里来回走着，母亲把手放在我头上，称我是她的拐杖。
再后来，一天晚上，我进她房里对她轻声说晚安，还亲吻她，可她没有理我，脸颊冰凉，我恐惧的叫喊声惊醒了全家。她已死了。我一点也不悲伤，只是在已习惯了的家居生活突然发生的变故面前感到很沮丧。 两天后我看见她的棺材被抬走了。保姆说我们将再也看不到母亲了，我只是感到奇怪。 母亲死时我大约是四岁。不久我们就搬到离都柏林不远的金斯敦去住了。晚上，比我大四岁的姐姐安妮和我经常会起床在碗橱里乱翻，想找些面包、果酱和糖来吃。一天早上，天还没亮，我溜进保姆的房间，看到她的身边躺着一个红棕胡子的男人，于是就叫姐姐来看。我们没有吵醒他们，然后就退回去了。当时我没有别的感觉，只是诧异。可第二天，当保姆拒绝在我的黄油面包上撒糖的时候，我却不知为什么这样说道： “我会说出去的！” 要知道在那个时代，我对现代新闻媒体的种种是一窍不通的。 “你要说什么？”保姆问道。 “昨天晚上有个男人在你床上。” “嘘！嘘！”她给了我糖。 这以后，我得出结论：只要我一说“我会说出去的”，就能得到想要的一切。一天，姐姐问我能不能给她透露点机密，我拒绝了。
我很清楚地体会到了自己的优越感，她不懂得要糖的诀窍。 我四五岁的时候和安妮一起被送进了金斯敦一所私立女子寄宿学校，学校是弗罗斯特夫人开的。因为我懂得一些算术知识，就被编入了大孩子们的班里，而我则努力使自己变得更加有学问，只为能一直呆在这个班里，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想这样。我记得我的女邻桌把我抬高了，让我坐在一个高椅子上。我匆匆答完题后，立马把铅笔扔到地上，再借口拾笔从椅子上下来，而实际上是想看一看女孩子们的腿。为什么？我也说不清。 我的桌子在教室的后面，女孩子们的腿越往那头越粗。我喜欢看粗腿。 女同桌一看到我不在了，便拉开她的椅子叫我，我装作刚找到笔的样子。她于是又把我抱回到高椅子上。 一天，这排的那一端，我发现了一双美腿。这位女生的旁边肯定有个窗户，要不然我不可能完全看清其腿直至膝盖。这一刹那给我的感觉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令我惊奇的是，这两条腿并非是最粗的，而那以前我还一直认为我喜欢粗腿呢。可这一天我发现有好几个女孩，至少三个吧，她们的腿肚子都挺粗的，却没有一个像她的长得这么好：踝骨匀称，线条纤美。我都惊呆了，但同时又有些惴惴不安。
我回到椅子旁，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怎样才能离这双美腿更近一些，或许还可以摸一摸呢？我想也许可以把笔扔到那儿。第二天我就真这么做了，一直爬到这双令我心跳的腿边，心里是既快乐又紧张。我伸出手要去触摸它们，突然想到要是女孩感觉到后跳起来收回腿，我就可能被抓住，我害怕了。 我重新回到椅子旁思考着。有办法了！第二天我又爬到这双美腿边，忐忑得呼吸急促。我把铅笔推到她的两脚中间，然后把左手伸进两腿间，自然没忘去碰碰它们。女孩叫了一声，抬起腿抓住了我的手腕。然后弯下腰问道： “你在这儿干什么？” “找我的铅笔。”我害羞地说。 “在这儿呢，捡起来吧。”她边说边用脚把笔踢了过来。 “谢谢！”我开心地对她说，因为我还在回味着我的手触到她软软的腿肚时的感觉。 “你真是一个奇怪的小男生。”她这样说。 有什么关系呢？我已经知道什么是天堂和禁果的滋味了。我现在一点都记不起她长什么样了，只记得她的脸很可爱。而且，其他任何女生都没有给我留下这样的印象。但我仍然能回忆起见到她那优美的双腿时所感受到的颤抖和快乐。
我花了这么长的篇幅讲述这件事情，是因为它在我记忆中的印象特别深刻，而且它再一次证明了在很小的孩提时代，也会有性骚动。 一八九○年某天，我邀请梅雷迪思、沃尔特·帕特和王尔德吃饭，聊着聊着便讨论起了性觉醒到底始于哪个年龄这个问题。帕特和王尔德认为青春期的第一特征始于十三四岁，而第二特征则要等到十六岁，我很是诧异。只有梅雷迪思认为要更早些。他说： “性觉醒并不遵循什么固定不变的规则，有的在青春期到来前就已有了。” 我说拿破仑曾讲起过他在五岁时就爱上了班里一个叫贾科米妮塔的小女孩。梅雷迪思听了觉得很好玩，因为他不信这么小就有真正的性觉醒。为了证明这一点，我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这使得梅雷迪思开始思考起来。 “很有意思，但却不寻常。”他评价说。 然而，歌德不就说过自然界是通过一些非正常的东西才表现出其秘密的吗？ 在接下来的六年时间里我几乎没有体会过任何情欲，但从十一岁起这种感觉就再也没有停止过。 如果说我在算术这门科目上能跟得上大班的话，在拼写法上面就大不一样了，这使校长弗罗斯特大为恼火。她揪我耳朵以作惩罚，还习惯把大拇指伸进我的耳朵里，直到指甲把它抠破流出血来。
我一点也不感到痛苦，相反还很高兴，因为校长的残忍做法会让大女生们同情我。她们用自己的手帕替我擦耳朵，还把老弗罗斯特说成是贱货。 一天，我父亲叫一名手下来把我带到他停船处，而我的领子被右耳流出的血弄脏了。父亲知道情况后生气极了，他亲自把我带回学校，还对弗罗斯特夫人讲明了他对她本人及这样的处罚是怎么想的。 紧接着我就和哥哥弗农住到一起了。他大我十岁，正上中学，住在一位亲友家里。我在那里很平静地过了五年，每天光知道在外面玩游戏。我只是一个健康、强壮的小不点儿，既没肉体上的痛苦，也没学习的担忧。 接着，我们又去了贝尔法斯特，住在一个卫理公会的老教徒家。他常要我陪他去教堂，每次在仪式上他总要戴一顶黑色的无边小软帽，这使我感到很羞耻，我恨死他了。当时的社会上，一个人任何奇怪的癖好都会引起别人的反感，而其本身则是一种对别人的冒犯。 于是我开始说谎和耍小聪明，只为能逃课出去玩，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那一天哥哥发现我老咳嗽，医生诊断说是得了肺充血才结束。那时我整天就知道玩，几乎没有在晚上七点哥哥回家前回过家，连中饭都不吃。
就是在这次得了肺充血不得不在屋子里呆着的时候，我在老教徒的床下发现了一套医学书籍，里面有彩色插图，其中就有一些男女生殖器图。我翻遍了所有这些书。此次所获的好多知识有好几年都没忘掉。奇怪的是，基本的性知识并非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为我所了解的，还得等到后来我跟一些同龄男孩谈话后才明白。 在贝尔法斯特，除了一些游戏和体育运动的规则外，其它我什么也没学到。每晚我哥哥都去健身房锻炼，还打拳击，但他不是打得最好的，我觉得很奇怪。他练拳击的时候，我就自己凭想象开始锻炼：在单杠上做引体向上，直到下巴超出横杠。有一天晚上，哥哥看我居然连续做了三十个引体向上便表扬我，我自豪极了。 到我十岁的时候，全家在卡里克费尔格市团聚了。兄弟姐妹们第一次在我眼里成了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弗农是一家银行的雇员，整天都不在家；威利大我六岁，安妮大我四岁，克里斯小我两岁，我们是同一所私立学校的走读生。姊妹们有专门的出入口，是女老师教她们。威利和我在一个班里，他长得比弗农都高，但我在大部分科目上都比他强。 然而至少有一方面他在全校都领先。我第一次听他背诵麦考利的《伊夫里战争》的时候都着迷了。
他的手势和抑扬顿挫的音调是那么自然贴切，我羡慕极了。 当晚与姐妹们一起谈起威利的才华时，姐姐都惊呆了。我想可能是她们的这种态度让我嫉妒了，就想与威利比试比试，于是便站起来开始模仿他。让姐妹们惊讶的是，我居然把整首诗都背下来了。 “你在哪儿学的？”安妮问。当我回答说只是听威利朗诵过，她更惊讶了。她一定把这事告诉老师了，因为第二天他也让我背了这首诗，且很是满意。从那以后，我就致力于背诵。我把其他同学教的而自己也能很好模仿的诗篇都学会了，除了一个人的。这个可恶的红头发人朗诵《非洲酋长》比谁都好，甚至比老师读得都好。这样说可能太夸张了，但他天生是演员，表演真实，比我们强多了。我再也忘不了他怎样背诵以下的诗句： 看吧，用你贪婪的目光来看这些黄金吧， 这是以备急需的珍藏； 拿吧，你索要了无数的黄金， 然后答允释放我。 拿去了，我的妻整日整日地在椰子树下啜泣， 我年幼的孩子找不到了爸爸，他们不再玩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