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第10章 暗风吹雨入寒窗(1)

当太阳再度升起，这个家看上去还跟从前一样，客厅里少了一件热带鱼缸摆设，有谁会留意呢？只是随着热带鱼缸和五彩小鱼儿的消失，小楼渐渐失却了人气的温热，就连天井里的阳光也仿佛骤然间稀薄了许多。 1948年是蒋介石溃逃台湾的前一年，政治传闻如雪片飞扬，人心浮动，上海的经济面临全面崩溃，上海滩的富人们卖厂卖房飞鸟各投林，城市贫民恰如笼中困兽，面对暴涨的物价，面对动荡的时局，自救乏力。8月19日蒋经国以上海经济督导员的身份，率领他的“行政院戡乱建国大队”等坐镇中央银行，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经济大风暴。在币制改革之初，当局对各戏院实行票价限额：上艺剧团原来前座票价为老法币一百元，之后限价为金圆券三角三分。三角三分能派什么用场？八月初能买一升半米，到了十一月就只能买一盒火柴了。再往后，店里买东西，店员都懒得数钱，纸币干脆论斤称。那是一个多么怪诞的时局啊！解洪元在《沪剧周刊》上撰文称“票价问题已临末路”，激起上海滩演艺界的强烈反响，恰逢“经改”夭折，社会局局长吴开成，恩准票价提到八角五，其时物价继续暴涨，各沪剧团紧接磋商，力争票价提至一元五角，仍然难以度日，数度调整，票价总是难追物价之尾。

而且更难的是票价一旦调整，观众就裹足不前，戏院门口越来越冷清了。 那个短命的“经改”，曾在我的记忆里留下刻痕。有一天傍晚，星村弄堂里一改往常的宁静，碎杂的脚步声之后便是响亮的口号：“只打老虎，不打苍蝇！”…… 一支青年打虎队冲入一家私宅，那是一位富商藏娇的金屋，姨太太的公馆。 一群淘气的孩子不懂事，呼呼啦啦蜂拥而去，我也夹在中间看热闹。可人太多我太小，挤来挤去只看见别人的后脑勺。人群拱过来拱过去，推推搡搡，我也随着人流涌动，突然不知是谁在背后猛推我一把，一个踉跄跌进富商家的天井里。 夕阳的余晖滑落在夹竹桃树上，溅起满院苍凉的暗红，昏昏的暗红里有几把乌黑锃亮的手枪闪着冷光，我的目光与一个持枪者相遇，我只觉得背脊骨丝丝发冷，他的声音像一串冰雹：“你——是这家的小人？” 心，像是在耳朵里蹦，鼓噪得生疼，我吓得竟然说不出半个字来。这时旁边有人说风凉话：“她爹娘是唱申曲的角儿，上两个月在弄堂里为儿子办满月酒，金货银洋样样有，要不要去抄一抄？” 我吓得转身就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家。发现往日总是大开的门紧闭着，我拍门拍得山响，半天无人来应，再一看左邻右舍全都大门紧闭。

我都哭出声来了，一哭把门哭开了。小阿婆只细开一条门缝，把我拉进去又砰的关紧了门。 楼上，母亲与珊珊站在窗口遥看邻人的家难，太远看不清，却依然很起劲地张望，我颠三倒四、气喘吁吁地复述几分钟前的险遇，随即母亲脸色由红转暗、转灰、转青，一种无形的紧张弥漫开来，这时隔壁人家的任何一点响动传来，都会让人惊心，下面天井里，小阿婆和奶妈惶恐地站着，一直到打虎队离去，我们家才烧晚饭。夜已很深了，恐惧使大家忘了饥饿。此后一连好多天，我们家惶惶如惊弓之鸟，很害怕哪天打虎打进我们家。 还好总算是虚惊了一场，我们家没有成为“老虎”。 对白手起家的解洪元来说，这辈子好不容易扯起了一面属于自己的旗帜，当上了“上艺”的老板，万万没想到的是命运给予他的只是两年的辉煌。1948年下半年度日如年。如此低廉的票价艺员温饱难度，为维持生计，就要动脑筋，解、丁在日、夜场之间增唱电台，另外广接堂会，各艺员轮流出场，以分红利，以解生存的窘迫。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有一种从众心态，虽然人人都有恐惧，过了今日不知明日，可由于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度过了明天依然还有明天，所以一方面是紧张，一方面也是由百般无奈而坦然：别人怎么过我也怎么过。而对解老板来说，两年的辉煌给了他极大的勇气。那些时日，解洪元忙碌得如同狂风中的风车，满脑子的杂事、烦事，还有诸多的公益活动：在内要整顿剧目，对外义演施赈，抑或为艺员争取合法地位，改善生存条件，都进退有序尽心尽力，在戏剧界的影响超越了当任沪剧（行业）理事长的范畴。舞台的辉煌，公益活动的成功，成了解洪元翱翔的双翼，身心极度疲乏又极度兴奋，他从自己身上看到了生命可发掘的潜能。他的双肩一边是家庭一边是剧团，一个人要管几十张嘴。这个有责任心的男人不管多么奔忙劳碌，也不管他多么贪恋闲花野草，但从来不曾想过要放弃这个家。柴米油盐，事事安排妥帖，回家仍不忘给妻子带一盒蛤士蟆油，给大阿婆拎一包香软的乔家栅点心…… 星村十号从没有少过米油。但物的关怀岂能替代情的抚慰？每天每日解洪元夜半归寝，晨起离家，归悄悄走匆匆，夫妻间断了情的沟通，同床共枕却是异梦他乡。

一日早起，丈夫的西装上衣掉在地板上，我母亲提起来的时候一只皮夹滑落在侧，她轻轻捡起，见夹子内页有一张照片，一张丁是娥的玉照。这无疑于万箭穿心，一阵晕眩，一阵酸楚，顾月珍望望沉睡的丈夫，泪涌眼角。但她知道诘问无用，争吵无益。若想釜底抽薪，只有自己康复如初，重登舞台，方能请丁是娥另择高枝。然而动荡不安之时，如果要走马换将，更换台柱，势必伤筋动骨，影响全团同仁的生计。顾月珍顾全大局暂且按下复出的焦躁，待到腊月剧团封箱时再作计较。 其时，母亲应她的戏迷三小姐之请，去她家小憩。离家一星期。 在母亲回来之前，小阿婆问我，有没有听见父亲夜归的动静，我老老实实地说，不曾听见。小阿婆说，听不见是对的，小囡日里贪白相，夜里困得像只小猪，啥也不晓得。 小阿婆是否同样问过珊珊，我不得而知。珊珊可不像我，即使暗示她，她那个直筒子脾气说不定连小阿婆如何暗示的话也倒个干净。 母亲从三小姐家回来气色好多了。看来换换环境对身体还是有好处的，她开始着手做复出的准备。自己约见编剧，磋商讨论如何找题材，编本子。她向父亲提出，既然他与丁是娥的关系纯属子虚乌有，那么待她复出，夫随妻唱，解、丁二人断绝一切关系。

父亲应允得有些勉强，但毕竟还是答应了。于是母亲重新恢复练唱，柔糯的歌声再次在客厅响起。 长夜无事，母女灯下闲聊。一问二问仿佛是很随意地问及她外出一周时家里有没有出现意外的情况。我和珊珊同时摇头，摇得像两只拨浪鼓。母亲又问父亲是否早出夜归。哪知珊珊一言石破天惊： “他天天不回来。” 母亲脸色顿时苍白，然而珊珊哪里理会，叽叽呱呱和盘托出：母亲前脚出门，父亲后脚离家，走前塞给珊珊零花钱，要她不要告诉姆妈。母亲转脸问我，泪光点点。可六岁的我除了上学做功课，吃饱了睡，睡足了吃，只想扯着云彩放风筝，攀着月亮荡秋千，脑子里没有家事这根弦。面对母亲的泪眼，我茫然不知所措。 失望，挂在母亲的脸上，悲伤，含在母亲的眼中。她对父亲已丧失了信心。母亲的歌声凝冻无音。家里少了曼妙的沪剧软声，立即显出清冷，冷冰冰的表层下奔涌着凶险的激流和漩涡。 不久，母亲又说要出游了，和三小姐一起秋游苏州，行期一周。始料未及的是善良老实的母亲也会巧设圈套。 1948年深秋的一天拉开了椎心泣血的一幕。

近半个世纪之后，当他们三人之中的最后一位，也即我的父亲的葬礼结束之后，1991年1月3日上午，丁阿姨的养女潘莉莉陪我去观看了那晚的出事地点——浦西公寓，我看到了一栋欧洲古典主义风格的公寓。公寓位置靠近乍浦路（今四川路桥），对面雄居座座华屋。当年，这一带居住着很多外国侨民，手牵大狗在大马路上溜达，于是近旁昆山路上弃婴不绝，幼婴的父母企盼能有阔人、洋人收养可怜的小生命。 浦西公寓大门内的大院，敞亮气派，两侧楼梯宽大平缓，通向每家每户。丁宅位于二楼，一套二大一小一卫的住房，小阳台后是厨房和小卧室，小卧室通卫生间，卫生间通大卧室，大卧室外则是大客厅。这原本是上海京剧名角黄桂秋的私寓，是他送给丁是娥的礼品。我的母亲，一个娇弱多病的女子，居然会乔装打扮，罗宋帽夹长衫，眈眈路侧；而我的舅妈，一个忠厚质朴的妇人，居然会收买丁家保姆偷偷开门；我无法想象，珊珊和弟弟的奶妈小凤香也都成了母亲的同党，幼女加少妇当然是出自正义感，雄赳赳撞开卧室大门；我更无法想象我的父亲，一个敦厚伟岸的大男人在忙乱之中，为解丁是娥之围，重重地把发妻推倒于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