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重返俄国(3)
火车向远方奔去，我又回到了那遥远的冰天雪地，它看上去比以前更寂寞荒凉了。近来我一直专注于埃莉诺拉和克雷格的艺术，而很少能想到我自己的艺术，所以对这场巡回演出所面临的严峻考验，还没有什么准备。可是，友好的俄国观众依然用热情接待了我，他们不在乎我演出中的缺陷。我记得跳舞时奶水常溢出来，顺着图尼克往下流，搞得我狼狈不堪。女人要想干一番事业实在是太难了！ 这次在俄国巡回演出的情况，我记得不太清楚了。毋庸讳言，我的心还一直惦记着佛罗伦萨。因此我尽可能缩短了演出的期限，又接了去荷兰巡回演出的合同，因为这样我就能离我的学校、离我思念的人近一点。 在阿姆斯特丹登台演出的第一天晚上，一场奇怪的病把我击垮了。我想，这可能与奶水有关，可能是乳腺炎。演出结束时，我倒在了舞台上，只好让人抬到了宾馆。我在宾馆的屋子里，敷着冰袋躺了好长时间。我被诊断为神经炎，据说那时还没有哪个医生能治这种病。有好几个星期我什么也不能吃，只能喝一点加鸦片的奶。我一阵阵地神志不清，最后昏昏睡去。 克雷格从佛罗伦萨火速赶来，专心致志地照料我。他同我一起住了三四个星期，尽心看护我。
有一天，他忽然收到埃莉诺拉的电报：“我正在尼斯演《罗斯梅尔庄园》，布景不好。速来。”那时我已部分康复，因此他就动身去了尼斯。可是看到电报时我有种可怕的预感，我不在现场做翻译解决这两人相互的争执，他们之间可能会出事的。 一天上午，克雷格到了老尼斯娱乐场，发现有人把他的布景裁成了两半，感到非常气愤。克雷格不清楚，埃莉诺拉并不知道这一情况。看到自己的艺术作品、自己最得意的杰作、在佛罗伦萨花了那么大力气才得到的亲儿子般的成果，竟然被肢解、屠杀在自己的眼前，克雷格发起了他那可怕的冲天怒火（他过去也曾经不止一次地这样愤怒过）。但糟糕的是，他把怒火发在了当时正站在舞台上的埃莉诺拉头上： “你都干了些什么”他冲她怒吼道，“你毁了我的作品，你糟踏了我的艺术你，我曾对你寄予那么高的期望。” 他一遍又一遍地这样数落，可从来没有人敢用这种态度跟埃莉诺拉说话，她也忍无可忍，怒不可遏。后来她跟我说：“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男人。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我讲话。他那六英尺多的大个子立在那儿，抱着双臂，以英国人特有的神情暴跳如雷，吓人地大吵大闹。从来没有一个人敢这样对待我。我当然忍受不了。我就指着门说：‘滚！
我再也不想看见你。’” 她曾经想把自己余生的全部事业献给戈登·克雷格，这种计划竟以这样的结局告终。 我到尼斯时，身体还非常虚弱，不得不让人抬下火车。当时正是狂欢节的第一个晚上，在去宾馆的路上，我坐的那辆敞篷马车受到了戴着各式各样面具和高帽子的人的围攻，他们的怪模怪样让我想起了垂死之际的死神舞蹈。 埃莉诺拉·杜丝也病了，住在离我不远的一家宾馆里。她派人给我带来温暖的问候。她还把她的医生埃米尔·博森派过来。博森医生无微不至地照料我，从那时起他也成了我一生中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我康复得很慢，时时遭受疼痛的折磨。妈妈赶来与我做伴，我忠实的朋友玛丽·奇斯特也抱着孩子赶来了。孩子发育得很好，一天比一天健康和漂亮。我们搬到了蒙布罗山去住，在那里可以一面俯瞰大海，一面仰望山巅，那里是祆教①创始人索罗亚斯德带着鹰和蛇沉思的地方。在阳光充足的寓所阳台上，我的身体渐渐恢复过来。可生活的担子比以前沉重了，经济情况更加窘迫。为了解决困难，健康状况刚一好转我就又回到荷兰巡回演出了。可身体仍然很弱，精神也很低迷。
我很崇拜克雷格——我愿把我所有的艺术灵魂奉献给他，但同时我也意识到，我们的分手是不可避免的。我已经到了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和他在一起不行，离开他也不行。同他生活在一起，就意味着要放弃我的艺术、我的个性，甚至要放弃我的生命和我的理性；而不和他生活在一起，我则是永远的情绪消沉，整日被妒火折磨着——唉，现在看来，我的嫉妒也不是没有道理。我看到英俊潇洒的克雷格赤身在其他女人怀抱里，这种幻觉始终萦绕不散，最后我再也无法入眠。我好像看到克雷格在给别的女人讲解艺术，女人们用充满爱意的目光看着他；我好像看到克雷格同其他女人调笑，他用他迷人的微笑——埃伦·泰瑞式的微笑——看着她们，对她们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一面爱抚她们，一面自言自语：“这个女人很合我的意。伊莎多拉实在太让人难以忍受了。” 这一切幻觉使我一阵阵地愤怒和绝望。我无法工作，也无法表演跳舞。观众是否喜欢，我已经都无所谓了。 我认识到这种状况必须马上结束，要么是克雷格，要么是我的艺术——但要我放弃我的艺术是不可能的，那会使我憔悴悔恨而死。我必须要找出救治的良方，找到聪明的顺水推舟的办法。真是天遂人愿，良方果然有了。
有一天下午，来了一个人，他仪态动人，温文尔雅，正值青春年少，金发飘逸，皮肤白嫩，衣着考究。他说：“我的朋友都叫我皮姆。” 我说：“皮姆，多么可爱的名字。你是艺术家吗” “不我不是！”他断然拒绝，好像我在谴责他犯了罪一样。 “那你有什么呢有什么伟大的想法吗” “啊，不，没有。我没什么想法。”他说。 “那你有生活的目标吗” “没有。” “那你干什么” “什么也不干。” “可你总得干点什么。” “噢，”他想了一会儿说，“我收藏了一套十八世纪的非常漂亮的鼻烟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