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教师与士兵教师与总统
他们的身份是如此的相似：桑切斯是哥斯达黎加的民选总统，金大中是韩国的民选总统。他们俩人都是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他们俩人都是推崇教师、关注教育的大政治家。 他们的国家也是如此的相似：哥斯达黎加已经实行了一百一十八年的义务和免费的教育，自从一九四八年以来，他们便没有了军队，却因此而享受了永久的和平；而韩国经济的腾飞，也正是有赖于国民卧薪尝胆的毅力和好学不倦的性情，教育的振兴是其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两千零一年五月十四日，金大中的身份由总统变成了教师。他在首都汉城西北部的一所小学里担任了“一日之师”。他不像某些政客一样匆匆忙忙、走马观花地视察学校，而是实实在在地在这所普通小学校里给学生们上了一天的课。当年因为反对军人独裁政权，在一场由特务精心策划的车祸中，金大中的一条腿受到重创，留下了终身的残疾，至今走路依然步履蹒跚。但是，金大中的身体相当健康，虽然已经年逾七旬，每天忙于繁重的国务活动，却从早到晚都精神抖擞，仿佛浑身上下都有使不完的劲。这天的讲课他依然是全身心投入，跟召开内阁会议或发表全国讲话一样认认真真、一丝不苟。
金大中深入浅出地给孩子们讲述了国家的历史，讲述了自己九死一生的人生历程，他拖着伤腿在讲台上站着讲了几个小时。金大中语重心长地对一群眸子闪亮的六年级孩子说：“身体是健全思想的本钱。只有身体健康的人，才能在激烈的脑力挑战中生存立足和获得成功。”回顾当年与军人政权的斗争，金大中描述了好几次徘徊在死亡边缘的经历，他并不畏惧死神的威胁：“也许，我这个人天生就注定了是为反抗独裁统治而生而死的人。如果我真的牺牲了，那么，我所期盼的民主主义之花，也一定会在我的坟墓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他还语重心长地告诉学生们，要趁年纪轻多读书，“当年，我本人被军政权监禁的时候，读书让我把监狱中的苦难置换成了快乐的时光。”当时，金大中在监狱中每天要坚持读十个小时的书——神学、哲学、历史、政治和小说等等，无不涉猎。在家人给他送去的物品中，最多的就是书籍，因为监狱图书馆的藏书根本满足不了他的需要。在一封给妻子的信件中，金大中曾经这样自豪地说：“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如果没有这样的铁窗生活，或许我还没有机会能够如此博览群书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幽囚生涯对我似乎称得上幸事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嘛。”
这段人生旅程对于前程似锦的孩子们来说，确实具有非凡的启示意义。金大中让孩子们意识到民主的来之不易，也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总统当老师，显然不是一场虚假的“政治秀”。这一举动，不仅显示了金大中本人对教育高度的重视，也表达了他对教师们崇高的敬意。总统、总理以及部长、总裁等高官显贵们选择教师、大学校长等看起来权力要小得多的新职业，在欧美国家并非稀罕的事情。许多在政坛上纵横捭阖的政治家，却更喜爱学校的讲台，他们认为在那里更能够展示自己的人生价值。这种社会风尚的产生，显然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而绝非附庸风雅。教师乃是国民精神的传承者，教师因此也就处于国家的中心地位。正如金大中多次在国务会议和新闻媒体上说过的那样，教师是国家的脊梁。那天，金大中站在课堂上，仿佛是一棵历经风雨雪霜依然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他和蔼地微笑着，不像是一名掌握着最高权柄的总统，而像是一个慈爱温和的老爷爷。 当我看到这感人的一幕时，不禁想起了金大中当年在监狱中写给自己孩子的信来。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金大中在给儿子弘业的信中说：“你在目前的处境下，仍不失理智，平静地接受一切，不失信心，这是难能可贵的，只要长此以往就会成为强者。制定一年的生活计划，一个月的计划，一个星期的目标，然后经常检查总结，养成这样的习惯比较好。即使目标没有实现，也不要失去信心，可以重新开始。这是自我提高和成功的条件。此为爸爸的经验。”在给另一个儿子弘杰的信中他又说：“你的考试日期已过了三天，但是爸爸不知道任何关于考试的消息，非常惦念，但无从所知，可悲可叹。考试期间，你努力学习，爸爸都知道。因为我，你去年一年没能好好学习，我感到心痛。当爸爸看到你信上‘为爸爸好好学习’的字句时，我的感动难以言表。无论如何，你尽了全力，就没有什么好后悔的。现在开始尽全力准备学校的考试吧。人生重要的不在于成就什么，重要的是如何生活，过程比结果重要。学校考试结束后，慢慢放松。”虽然身在牢狱之中，金大中依然关心着孩子的学习和教育情况，他为自己没有能够尽到父亲的职责而内疚，一个慈父的温情饱含在字里行间。然而，因为在孩子的成长时期，他不在孩子的身边，无法尽到父亲的责任，这才导致了后来两个孩子闹出了受贿的丑闻。
金大中并没有包庇自己的孩子，立即下令司法机关独立进行调查；而传媒也并没有看在总统大人的份上，就对丑闻保持沉默，一直穷追猛打。在一次记者会上，向来以坚强著称的金大中流下了眼泪：“我最遗憾的就是我的孩子犯下了严重的过错。”也许正是出于自己的惨痛经历，他更强调韩国国民应当关注教师和教育的问题。韩国可以没有一个得力的总统，却不能没有千千万万个以身作则、传道授业的好老师。 韩国经济的腾飞，重要原因在于韩国对教育的无比重视。重视教育也就是重视未来。美国加州大学校长克尔曾经生动地指出，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火车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汽车在二十世纪上半期所扮演的角色，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已经由“知识产业”所承担了。知识产业已成为国家社会成长发展中最重要的资源，而教育部门则正是知识创造过程的中心。近二十年来，韩国紧紧地抓住了这个中心。如果说儒家文化中存在着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部分的话，那就是儒家文化中贯彻始终的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当然，儒家文化中教育的方法和教育的内容，需要我们现代人重新进行审视）。这种可贵的传统在中国日益淡化，在韩国却保留了下来。
即使在残酷的军人统治期间，独裁专横的军阀们也没有忘记拨给教育部门以充足的预算。朴正熙、全斗焕等军人总统一边在残酷镇压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制造了“光州事件”之类的血案，但也在不断地向教育部门注入充实的资金，大大提高了韩国国民受教育的水平。这让我联想起二十年代军阀混战时期的中国——那时候，许多军阀鱼肉百姓、横征暴敛，但都还保存着几分对知识、对文化、对教育的敬意。在春节来临之前，军阀们会带领自己的小孩前去老师家拜年，感谢老师一年来的教诲。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作秀”，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那时候教师的收入和社会地位都保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准上。那么，今天那些忽视教育、鄙视教育、乃至侵吞教育经费的官员们，是不是连昔日的军阀也不如了呢？ 按照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的说法，国家之间的对立和竞争，归根到底是文化的对立和竞争。而文化的竞争，又归结到教育上。我想，那些倾听到金大中总统讲课的韩国孩子有福了。这一堂特殊的课程，也许将影响他们的一生。这是在人生的转折处送来的一次有力的扶持，这是在乱礁中行驶的船只所遇到的一盏指路的明灯。
金大中曾经说过，他卸去总统职位之后，除了写作之外，就是去学校讲课，从大学到小学，从首都到乡村，要尽可能地多走些地方、多接触些孩子。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丝毫不觉得以总统的身份去当普通老师会降低自己的“面子”。他的这一选择让我想起了《圣经》所说的：“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箴言》二十九章二十三节）一个老师所做的贡献并不一定比一个总统小呢。也许，在天国中，教师的地位比总统还高呢。 我尊重金大中这位坚毅伟岸的老人——无论今天他身居总统之高位，还是明天他成为一名普通的教师。韩国人有这样的总统、有这样的老师，是他们的幸福、也是他们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