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第56节 奇怪的司法（5）

新的罪犯 每遇到大的经济案件时，所有的欧洲法官都会遭遇到辩护律师团的死缠烂打——这些律师对那些拜占庭色彩越老越浓的琐碎诉讼程序了如指掌。然而，一旦可疑的资金流超越了国界，他们马上就开始装傻了。 在西班牙国民卫队案中，瑞士数家法庭共接到了93起旨在阻止司法信息传到马德里的上诉（见贝尔纳•贝尔托萨2002年2月在新德里举行的讲座。）……在十五年的日内瓦首席检察官生涯中，贝尔纳•贝尔托萨将一半时间都用在了处理这些上诉和拖延性诉讼上。 在埃尔夫案中，预审法庭共接到了二十多起上诉，而那些最后提出的无效要求也是在18个月之后才得到裁决的。每天都关注埃尔夫案庭审报告的公民们自然可以通过我们的调查对被挪用资金的数额有个大致判断。然而，巴黎律师公会却指责我们的某些调查方式“侵犯了最基本的公共自由”，而法国最权威的道德、司法及政治机构也将“回避”、“渎职”、“偏袒”、“偏差”等字眼在嘴边挂了七年。 意大利的“肃贪”行动之所以会陷入困境，其主要原因就是金融犯罪的刑事诉讼难度正在不断增大。

米兰检察官盖拉尔多•克隆博这样解释道：“十年之内，意大利共向29个国家发出了700份国际调查委托函，至今仍有40%杳无音信。在诉讼时效很短的情况下，追查那些在资产账目表中造假的违法行为几乎就是不可能的。” 除了在工作进程中遇到的司法阻碍之外，意大利法官们还得应付那些个领导精英们假借人权之名提出的强烈抗议。安东尼奥•迪彼得罗指出：“媒体总是不断发出声音来使人们相信，‘肃贪’行动采取的是政治而不是司法手段，这和实际情况恰好是相反的。面对此等规模的思想灌输，公民开始对法官们的反腐行动产生怀疑。”（见2001年12月12日的《解放报》。）前总统弗朗西斯科•科西加也曾说过如下骇人之语：“打击黑手党的法官都是些道德上、政治上和司法上的刽子手。”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曾把“肃贪”行动比作癌症，而他的同僚们则把1993年比作罗伯斯庇尔时期的“司法白色恐怖年”。跨国腐败和跨国犯罪的保护者们已经颠倒了黑白，新当选的意大利总理居然发起了一场名为“自由家园”的运动来和“肃贪”行动相抗衡。这就是我们的时代。 到底是谁在威胁着社会契约？是罪犯还是追捕罪犯的人？

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这些年来，欧洲人权法庭做出的决定已经将现实社会令人沮丧的一面暴露无遗：逍遥法外的黑手党成员和毒贩在受到本国的司法制裁后还要别处去寻求“公正的裁决”，司法系统负担过重，无法在时效期内作出判决……可以想象，一旦那些黑手党活动猖獗的国家（如波兰和土耳其）加入了欧盟，一切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总之，人人都有自己的道理。从法律层面讲，让一些诉讼案件拖沓十年或十五年是不对的，公正的裁决也只是一个远大的民主理想。但在实践中，我们无法任由黑手党和腐败分子继续逃脱法律的制裁，也无法任由某些依靠犯罪和非法贸易而繁荣起来的地区继续用“人为的主权”来践踏我们的法律精神。 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的办法只有两种。 第一种办法已经在意大利和法国试行过，意大利进行得比较深入，而法国则停留在较粗浅的水平。方法很简单：我们重新审视一下司法体系，然后制定一些有利于腐败或有利于阻止国际司法合作的新法。如此稍稍一变，诸多犯罪就不再成其为犯罪，而立法者也可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不费一兵一卒就让世界“清洁”了许多。

因此，盖拉尔多•克隆博才会做出如下判断：根据意大利新法中有关诉讼时效和假账的规定，“肃贪”行动中一半的诉讼案都将被撤销。我们完全可以让偷税漏税合法化，让刑事调查的国际合作变得更加复杂（只要递交的材料——有时一份材料多达数千页——中缺少了一个图章印戳，被告方的辩护律师就有权要求认定材料无效。同样，为了使案件在意大利能被受理，国外提交的有关资料必须通过意大利刑法规定的司法验证，否则起诉就会被驳回。这让瑞士联邦的法官们很是头疼（见2001年10月4日的《时报》）。）。当然，民主也就只剩下躯壳了。 难道我们愿意生活在这样的世界？ 为了打击这些跨越国界的犯罪，我们必须想出新的政治和司法对策。这些犯罪涉及的资金数额是如此巨大，因此这也是一项政治挑战。在十九世纪，犯罪学家识别罪犯的标准非常简单：凶悍的神情加刀疤脸。不过，现代的经济罪犯早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他有着体面的身份，穿着朴素的衣装和手工纳的鞋，戴着极其普通的手表，衣服上的扣眼也只是稍做修饰而已。他生活在两个互相平行的世界里，在他的意识中，这两个世界永远不会相交。他的个人行为不服从公共法律。

他觉得自己身处于法律之上，因为他可以任意收买、歪曲和违反这些法律。 他已经猖狂了许久，现在轮到我们发起反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