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第16节 在风暴的中心（3）

《谁杀死了埃娃•若利？》 搜查结束了，但风暴并没有随之平息。第二天早上，经济警队一名特派员的电脑出现了问题：有人侵入了他的电脑硬盘。《世界报》的一名记者首先得到了这个消息，他马上打电话通知了这名特派员，这名特派员随即又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也就是说，媒体几乎在这起电子盗窃事件发生的当时就知道了这件事。总之，它们的消息比我灵通多了。 现在，我们传递的所有信息都必须加密。我们的所有行动都受到监视，那些监视者甚至还会预测我们的行动，并提前做好准备。他们会将任何一件鸡毛蒜皮的事都透露给记者，而那群记者则对这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感到兴奋不已。不过，监视者们的“真正意图”并不是要左右公众舆论。这群躲在暗处的人想让我们知道，他们对我们这里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在这场“扑克游戏”当中，真正掌握主动权的是他们。当天晚上，走在回家路上的我突然有了这样一种想法：在某些时候，调查就好像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不过，猫和老鼠的位置完全有可能颠倒。 在这次非同寻常的预审当中，当老鼠的是我。 我们周围的环境已经变得极度敏感。

搜查结束之后，我突然发现：我的任何新举动都会激起媒体的报道烈焰，它将我包围，甚至会把我吞没。在预审的过程中，我已经无数次听到别人对我说：“你将会打开潘多拉之盒！”这就是现实。我已经拿到了一张通向事实真相的门票，不过每向真相迈进一步都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危险可能来自任何地方，因此我们已经不能随便在外面做调查工作了。我开始养成习惯将身边发生的事记在一个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以找出它们的前后联系。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只能使用暗语或拟声词。那些非常重要的调查也是在极端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的，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担心消息会走漏出去并被人操纵。 对我们的恐吓并没有减少。有一次，我们搜查了一位律师的办公室。第二天，书记员就发现我办公室的台灯被打翻在地，里面的零件被拆得七零八落，另外，电话机的连接线也被人弄断了。正如上次侵入经济警队特派员的电脑一样，这些行动的目的在于告诉我们，没有地方是安全的，就连我的预审法院也不例外。不久之后，我公寓的门锁又被人撬开了。每发生一起意外事件，我的脑中都会闪过这样一种念头：我就是一个猎物，一只看不见的猛禽正将我玩弄于股掌之中。

生物学家们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不断地电击黑猩猩，它们的神经系统就会逐渐适应这种冲击。随着时间的推移，要使被电击的黑猩猩再达到同样的痛苦程度，就必须提高电压。几周之后，一只黑猩猩便能够承受最开始时可以将它一击毙命的电击了。当生活将一个人推上前线的时候，他的体内会产生大量的肾上腺素，同时，他的免疫能力也会得到很大提高。 我常常通过体验自豪感和拼命工作来排解自己的压力。我已经习惯了恐惧，它仿佛一种脏病，时刻不离我的左右，我只能和它不停斗争。这种感觉并不崇高，它时常让我灰心丧气，满头虚汗。在工作非常紧张的时候，我常常会在半夜突然惊醒。我总是不停地做噩梦。我梦见自己被人跟踪，于是我躲进了电梯间，跑遍了每一层楼，敲遍了每一扇门，可所有的房门都紧闭，回答我的只有自己那带着惊恐的呼吸声。 近些天我老是做同一个噩梦：我梦见一名贴身保镖用枪指着我，那黑洞洞的枪口就顶着我的脸颊……我再次从梦中惊醒。于是，我只好离开自己的卧室，到隔墙另一边的一张沙发上继续睡。这样我会安心些，因为那里有几名执勤的警官。 我已经学会了在忧虑不安中生活。我知道自己必须坚持到底，不能让压力影响我的预审工作。

一个声音始终在我的耳边回响：你必须时刻关注自己的工作。对，这就是你的工作。 我们从不在团队中间谈论自己遇到的困难，因为这是可耻的。不过我敢肯定，这些困难正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整个团队的凝聚力。在过去的工作中，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和我已经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其他司法部门也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他们的人常常和我们一起夜以继日地辛苦工作，甚至无偿加班。另外，我们和经济警队以及检察官同行之间也已经建立起了充分的信任。遗憾的是，这种充满了人性化的合作力量虽然支持我们战胜了千难万险，但对于高高在上的国家利益集团却无能为力。在最初几个月中，我们的团队总是在最前线进行那些非常敏感的调查工作，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如今，调查工作却举步维艰。 将罗兰•迪马列为调查对象的决定就像一轮冲击波，它所引起的共振效应正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强。有着广泛社会关系的罗兰•迪马从50年代开始就和巴黎法院打交道，他还为若斯潘政府内的多位部长担任过顾问，现任司法部长伊丽莎白•吉古就是其中之一。

另外，他和共和国总统雅克•希拉克也有很厚的私交，而他自己更是身居宪法守护者这一神圣职位……所有这一切都对我们不利。根据法国流行的一条不成文规定，当政府高层的利益受到威胁时，某个部门的内部团结就应该为高层利益做出牺牲。自从把罗兰•迪马列为调查对象以后，我们便被巴黎法院院长和检察长视为了“鞋子里的石头”，因为我们的预审工作让他们违背了“自然规律”，甚至地位不保：他们必须依附于政府高层，而他们的手下却正在进行一项让高层非常恼火的调查。出现裂痕是在所难免的。不知不觉，我们的团队已经失去了整个司法系统的支持，就好像一座脱离了大陆冰盖的冰山。 这段时间我承受着很大的压力，而周围的人也一直在密切关注着我们的调查，他们的关注有时候甚至让人感到意外。有的人觉得这件事情让人恐惧，因此他们很注意和我保持距离；有的人则显得很轻率，他们往往让我手足无措。下面这位朋友就是其中之一。她本是我的同行，慢慢地我们便成为了朋友。她和她丈夫经常邀请我去他们家，对我的招待也总是非常热情。她丈夫是一名兼职作家，偶尔帮出版社写点东西。

一天晚上，她丈夫突然带着神秘而愉悦的神情告诉我，他最近正在写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恐怖小说，名字就叫：《谁杀死了埃娃•若利？》显然，他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这句话对我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已经出离愤怒了。 我告诉他：“这是个可笑的想法。” 这不是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