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附录一(2)

举报信激怒了程维高 1995年8月17日，在亲自做了一些调查后，郭光允准备直接写信给中央，主要内容是根据群众反映，程维高、李山林是破坏石家庄工程市场的罪魁祸首，他详细列举了石家庄存在腐败问题的建筑工程的名单和有关情况。 在信中，他直接反映程维高的问题有三点：一是南京二建因为给程维高装修住房，有特殊关系，一些工程不搞招投标，直接给了南京二建。 二是纵容自己身边的亲属和工作人员插手建筑工程牟利。 三是程维高一方面处理个别干部住房超标，但程维高和老伴在住了一层楼的情况下，还扩建7间房子，作为领导干部对自己要求不严格。 作为一个基层干部，郭光允显然不可能知道程维高存在的更多更深的问题，信中并没有提及程维高的任何经济问题。信写好后，郭光允将信拿到街上用电脑打印后匿名寄出，还有一份寄给了省检察院。但这封信，不知什么原因最后被交到程维高手里。 郭光允谈到这封后来惹出很多事端的信时说，“我写这些非常慎重，他改建的房子我自己去看过好几次，还和施工的工人聊过。为什么说是‘如实举报’，因为我知道什么说什么，我不了解的我不随便乱说。

比如在信里，我就没说他有经济问题，他有没有我确实不知道。所以，这封信就是提意见的信，我当时压根儿也没想过要扳倒谁。我一个小人物怎么能扳倒省委书记？不可能！！” 一位老干部回忆，程维高得知有人向中央告状，非常恼火，在一次召开的省领导干部会议上曾经说，谁要反对我我就整谁。 郭光允成了要整的重点怀疑对象。 上升为“反程维高集团” 1995年9月，由省纪委出面，让郭光允天天去省军区招待所谈话，交代问题，查匿名信的事情。郭光允怎么也不肯承认。两个月后，突然又不让郭再去交代了，但更令郭光允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995年11月21日下午5点。”郭光允依然清晰的记得他被抓进看守所的确切时间。“那天，市建委的纪委书记打电话来让我去建委一下，说是要给我落实政策。我问什么政策，答说是高工的工资待遇问题。下午我本来准备去接从外地回来的我爱人，经过建委的时候就顺便进去，看看纪委书记是否真有事情找我，结果刚上楼，就看到几个陌生人，马上把我围住，带到楼下，推进他们的车里，我身边一边坐一个夹住我。车子一直往北走，我心里就想，坏了，这往北不就是看守所吗？结果，果然被关进看守所了。”

第二天，郭光允的家人收到了一份犯罪嫌疑人的“收审通知书”。 办案的人、看守所里的人都说郭光允是“政治犯”。他的“待遇”的确与众不同。郭光允被关在226号房，其他房间都关30多人，而他是单独关，不过有6个轻微违法行为的人和他住一起负责监护他。其他房间里的犯人还可以“听”电视，但对他一切消息都封闭，房间里连个纸片都没有，这对于喜欢读书读报看新闻的他是最难受的。而且，只有他是天天提审。每天早上提审的时候，提审的人就会在看守所的东头拖着长声调向住在西头的他的房间喊：“226——房间——，郭光允——提审——”声音传开来，整个看守所的房间都能听得见。提审的主要问题是：匿名信是不是他写的？反程维高集团有没有后台和同伙？ “进去以后的第一个晚上，我没有睡好。为什么呢？我老想到两个人，一个是贝·布托，另一个是蔡锷。贝·布托28岁多就进了监狱，10年进了8次监狱；蔡锷30多岁就死了，他是反袁世凯这个皇帝。我想的最多的就是他们这么年轻就这么坚强，我一个大老头子就经不起这个考验啊？蔡锷反皇帝，我连反映一些对省委书记的正常意见都不行吗？”

“我也没有绝望，反而开始还乐观，因为我没犯罪，我举报问题非常慎重，我既没有造谣也没有诽谤，我觉得有出头之日。” 郭光允“坚强”了一个月就扛不住了。“提审天天搞，动不动就拍桌子打板凳吓唬我。我身体不好，后来连续两次发高烧，每次持续20多天，发烧期间还提审，浑身冻得不行，要穿两件军大衣。有时候提审的人见我不说，还会突然叫：‘郭光允你站起来！把大衣脱掉！！’那个难受劲啊……” 郭光允只有在回忆这段日子的情景时，才惟一一次哽咽地说不下去了。 “最后实在顶不住了，人在觉得快死的时候，求生的欲望真是非常强烈。在进去后一个多月的一天上午，我不得不承认写了匿名信。当时快中午了，我说，我头脑很乱，要吃了午饭，想想，下午再详细说，提审的人马上有些兴奋地说，好，吃饭！” 交代了匿名信，郭光允就被人认为是反程维高的急先锋，又叫他详细交代他有没有什么后台，家里人有没有做过什么。但除了匿名信反映程维高的问题，郭光允也交代不出别的问题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