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宽恕自己
我不需要别人的忏悔 在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的日子里，我过着半养病半闲散的生活。 在表面上的平静之下，其实我的心情是不太平静的。 因为虽然事情渐渐有了眉目，一步步平反的消息也不断传来，然而，因为“9·26”案涉及面之广，介入人员之多，矛盾纠葛之复杂，要我完全忘掉过去，泯灭那些恩和仇、伤和痛，我是做不到的。 客观上也是如此。我在省会石家庄市，从建委前期审我整我到“9·26”大案把我绳之以法的整个过程中，有许多人介入了执行程维高、李山林他们的旨意、贯彻程维高意图的活动中。 从保外就医开始一直到中央正式处理程维高的半年前，我一直和老伴上书各级部门，不仅指名道姓地揭发程维高，而且也指名道姓地批评、揭发一些同志助纣为虐的错误行为，要求对他们进行处理。 程维高倒台之后，我也看到了曾跟他关系很深的一些人灰溜溜的样子。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广场，傍晚和周末时，许多退休的老同志到那里锻炼和遛弯。有时候，我老伴回来后会不经意地说起：在那个广场遇到了当年整我整得很积极的某某了，那人看到我老伴，一脸挺不自在的样子，我老伴倒是神色平常，就像没见过这人一样，别过脸继续锻炼身体。
山不转水转，这样的事经历过不止一两次。 有一天在街上，我遇到一个老朋友，好久不见，两个人高兴地聊了起来。 临走时，我那老友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对我说：“×站长托我给你带话，他为当年建委那一档子事感到内疚，想当面向你道歉。” ×站长？我想起了10年前的人情冷暖…… 老友好心地说：“你们过去关系很好，他也说了，他也是没有办法，李山林逼他整你，他要不从的话，肯定也没有好果子吃。后来听说你被弄得那么惨，他心里也挺后悔的，想请你吃个饭，我看，你就答应了吧。” 我摇摇头：“不，我不承这个情，我也不吃他的饭——我不接受他的道歉！” 我扭头就走。 想起这位×站长，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我为什么对那位同志表示的歉意如此不领情呢？正因为我们曾经是好朋友，我才对他的行为感到伤心。他也属于建委的“老人”，我们不但在单位里关系融洽，平时私下里两家交往也是非常密切的。 然而，令人感慨的就在这里，当李山林定了“调”：一定要查出郭光允的问题时，这位好朋友平时友善的表情不见了，变得冷漠而陌生。查定额站的账，扣押账本迟迟不返还，我这个站已经没法运转。
于是我小心翼翼地给他打电话，跟他商量是否能把账本发还给我，因为税务局的同志催了我好多遍，再拿不出账本就要罚款了。 我是为工作上的事找他，而且口气仍像过去那样亲近随和。 不知他是存心表现他同我早已“划清界限”，还是我的哪句话惹恼了他，他突然翻了脸，严厉地斥责我： “郭光允！你跟我讲话嘴上有点准头行不行？完全是胡说八道！谁扣了你两个月的账本？啊？” 我也火了：“你给我把嘴放干净点！谁胡说八道啦？账本你扣了我多少天，我有记录！你想抵赖？那不成！” …… 我在本书中曾经写过，我不愿意诉说给读者那些令人不快的故事，倒是书中那些“走马灯”式上台表演的一个个不幸的灵魂，倒是我们应该多多加以关注的。 以前关系这么亲密的一个同志，为李山林的封官许愿，就这么作践我！ 我断然拒绝了他的“道歉”，说起来也是书生意气，是感情受创伤的一种反应。 在我获初步平反后，我对在这个事件中的人和事，思绪也渐渐变得平和。 有人问我：“那些害过你的人，你现在还恨他们吗？”
也有人问我：“现在，有关部门也承认，当年整你是整错了，那么，介入这些事的那些人，包括那些直接伤害你的人，你是怎样一个态度？你希望有人忏悔吗？” 香港一个记者也跟我谈到“宽恕”这个问题。 对于上述问题，我是这么看的：我是个农民的儿子，虽然我也敏感，但没有西方电影里那种高级的“感情”，我又是党培养多年的知识分子，是一名党员。我不笃信宗教，对那种博爱式的“宽恕”我是学不来的，因此，在这个事件中，除了极个别的人托人带话表达内疚之情外，没有人对我表示过愧疚之情，我又何必自作多情地表达“宽恕”之意呢？ 我在猜想，现在包括程维高本人，可能傲气和霸气还没有彻底被打消，依照这种人的思想情感逻辑，他可能还觉得自己是个“改革家”，觉得自己挺“悲壮”的。其实程维高并不是没有认错的时候，比如有一次在电视上他说：“我这个人，工作方式不太好。”可接下来的话是：“老了，改不过来了。”这个人啊，“认错”是假话，“改不过来”才是真实心理。如果他现在还是这样一种心理，我也不想多说什么。我也不太习惯“忏悔”这个词，觉得有点文绉绉的。
对于一些干部来说，工作有失误就检讨，即使时间证明了当时自己执行的是个错误的东西，那责任也不是自己的，连检讨都不必做，何来“忏悔”？所以，“忏悔”与“宽恕”相辅相成，没有前提，也就不存在宽恕这个命题。 如果非要讲宽恕的话，我就宽恕我自己吧：这么多年来，我让全家陪我度过了一段担惊受怕的日子，疼爱我的老人去世前，我甚至没有在病床边守过一天，我的孙子孙女，我没有给他们辅导过一天功课。有时候身体不好心烦意乱的时候，我还对我那相濡以沫的老伴使脸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