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5岁的“小劳模”(2)

我幼小时的记忆，就是一部不断挣扎求生存活命的记忆。 我出生的第一天，就遭遇了人生第一次“鬼门关”。 那一天，日本鬼子的装甲车从我家的屋后公路上经过，那个年代，村里的老百姓谁见过这种庞然大物啊？这装甲车怪物轰轰隆隆从村边驶过时，尘土飞扬，鸡飞狗跳，履带发出可怕的声响，好像要把房屋都要震倒。装甲车驶过我们家屋后的时候，只有我母亲和襁褓中的我躺在土屋里的炕上。屋子哗哗地震动，炕也像在惊涛巨浪中的小船颠个不停，母亲吓得面无人色。眼看土墙震动得就要倒塌下来，母亲拼命支起身子，想抬起胳膊把我抱起来，可是产后体弱的她怎么也抬不起胳膊。只听到沉闷的“砰”的一声，土墙倾斜与炕形成的夹角把我小脑袋瓜夹在里面，我连叫也没叫出来就死过去了。据母亲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实在吓人：我刚出生，骨头还是薄脆柔软的，在挤轧中，我的脑袋瓜都扁了。东倒西歪的小土屋里，母亲疯了似的喊救命。 庆幸的是，经过乡亲们的救治，我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只是自此落下了一个病根，就是震荡后出现的幻听，直到念同济大学的时候，脑子里还时不时嗡嗡响。这个病根也算是战乱年代留给我的纪念吧。

冀中是老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同日本鬼子的大小战役不断。只要枪声一响，母亲就抱着我往外跑。当时的河北，乡村野外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水坑，不知为什么，乡亲们总认为水坑是安全的地方。那情景想起来就让人心悸：敌我双方的子弹在头顶上嗖嗖飞来飞去，母亲抱着幼小的我趟着水跌跌撞撞地跑。有时候子弹打到水里，吱吱地射出水花，真可谓生死存亡在咫尺之间。 有一天夜里，鬼子进村了。母亲照例抱着我往水坑里跑，求生的本能竟让她在水中跑了大半宿，不知不觉天蒙蒙亮了，这才发现竟跑到了5里外的我姥姥那个村。这时总该松一口气了吧。可是，当我母亲抬起身定睛一看时，坏了！村口就站着日本鬼子！鬼子中间还有一个当官的，看到我母亲便举着刀咿哩哇啦一通乱喊乱叫，意思是“别跑，过来！”母亲哪能听他的呀？转身又往水坑里跑……母亲老是回忆起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往事，并为此长吁短叹不已。 这里要提一下我的母亲，虽然她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但离乱的年代，困苦的经历养成了她勇敢、坚韧、深明大义的性情。尤其是在支持我读书这件事上，母亲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母亲念过抗日小学，所谓抗日小学，识字班就开办在庄稼地里。

我之所以从一个农村的野孩子成长为一名新中国的知识分子，首先应感谢我的母亲。 作为一个农村女子的母亲也曾有过憧憬：像其他抗日小学的女孩子那样成为一名八路，骑着大洋马衣锦还乡。而且，她也确实与这个机遇擦肩而过——后来上级决定抗日小学不办了，所有的学员一律转成军人。然而保守的姥爷却死活不准她去参军，于是她失去了这次改变命运的机会。母亲的愿望虽然没有实现，但至少，她的思想意识经过了一次短暂的洗礼。她的意念，已经不同于一般的农村妇道人家，并且对我后来的人生理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也许因为童年的困苦和命运的磨砺，我自幼小时起，记忆惊人的好。这一点大概也是一个农村儿童不同凡响的一面吧。 然而，在当年战火频仍、苦难动荡的华北平原，一个孩子留下的更多的可不是什么愉快的回忆。除了饥饿穷愁，就是战乱带来的刻骨铭心的惊恐。 进入内战时期，我已经朦朦胧胧开始懂事。但也不懂得交战双方谁是好人，谁是坏蛋，这也不能归咎于老百姓觉悟低，他们大多只懂得一个朴素的道理：打起仗来，枪子儿可是不认人的。因此，只要军队来了，老百姓的本能反应只是逃命。 一旦打起来，我通常是跟着爷爷、奶奶一起跑。

祖孙三人在乡间土道上歪歪斜斜地跑，那情景今天想起来是很滑稽的。不过那阵子也不是很害怕，因为老的老，小的小，被兵碰上了关系也不大。我们家有一头小毛驴，一旦有了动静，我父亲骑上小毛驴就往庄稼地里跑，母亲也跟着跑。父母亲情况不一样，他们是青年，万一给国军逮住了逼着带路或拉了伕子，那可不是好玩的。 逃跑也有优先权，在一个听天由命的特殊年代，在一个穷人不享有生存权的年代，老百姓居然也给逼出了这么一点小智慧，回想起当年的一幕幕，真是既辛酸又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