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罪与罚（1）

我被误传成“汉奸” 说来你可能不相信，由于在看守所关押期间我的案子被搞得过于神秘，以至于后来我被转劳教时，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我是触犯了国家安全条例，劳教所的一些人胡乱猜测我到底犯了什么“事”，有人便信口开河说郭光允是向外国人“泄露国家机密”给抓来的。 于是，也有人说我犯了“汉奸罪”。 他们将我直接押送去了劳教所的第三大队。 进去的时候屋子里面人很多，其中很多都是闻讯来看看上面“钦点”的“政治犯”长得到底是什么模样。他们看我的目光是好奇的，也可以说是“惊异”的。这种地方最不稀缺的就是劳教人员，而我的到来却变成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新闻事件”。 我胡子还没来得及刮，所以示人的是一脸大胡子，我想那个时候我也许倒真有几分《烈火中永生》中的许云峰的模样了。 劳教所里有很多班，大体上划分为“新班”和“老班”。“新班”，顾名思义，新进来进行劳动教养的人都要编在一个班，故名为“新班”。“新班”管理的比较严厉，住的条件也很差，我住的新班40多人住一个大屋。 通常情况下，大约一个多月以后，“初期劳动教养”结束，新班的人就可以进老班了，然后再有新的人员补充进新班。

当然，个别顽固不化的人的“初期劳动教养”期限可能要延长一点，至于像我这样的“政治犯”，则另当别论了。 看守说，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新班的人教唆老班的人再做违法乱纪的事，防止老班里被教养得差不多的人心胸遭受新来的劳教人员再次“玷污”。 关于我来劳教所的事，还有一段小插曲呢。劳教所的所长得知我这个“政治犯”年纪大、身体差等情况后，表示拒绝接收，可上面强调这是“政治任务”，所里不接受也不行。 进劳教所后我自然就被分在新班了，这个班里面的人都是石家庄市各派出所同期抓来的，住的地方有30多平方米，但是住的人有40多个！我去的时候已经没有位置了，我只好打地铺睡在房间的过道里，白天再把床板收起来。 劳教所实行军事化管理，干什么都要快，连起床起慢了都要受制裁，有时劳教人员中的头头还可能变着法收拾你。 我去之前，劳教所里的管教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说要来一个省里领导“钦定”的“政治犯”，是高级知识分子，跟一般人不太一样，不能随便打。 “政治犯”这顶帽子其实不错，有时候居然还可以起到人身保护伞的作用呢。 但劳教所里的管理混乱也让我忧心，我会不会被仇人们设法害死。

所长本身就是个责任心不强的人。我从劳教所保外就医出来后不久，这个管理混乱的劳教所所长×××就出事了，涉嫌犯罪已被起诉。 他对我的态度开始还不错，但是后来不知为了什么，忽然变得很坏，曾经当着我的面表示要“永远跟程书记保持高度一致”，勇当省里领导放手搞“改革开放”大业的开路先锋和马前卒，这倒好，开路先锋把自己折腾进班房了。 牢里过年 进了劳教所后，我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肠胃也不好，经常闹肚子。一闹起肚子就忍不住了，否则就会大便失禁。为了能方便地上厕所，我强迫自己每天在5点钟之前起床，以充分保证上厕所的时间。 因此，睡觉时我就不脱衣服了，因为怕来不及穿衣服去厕所啊。这样我起床的实际时间往往是4点，也就是说，我经常在3点多钟的时候就睡不着了。这样做仅仅就是为了能在早上开牢门的时候排队排在前面，以抢占厕所的位子——因为有上百人要共用那一个“金贵”的厕所呢。 因为这件事我跟管教提过意见，说我身体不好，能不能通融一下，结果遭到严词拒绝。 一天晚上，班长忽然问我：“郭老头，你没出事前，官有多大啊？” “不大。” “嘿，别谦虚啊您！

官不大，省委书记会亲自出马来整你吗？” “……” “我们知道您老是高级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不就是高干吗？官还能小？” 哦，我明白了！——说来也好笑，他们好像分不清什么是“高级知识分子”和“高干”，总以为我是“高干”！否则，尽管事先管教人员打过招呼，凭我的倔脾气我也早被他们整过无数次了。 我到劳教所的第一天晚上，还没有被子盖，冻得直哆嗦。有个好心的狱友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床被子给我，否则我在大年腊月二十九的晚上就要给冻坏了。 尽管如此，那天晚上我还是一合眼就梦见自己穿着汗衫短裤被人追赶着在雪地里跑，接着就是被冻醒。那个晚上我觉得身体里的血都快要结冰了。 第二天我找到了昨夜挨冻的大概原因：一是因为供暖条件不好，暖气片总是冰凉的；二是因为房间的窗户有几块玻璃都碎了，也没人来修补，寒风就那么肆无忌惮地一股股闯进屋子里，撕扯着一切；三是因为房间的水泥地面潮气很重，特别的阴冷，穿着棉裤坐在地上都会觉得冷。在睡觉的时候，一股阴森的潮气似乎会穿过我睡的床板，一股一股地往我身体里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