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嫌犯郭光允（6）

针对这种无法无天的状况，当时的国务院提出整顿全国建筑市场，并在石家庄组织召开了一个会议，邹家华副总理做了书面发言，指出各级领导对建筑市场混乱应负有主要责任。 更让我气愤的是，会上程维高还做了这样的发言：“现在石家庄正刮着阴风，有人到处散布我有经济问题，说南京二建在石家庄承揽大批建设项目和我有关系，我拿了大量回扣。实际上，我不仅没有为南京二建说过话，也没有为任何一家建筑施工单位说过话。这个谣言在石家庄传播很广，纯属无中生有，造谣诬陷。有的人是想搞地方保护主义，竞争不过人家，就造谣想把人家挤走……” 这让我想起了以前在一本杂志上看到的一个外国笑话：一个小学生对另一个小学生说：“我妈妈真是一个爱吹牛的人，我踢足球时不小心打破了一块玻璃，她就说我将来能成为新球王！”“我妈妈也是真会吹牛呢，我昨天揍了比尔一顿，他就说我将来会成为拳王！”另一个小学生笑着说。这时候在旁边听他们俩说话的一个年龄稍小一点的学生说：“我妈妈就别提了，我不过撒谎说我历史考了满分，她就叫着说我一定能当上美国总统！……” 邓小平同志曾经告诫过广大的党员干部：“我们是要当官，还是要做事？我看还是应该要做一点事出来。”

可惜，这么平实却又内涵深刻的话，早已被很多干部抛到了脑后。 查不出我的政治问题，他们又开始查我的“经济问题”，问我有没有给省建委行过贿，我说：“我绝对不会行贿，也不会受贿，你查就是了。” “那好，我现在接着上次的问题向你核实核实。”这位副厅长清了清嗓子，“上次的问题，靳庆和（曾任省建委主任）是怎么说的？” “不知道。” 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内，他们按照程维高的指示反反复复地问我靳庆和的情况。因为怕不慎牵连同志，我谎称我连靳庆和的面都没见过，也就是在电视上看到过这个人，感觉他块头很大而已。更谈不上什么“策划反程维高集团”了，况且这个臆猜本身就是荒谬的！ 老是查不出幕后反对他的“小集团”，程维高将我的案件同时交给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刘院长办理，亲自打电话给他，要他“至少判个10年、20年，看他还作不作怪”！ 刘院长研究了我的案子以后，认为我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更不构成诽谤罪。 程维高知道了省高院的态度后，大发雷霆，当场骂人，骂省高院，随即批示公安厅尽快处理我。 省公安厅不是没有办法，看家的杀手锏便是他们可以直接批准决定的劳动教养制度了。

得到一定将我“绳之以法”的答复后，程维高才满意。 幸亏我本身没有一点点经济问题，否则真是要在监狱里待上10年、20年了！ 1999年，待我开始平反时，刘善祥书记给那个副厅长打了个电话，这位领导的第一句话就是：“刘书记，郭光允身边那个卧底不是我派的！” 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2000年，有一天我去省委办事的时候，和久违的那位副厅长在走廊里偶然相遇，我笑着迎上去说：“×书记（此人这时已提拔为省纪委副书记），还认识我吗？” 他的表情顿时显得很难堪，支支吾吾，语无伦次。 “呵呵，你提审过我两次，9个小时，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吧？我们曾经很熟络呢！”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看来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呵呵……” “哎，我说，郭光允你别说瞎话啊，我啥时候提审过你呀？”他急了。 接着他咳嗽了一下，稳定一下情绪，又说：“谁跟你熟络？我只见过你一次啊！莫名其妙！”说完头也不回地走开了。 很明显，他如今官运亨通，对我不知趣地跟他“叙旧”，他自然是不高兴的。 顺便说一句，在“9·26”

案中积极参与抓人整人的所有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曾经对受害人表示过歉疚，甚至连起码的解释也没有。每个人都可以心安理得。 是啊，事情已经过去了，该继续的生活还得继续下去。鲁迅先生说的“街市依旧太平”，就是说的这种对现实的无奈。 最可怕的是苦熬 一晃就到1996年了，我已经被关押了近3个月了。 看来眼前这场角逐似乎要以一种“双输”的结局告终了，我不甘心失败，审讯人员们更不甘心。 最后我问纪科长：“该查的也查完了吧，现在我这件事怎么办啊？” 纪科长安慰我道：“你没事，什么事也没有。” 我一听这话，心里很高兴。 不过，他们紧接着告诉我还想提审我一次，半开玩笑地说是要搞一下“总结陈词”。我哭笑不得。 提审我的那天早上，我理直气壮地走出牢房，很多看守都主动跟我打招呼。 走到半道上，纪科长招呼我：“老郭，到我屋来，到我屋来。” “你们现在不是要提审我吗？”我觉得有点奇怪。 “哎，那是说给别人听的，你过来我们好好聊一聊。老郭啊，你我都是直性子人，其实要没有这档子事的话，咱俩肯定是好哥们儿！你出去后，可别忘了兄弟啊……” 他们想干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