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李市长”摔了个大马趴（8）

没几天，建委同志悄悄告诉我：“你那个亲戚连续两天去李山林家，写揭发你的材料。” 我叹口气说：“我栽培了一个白眼狼。” 终于有一次，袁裕伍同志看不下去了，把他叫来，当着我的面对他说：“郭处长这么帮你，你可要好好谢谢人家呀。” 殊不料他鼻子哼了一声，说：“我就是不感谢他！” 平素很腼腆的袁裕伍一拍桌子：“你给我滚出去！” 在李山林落选之后，一度在建委中也流传着这样的说法：“郭光允跟李山林作对，就是因为他不服李山林，他1983年提副局长就没提成，1988年吴主任退休之前又定了提郭光允当副局长，李山林压着不办，所以郭光允怀恨在心，因此，李、郭矛盾也是权力之争。” 这种流言确实具有杀伤力，且不说“反腐不香，腐败不臭”的道理，前8年建委风波，易于让人联想起历史渊源，在此我详细说来，告白读者，请读者自行评判：到底是我不够“纯”，有太大的局限性，还是流言制造者想像力过于丰富？ 1988年李山林“接班”前有这么一个插曲，我已经是高级工程师，吴金玉主任对我谈话说：“光允啊，我们已经研究通过了，提拔你为建工局副局长，还有你的高工待遇问题，我们也想办法给你落实。”

实际上，5年前在机构改革时就曾研究提我当副局长，但是组织考查我准备让我进班子的时候受了阻，建委的一位老领导对我有点看法。 也许是因为我年轻气盛，对外行指挥内行有本能上的抵触，建委的老同志多是老革命出身，文化偏低一点，而我们业务上比较强。这位老领导到我们办公室来，对我们的工作拿不出什么指导意见，只是这个批评一句，那个数落两句，弄得我们下面这些工作人员的技术干部都挺不服气的。我这个人又比较直，有时就不买这个账。有一天，老领导又在哇啦哇啦批评人，我忍不住顶了一句：“领导，领导，领导就是拿意见的。光说别人这不好、那不行，不拿出自己的意见来，大家怎么干？”就这么一句抢白，这位老领导记住我了。 在大力提拔知识分子干部的大环境下，上级准备从大学生云集的建委选拔人才进领导班子。政治处考查的所有人当中，我的材料是最有利的。政治处的两名干部也当面对我说：“在所有的材料中，你是排第一个，我们给你写的材料最好，认为你工作也是最出色的。” 可是过两天党组织讨论会之后，政治处的同志找到我，带着遗憾的表情说：“讨论的结果出乎我们意料，本来在所有人选中你是第一个，但你那个没成。”

事隔很久，我得知党组会讨论的一些详情，在讨论建工局副局长人选时，我的材料确确实实排在第一位。然而，那个被我顶过一句的老领导只说了一句牢骚话，其他的党组成员都不吭声了。 这一下，我提副局长的事就泡汤了。 好心的吴主任想在退休前帮我一把。他主持党组会研究通过了提拔我为副局长，然而9天后，李山林正式接班了。吴主任不放心，又找到了我。 吴主任说：“你看，这事我任内还没来得及办完，就叫我交权了。” 我说：“没事，我也不急，副局长我也不想提了，但是高工的待遇应该给我落实。” 吴主任接着说：“你也该去问问，你的事到底下文了没有？” 我苦笑一声：“大概没有那么快吧，现在政府部门办事都是拖拖拉拉的……” 我心里想：李山林在台上，怎么肯惠顾我？他不整我就算好的了，怎么会再让别的好处落到我的头上呢？其实我很清楚，决不可能下这个文。所以我问都没问。何必自讨没趣呢。 我惟一后悔的是：没有在大环境比较好的时候想办法落实我的高工技术职务待遇问题。我是1985年任职的高级工程师，如果我把工资关系落在了定额站，那么我的高工待遇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本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然而当时由于我的定额站站长职务是兼职，考虑平衡关系，我一直没有这样做，心想总有水到渠成的一天的。然而看形势的发展，我的想法太一相情愿了。“高工”待遇问题，居然成为几年后李山林及其他某些人“卡”我的一个“结”。 直至本书完稿，我的“高工”待遇问题仍未解决，我仍在呼吁争取落实属于我的一切待遇，决不故做“高姿态”。然而，在我看来，这不是“不幸的故事”的一部分，我也达不到“宠辱不惊，毁誉由人”的境界。倒是这故事中走马灯般出场的不幸的灵魂，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应该多多加以同情、关注的。 在前8年的抗争中，我曾满怀希望地将检举李山林的信寄给某位主管副市长。有一天，我去他的办公室，想知道副市长同志有什么意见。 副市长见我进门，点点头，他正在翻阅着办公桌上的人民来信。 翻到我那一封时，他抬了抬眼皮，看看我没说话。 然后，他鼻子轻轻地哼了一声，一扬手“啪”地一声把我的信扔到了一边！ 我浑身一激灵，血一下涌到头顶，我没有看错：年富力强的副市长用一个极其蔑视的举动把我的信扔到了角落里！

大概他在那一瞬间从我的表情上意识到了自己做法的不妥，讪讪地说：“这事我过几天找你谈，你先回去，我会给你电话。” 结果不用猜谁也知道，永远不可能接到这个电话。 在某些人眼里，我是一个“讨厌”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