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从“茶杯风波”到人代会“大戏”（3）
通向省长家门的一架云梯 我跟李山林的矛盾就这样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对我的立案审查无休无止，1990年4月，建委又下文，把我的定额站站长给免了。但是没有给我发文，也没有任何领导给我谈话，没人通知我被免职了，更别说领导给我解释免我职务的原因了。 然而我还能工作，说话还算得上数，处长职务还没有免（尽管李山林老早就扬言要把我的处长也免了）。处长虽还没免，但日子也不好过，因为建委都知道李主任发了话：郭光允说话“不算数”。但他李山林还不能做到一手遮天，建委的许多同志也深知我郭光允在业务上、在技术上说话还是“算数”的。我克服了一切阻力，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如果没有后来程维高垂青李山林，重用李山林，放手让他做坏事的话，如果不是程维高、李真、李山林、吴庆五等人联手让南京二建肆虐河北建筑市场，如果没有程维高授意省委组织部及石家庄市委上演一出“竞选副市长”的丑剧发生，如果…… 假如以上的“如果”变成了现实，那么即使我同李山林矛盾再尖锐，也只能算是“茶杯里的风波”，机关里的是非而已。 可惜，历史并不承认“如果”、“假如”，所谓“自作孽，不可活”，还是符合历史辩证法的。
这个严正的规律，在某些过于“聪明”，换句话说是“聪明得近乎愚蠢”的人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程维高的秘书李真如此，李山林也是如此。 这一年，程维高从河南省省长任上调任河北省省长，开始了他长达十余年的主政河北的政治生涯。 一开始从电视上看到新省长，对他的印象是作风干练、精力旺盛。河北的老百姓戏称石家庄是“中国最大的村庄”，这里面既有俏皮调侃之意味，也有暗讽石家庄市容、街容脏乱差的意思。程维高省长在电视上露面、严肃批评石家庄的这一弊病，并着力实施城建改造。 作为一名机关干部，一开始我对程省长是有好感的。 “扩路、拆墙、透绿”，是程维高关于城建改造的一项举措，实施以后，也的的确确见了效果，老百姓感到“路宽了，地绿了”，老百姓的反映也是真心话，干部们对这位新省长的印象是，办事利落，性格强硬，有强烈的个人风格。刘善祥老书记也亲口对我说过，直至1993年程维高任省委书记的那一年里，程维高“还是比较谦虚的，有些问题也听得进同志们的意见”。 我是万万没有料到跟这位尊贵的省级大员日后会有什么矛盾瓜葛的。我受党培养多年，头脑里没有什么封建等级观念。
小时候我在蠡县老家仰视冯家宗坟里的石碑时，看到石碑上刻的“二品”“三品”等文字，开始懂得人间还有一种不可冒犯的叫做“官威”的东西，父亲的遗训也叮嘱我为人处世学一个“忍”字。 假如没有“建委风波”之后的环环相扣的因素，那么，程维高为他的官，我做我的一介平民，太平世界，朗朗乾坤，平白无故还会生出什么灾祸不成？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先从南京二建说起吧。 “南京二建”的鼎鼎大名，自程维高被查处之后，几乎在全国妇孺皆知。换一种情况，“南京二建”的这种“知名度”花上亿人民币也是买不来的，可惜没有一个经理人愿意有这种“知名度”，南京二建驻河北的经理朱钧昌后来因经济犯罪被判了20年徒刑，后任经理王建新也因行贿被判6年徒刑。你能说是程维高等人害了南京二建？还是南京二建坑了程维高？ 说起南京二建，这个公司刚到石家庄来的时候，还是我给办的手续。当时是一个举报让我知道南京二建的，举报什么呢？南京二建是先拿了工程才进石家庄的，没有在我这里办手续，有人报告到我这里来，我得查一查呀，这种情况按规定是应予清除的。
南京二建一听建委要查他们，那个工程负责人赶快过来了，又是承认错误又是表示要改正，立即补办手续。我想人家刚进来，揽个活也不容易，不能一棍子打死吧，就到施工现场去看了看，考查了以后，觉得施工质量不错，其次他们的态度也好，所以按规定就给他们补办了进石家庄市的施工手续。 这样一来我跟南京二建就认识了，而且还知道他们当时的经理罗××还是我同济大学的校友（罗××在同济大学进修过，算是校友吧）。客观地说，南京二建刚闯河北市场的时候，确实是凭着苦干和灵敏的商业头脑打天下的，他们工程质量也不错，那个时候，我支持南京二建是对的。我冲着校友的面子，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也帮了南京二建不少忙，但我没有要过南京二建一分好处，没有吃过他们一顿饭。热情的罗经理从老家给我捎来板鸭，我一推二推没推掉，河北人也不知道那板鸭怎么个弄法，放在家里时间一长，结果都发霉了。 历史会跟人开玩笑的。一开始“旗帜鲜明”地反对南京二建的，反而是那个后来跟南京二建沆瀣一气的李山林，而当时的我根据政策规定，反倒是比较维护南京二建的。 这一天，李山林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冷冷地说：“我要清除南京二建。” “清除？
南京二建干得挺好，为什么要清除？”我不太理解。 “这帮南蛮子拉活拉得太多了，施工单位意见很大呀！” “李主任，”我耐心地解释，“清除恐怕不太合适，有规定，一个施工单位年人均承揽工程不得超过70平米，超过这个范围，咱们可以叫他退了。控制可以，清除不太好。” 李山林眼一瞪，武断地说：“我不管，你必须起草文件，把南京二建给我清了！” 他又强调一句：“省建委就是这个意见，我是在执行省建委的命令！” 我不知李山林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但如果真是“省建委的命令”，这个“命令”也未免太蛮横、太排外了。 我始终没有起草这个文件，很明显，在当时，“清除”南京二建的决定肯定是错误的。我扛着没有去执行所谓“省建委的命令”，倒不是出于我和罗经理的同学私谊，我只是认为，这样做不符合改革开放的方针，断然清除是地方保护主义，是排斥竞争。原则上讲，这里面有个宏观调剂问题，只能控制，不能清除，不能断人家的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