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伊斯特伍德故乡与《查太莱夫人的情人》

1926年秋天，劳伦斯拖着病弱的身体最后一次回老家看看，此前一年他已经查出肺结核三期，医生通知弗里达：劳伦斯只有两年的生命了。死刑早已宣判，按照医生的预言，此时的劳伦斯应该只有一年的生命期了。他无论如何要趁自己还能走路的时候回故乡告别。 按说这样的诀别应该是充满伤感、一步三回头的，但劳伦斯似乎真的是“视死如归”，没有半点伤感。他就像平日串门一样，不期而至来到他精神的父亲霍普金家，随随便便地寒暄一声：“嘿，威利，跟我去溜达一圈吧。” 这一溜达就是绕伊斯特伍德城乡一周，重温了劳伦斯青少年时代在此地的足迹和生活轨迹。故乡14年的变迁，比他自己的“死刑”还令他伤感：城市一片混乱，山乡一片凋敝，劳资关系紧张，贫富差别拉大，大罢工使故乡死气沉沉。劳伦斯预感到会有一场革命，那将是“一把尖刀刺穿我的英格兰腹部”。 他离开故乡后写的随笔《还乡》，是这次伤感旅行的真实写照。他回忆起儿时矿工们早晨兴高采烈地下井，下午激动地上来回家，星期六在足球场上热情地大叫着比赛的情景。

相比之下，现在的场景是：满街的警察和满街的工人纠察队对峙，矿工们脸色煞白地“或蹲，或靠，或站，默默地聚在一起，苍白的脸上露出某种必败的神情，如同在地狱中一般”。 劳伦斯不懂政治经济学，不懂什么叫经济规律或资本杠杆调节，更不懂什么宏观调控，什么经济软着陆硬着陆之类，他只懂得：这种死气是违反人性的，这种凋敝是人性堕落的外化。他凭着道德的判断认为：“举凡活生生的、开放的和活跃的东西，皆好。举凡造成惰性、呆板和消沉的东西，皆坏。这是道德的实质。”而眼前这种对生命和美的摧残令他感到巨大的伤痛： 他们（矿工们）内心深处有一种伤痛和一种沉重，与我一样。肯定是这样的，因为我一看见他们，这种感觉就十分强烈。他们是唯一令我深深感动的人，我感到自己与他们命运交关。他们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我的‘家’。我退缩着离开他们，但对他们万分依恋。 这一圈长长的溜达，竟然激发了一部让他名垂青史也让他名誉扫地的名著《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山乡的凋残，人性的堕落，有产者的贪欲阴冷，无产者的萎靡无奈，成了小说的基本底色。

但在这个底色上，小说奏响了人性美的复归之昂扬的旋律：“我们所处的本就是一个悲剧的时代，但我们断然拒绝悲剧地认命。”于是野林子和林中木屋里发生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生命故事，一个复归自然的男人给一个寻找自然的怨妇注入了崭新的生命。他们在远离工业文明的地方体验着自然纯朴的爱情，体验着创造的神奇。浪漫而美丽，不乏乌托邦色彩，这简直是一部成人的童话。小说字里行间荡漾着的生命气息，幻化成废墟上人性的希望祥云，富有强烈的艺术冲击力。这种冲击力在于它童话般的真实性。现实的底色，童话的意境，性的升华。在这个文本之内，劳伦斯营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故事，用他自己的话说：“任何东西只要是在自身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中，它就是真实的。”我想这是一种源于现实而超越现实的艺术真实。面对他无法把握的现实，劳伦斯只有乞灵于道德和艺术，甚至于非道德，以此来达到对现实形而上的把握。于是劳伦斯选择了性。劳伦斯研究专家理查德·奥尔丁顿说过，这本书根本算不上一本性小说，因为它其实是“关于性的说教……是一种‘精神恋爱’”。中国文豪林语堂早在1930年代就指出，劳伦斯的性描写别有一番旨趣：“在于劳伦斯，性交是含蓄一种主义的。”

这真是一种林语堂式的“会心之顷”的顿悟。时至今日，普遍的研究认为，劳伦斯对性持一种清教徒的观点：“他之所以常常被称作清教徒，就是因为他认为性是生命和精神再生的钥匙，也因为他认为这是极为严肃的事情。”是一种宗教的仪式。 当然仅仅把一部小说的灵感归咎于一次散步是浅薄和庸俗的。但我们必须承认，作品的酝酿如十月怀胎，但一朝分娩则不是水到渠成，而需要某种契机的激化，这个契机往往是突发性的。因此我们不妨把劳伦斯最后的还乡看成是《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的分娩契机更为合适。 而从根本上说，劳伦斯是不甘心自己长时间内写不出力作的。从1920年《恋爱中的女人》出版后，他的长篇小说似乎不见力作。《迷途女》被认为是为钱而写的平平之作；《亚伦之笛》、《袋鼠》和《羽蛇》虽然独具匠心，但一时难为圈内人士认可，评论寥寥，且抨击者为多；《林中青年》是与别人的合作，乏善可陈。而他一系列的中短篇小说和游记等并非他的根本关切。他的写作，特别是长篇小说的写作，才是他的生命支柱，这来源于他对长篇小说的本能认知。

1925年查出肺结核三期时，他在给澳大利亚女作家莫莉·斯金纳的信中说： 我还是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可以与你所创造和记录下的人物及经验生死交关，它本身就是生命，远胜过人们称之为生命的俗物…… 一年后的故乡之行，果然激发了一部长篇，它将劳伦斯送入坟墓，成为他的封笔之作，也使劳伦斯永生——后人谈到劳伦斯，哪个首先想到的不是这部《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