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导演日记两则(1)

田壮壮 2003年4月25日 晴 天气晴朗，心里却阴沉沉。早上YY从机场打来电话，告知机场人甚多，即通知剧组的人员集合。12点30分在北影主楼前出发。一路无话，“非典”这个可恶的瘟疫，使北京陷入恐慌。从小在北京生长，闻惯了北京的气味，每每出差归来时，总要深深吸入一口北京的空气，漂泊动荡的感觉便随着呼出的气息而去，心神定下来。其实我是深爱北京的。 机场，每年至少十几次来往这里，今天我委实吃了一惊。全是人，全是面蒙口罩的人，分辨不出每个人的相貌，却能感到惊慌、恐惧的神色。几十件器材整整装了十部推车，排在人流之中，等待接受红外线体温检测。1968年唐山大地震，因拍摄科教片被滞留湖北当阳城，师傅急得无心茶饭，一周后回到北京，眼见得满街都是人，用简易材料搭成住所，甚者用自行车驮着小帐篷即兴住下。车过天安门，见拱门里也住满人，街上人神色凝重声音放得极低，怕是再将地惊得动起……终于过了安检，脸被口罩捂得热烘烘的，脑子里不停盘算着：昆明能接待我们吗？ 飞机晚点，意料之中。烟民窜入吸烟室，坐在三面都是玻璃的小屋中，声音离你远远的。刘昭告诉我，已接到通知：不许接待疫区来宾。

北京，成为疫区的代名词。此时去云南是否妥当？我感到责任重大，这是始料不及的。带着十几个年轻人，大部分是初次见面，家人此时需要他们怎么办？如果有一个病在他乡我又如何向他的家人交待？万一将病毒带到云南岂不成了千古罪人？政府部门会不会禁止去怒江拍摄？如在北京等待疫情解除又要等到何时？飞机上与研究生杨蕊交换了看法，她是值得信赖的伙伴，去争取最好的结果吧。 日落春城。橙色的机场，清风阵阵。刚登上大巴，远处驶来一部救护车，乘客尽数被请下车，说是有人举报，听到某乘客咳嗽，许多人围在一团理论着，颇有被视为劣等公民之感。十几分钟后，大家获准可以提取行李。刘昭、老木、陈刚和静红已等候多时，大家拱手为礼，怕的是万一。清点过行李，小丁的箱子没有随机而来，挂了失，走出机场，除去口罩，这哪里是出来拍片，分明是大逃亡。 入住云南大酒店已是晚上九点半了，一行人又累又饿，约好洗涮后去吃晚饭。入去房间，与木兄闲聊，只见一身背喷雾器、头戴浴帽、面捂口罩之人在室外喷洒，昆明除机场之外，无人会带口罩，分明是冲着我等而来，隐隐中有所不安。果然，酒店负责人出现在房间，语气坚定地通知我们即刻离去。

顿时生出将要露宿街头的预感，情急之下，木霁弘拨通大哥的手机，十分钟不到，老大开着两部车子赶来，将我等载到云茶大酒店，收留下我们这群难民。老大姓王，是我在调研茶马古道时所识，经营茶叶生意，为人极侠义，虽未结拜，我心中视他为大哥，也不去记他的全名了。 街道空空，行人寥寥，街灯下晃动着十几条人影，没有人讲话，默默地走进一家快餐店。 躺到床上，已是午夜十二点了，辗转反侧，不知何时又会被人喝起，天已泛白时才昏昏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