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斯塔夫罗金斯塔夫罗金(3)

一天，有封送给他的信。信皮上，他的名字和地址是用呆板整洁的印刷体字母写成。孩子从看门人那里拿到信，把信斜搁在他房间的镜子上。 “那封信，你想知道是谁寄给我的吗？”他和她单独在一块的时候，他随口说道。接着，他就把马利亚·勒布亚特金的故事讲给她听。对她讲马利亚是怎么让她哥哥勒布亚特金上尉蒙羞的，还有她怎么成为特维尔的笑料的。因为马利亚·勒布亚特金曾经声称，有个她羞于透露他身份的爱慕者，曾经向她求过婚。 “这封信是马利亚寄来的？”孩子问道。 “等会儿你会知道的。”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嘲笑她呢？为什么没人想娶她呢？” “因为马利亚很单纯，单纯的人就不应该结婚。因为单纯的人怕他们会生下单纯的孩子来，而单纯的孩子往后又会生下单纯的孩子来，如此这般，直到整个地球上都是单纯的人，就像流行病一样。” “流行病？” “是的。你想让我接着讲下去吗？这一切全都发生在去年夏天，我去看我姨妈的时候。我听到了马利亚和她那压根不存在的追求者的故事。我就决定为此做点什么。首先，我就去定做了一套衣服，这样，我在这个地方看起来才够时髦。” “就是这套衣服？” “是的，就是这套。

还没有做好呢，人人都知道什么是时髦，———在特维尔，消息传播得很快。我穿上这套衣服，拿着一束鲜花，到勒布亚特金家里拜访他们。上尉给弄得莫名其妙，可他妹妹却没有。她从未丧失过她的信念。从那天起，我就天天登门去拜访。有一次，我带她到林中散步，只有我们两个人。那是我启程前往彼得堡的前一天。” “这么说，你一直在追求她？” “没有，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所谓的追求者，只不过是她的幻想。单纯的人说不出幻想和真正事物之间的区别。他们相信幻想。她认为我也在幻想。因为，你知道，我的举止就像是在幻想。” “那你还会回去看她吗？” “不会，当然不会。如果她来找我，你坚决不能让她进来。你就说，我已经搬到别处去了。你就说，你不知道我的地址。要不，你给她一个假地址，随便编一个就行。你会立马认出她的。她又高又瘦，牙齿外露，而且，她总是笑个没完。实际上，她是很迷人的那种女人。” “那就是她信里面所说的———说她要来这儿？” “对。”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我这样做？开个玩笑而已。这个国家的夏天是多么让人心烦———你都不知道多么让人心烦哪。”

他花了不到十分钟就写完了这一段，没有涂改一个字。倘要定稿的话，还必须写得更详细些。不过，就当前目的而言，写成这样就够了。他站起身来，任桌上的两张纸摊开在那儿。 这是对孩子天真的伤害。这是他不指望能得到宽恕的行为。他带着这种想法跨越了门槛。现在，上帝必须开口说话。现在，上帝不敢再保持沉默。腐蚀孩子就是逼迫上帝。他用拱条和弹簧造出的机关，关上后就像个陷阱，捕捉上帝的陷阱。 他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同时，他在这场和上帝斗智的较量中，他超越了自我。他也许已经超越了自己的心灵。他和上帝相互包容。时间凝固，停止观看。时间被悬置起来，所有事物在坠落之前都被悬置起来。 我已经失去了我在自己灵魂中的位置，他想。 他拿起帽子，离开了租住地。他认不出这顶帽子了。他不知道穿的是谁的鞋。事实上，他认不出自己是谁了。假如他现在照照镜子，假如镜中出现的是别的脸孔，假如那脸孔同样空洞地盯着他，他也不会感到有任何奇怪。 他背叛了每个人。他看不出他的背叛会越陷越深。倘若他想知道，背叛的滋味究竟像醋那样酸呢，还是像胆汁那样苦，现在正是时候。 可是，他的嘴里无滋无味，恰似他的心没有分量。

他的心，老实说，空荡荡的。他事先压根没有料到事情会是这样。不过，事先他又怎么能料到呢？不是痛苦，而是痛麻了的感觉。好比战士在战场上被子弹击中，鲜血直流，却感觉不到疼痛，还诧异不已：我是不是已经死了？ 看来，他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他写书挣了很多稿费。那个孩子说。她重复着那个死去的孩子的话。他们没有说出的话就是：作为还报，他不得不交出自己的灵魂。 现在，他开始尝试那种滋味了。那种滋味如同苦胆。

译后记译后记

赶译完库切的小说《彼得堡的大师》，疲劳之余，一头雾水。时间催得紧，无法及时参看相关资料，库切本人又是学者兼作家，文本复杂精深，让人头脑里不得不积满了问号。作家缘何要安排陀思妥耶夫斯基出任小说的主人公？他出于什么目的要杜撰出陀思妥耶夫斯基1869年秋天的彼得堡之行？他为什么要单挑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中不起眼的继子巴维尔作为小说的线索？他是如何处理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的？这是库切以小说的方式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思想的变化吗？还是他要借此表明自己对俄国革命的认识？答案似乎都在文本中，答案又似乎都不在文本中。 格罗斯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有详尽的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忆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也可以作为不错的佐证。根据这两本书的记载，巴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伊萨耶夫是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和小职员伊萨耶夫的儿子。1855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服兵役期间，认识了他们一家。他狂热地爱上了女主人。后来，伊萨耶夫因病去世，陀思妥耶夫斯基娶了伊萨耶夫的寡妇。此时，巴维尔年仅七岁。

玛利亚随夫回到彼得堡后不久，于1864年因肺结核死去，巴维尔十六岁。186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年轻的速记员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结婚的时候，巴维尔也只有十九岁。同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携妻出国，巴维尔留在彼得堡，靠继父寄来的钱为生，度过了十九岁到二十三岁之间的时光。他甚至还结了婚，妻子是个“漂亮的女人，个子不高，既谦虚又聪明”。 安娜笔下的巴维尔并不讨人喜欢。他好吃懒做，对继父的再婚充满敌意，甚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刚刚离世之际，就急急忙忙赶到现场打探遗嘱事宜。相反，《彼得堡的大师》中的巴维尔，却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情深意长的悼念对象，父子感情被描述得无与伦比，这显然是库切有目的的改写。（库切的儿子意外亡故于1984年，不知道丧子之痛会不会是库切创作这部小说的一个因素？）库切在小说中改变了巴维尔的死期，让他死在1869年秋天的彼得堡。正是他的死亡，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德累斯顿召回到彼得堡，让文学大师在调查儿子亡故的过程中经历了一次思想上的蜕变。

围绕巴维尔的死，小说中一系列的人物也被串连起来，女房东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房东的女儿马特廖娜、无政府主义者涅恰耶夫、以及帝国的警察马克西莫夫等等，他们皆因巴维尔的死参与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中来。在变化多端的现实和复杂的心理斗争作用下，小说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终构思出了斯塔夫罗金的形象（《群魔》中的主人公），同时，小说也在他痛苦的写作过程中结束。 这一事件完全是虚构出来的。女房东的情节、彼得堡的场景描写多少能让人联想到小说《罪与罚》（1866年）。库切如此设计，似乎是在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创作做注解。只是，在虚构过程中，他强化了巴维尔的作用，让这个提前死去的儿子成为他心灵蜕变的助燃剂。 小说中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是无政府主义者谢尔盖·根纳德维奇·涅恰耶夫。历史材料中的涅恰耶夫，生于1847年，曾经是彼得堡大学的旁听生，比真实的巴维尔年长一岁。他参加过1869年春天彼得堡的学生运动。之后赴瑞士，在日内瓦参见了老牌的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1869年9月，涅恰耶夫携带建立反政府秘密组织的计划来到莫斯科，成立了地下组织“人民惩治会”。

涅恰耶夫宣扬无神论思想，主张通过冒险主义的斗争策略和无原则的恐怖主义，来建立一个“没有上帝”的新社会制度。“人民惩治会”最轰动的事件莫过于制造了“伊万诺夫事件”。彼得罗夫农学院学生伊万诺夫（和小说中被杀害的乞丐同名）因为试图退出组织而惨遭杀害。伊万诺夫之死，使这些年轻的阴谋家们逐渐浮出水面。罪行败露后，涅恰耶夫逃到国外，1872年在日内瓦被捕，后被引渡给俄国政府，被判二十年苦刑，死于彼得保罗监狱。 库切在小说中，把巴维尔的死和涅恰耶夫联系起来。《彼得堡的大师》中，有若干章节涉及到涅恰耶夫。事实上，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巴维尔，和涅恰耶夫本人都没有什么直接的交往。即便是巴枯宁，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也不过是一面之交，而且对他极为反感。巴维尔被库切设计成为涅恰耶夫的追随者，使得创作《群魔》之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了和无政府主义者直接交锋的可能。在这里，库切的想象力发挥了作用，他“后现代”地处理了真实事件和虚构事件的关系，为小说的最后一章“斯塔夫罗金”这个文学人物的诞生提供了某种能够自圆其说的理由。 根据格罗斯曼的记叙，涅恰耶夫的案件的确曾经引起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注。

事实上，1869年秋天，时在德累斯顿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读到关于莫斯科暗杀事件的报道，已经决定创作一部以俄国父与子两代革命者为主人公的小说，这就是《群魔》。为了写好这部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亲自勘探过伊万诺夫的死亡现场，亲自旁听了1871年警方对涅恰耶夫的公审。《群魔》发表于1871年，直接取材于“涅恰耶夫案件”。《群魔》中的韦尔霍文斯基的原型就是涅恰耶夫，大学生沙托夫的原型就是伊万诺夫。《彼得堡的大师》把这所有的线索都集中到巴维尔身上，在他身上集中了所有的矛盾和冲突。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巴维尔和涅恰耶夫、和警察、和女房东、和女房东的女儿有了种种关联，最后，他不断地和巴维尔的影子对白，在忏悔的过程中开始了写作。如此看来，如果我们把《彼得堡的大师》看成是库切故事化地诠释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群魔》的过程，似乎也不为过。只是，如此单一的解读好像太轻看了库切，他的小说一向含义丰富，本应经得起多种看法。 库切本人是文学教授，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材料十分熟悉。他重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故事，半真半假，半遮半掩，更能调动起读者对小说中诸多扑朔迷离的事件的兴趣。

显然，这是个和读者较量知识的故事，好比一个解密的过程，越解越觉得不可思议，越解越觉得陷入到一个更深的秘密当中。如果读者碰巧不熟悉陀思妥耶夫斯基，碰巧对他的作品、他的生平不够了解，那么，读懂这部小说就是个困难的过程，至于再读出库切形式上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复调特性的模仿，那恐怕就要去搬弄巴赫金的理论了。在这里，我们只能这么揣测，库切如此谋划，就是要向读者展示书房斗室里深不可测的想象世界。 最后说说译文。王永年先生是我景仰的前辈翻译家。他的译笔干净舒缓，有贵族般的优雅。倘若不是出版时间所限，他本可以从容译完文稿。跟在王先生的译文后面，实在让我惴惴不安。续译急躁紧促，好似腾不过气来的游泳新手，较之王先生的译文真是有云泥之别。时间紧张固然是理由，汉语功底浅薄才是让我辈气短的真正原因。好在，紧赶慢赶赶完了，其他的事，留待读者评说。 匡咏梅 2004年3月14日

译后记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

J.M.库切的小说以结构精致、对话隽永、思辨深邃为特色。然而，他是一个有道德原则的怀疑论者，对当下西方文明中浅薄的道德感和残酷的理性主义给予毫不留情的批判。他以知性的诚实消解了一切自我慰藉的基础，使自己远离俗丽而无价值的戏剧化的解悟和忏悔。甚至当他在作品中表达自己认定的信念时，譬如为动物的权利辩护，他也阐明了自己的前提，而不仅仅是单方面的诉求。 库切的兴趣更多地关注着那些是非清晰却又显示为冲突频仍的情形，如同玛格丽特那幅著名油画中那个男人在镜前端详自己的脖子一样，在关键时刻，库切作品中的人物总是游移退缩、畏葸不前，无法率意而行。这种消极被动既是遮蔽个性的阴霾，却也是面向人性的最后一方聚集地———人们不妨以无法达到目的为由拒绝执行那些暴虐的命令。正是在对人的弱点与失败的探索中，库切抓住了人性中的神圣之火。 他最早的小说《幽暗之地》初次展露了善于移情的艺术才能，这种才能使他一再深入到异质文化中间，一再进入那些令人憎厌的人物的内心深处。小说描写越南战争期间一个为美国政府服务的人物，挖空心思要发明一套攻无不克的心理战系统，与此同时他个人生活却糟糕透顶。

此人的奇思异想与一份十八世纪布尔人在非洲腹地的探险报告并列而述，展示了两种不同的遁世方式。一者是智力的夸张和心理上的妄自尊大，另者充满活力，是富于蛮荒气息的生命进程，两者互为映照。 在他的下一部小说《国家的心脏》中，出现了另一种注重心理描述的风格。一个与父亲一同生活的白人老处女发现了令她憎恶的事实，她父亲和一个有色人种年轻女子有着不正当关系。她幻想着把他们两人都杀死，而实际上所有的一切都透露出这个老处女自己想跟家中的男仆保持苟合之事。那一系列事情并无明确的结局，读者惟有从她的笔记中去找寻线索，但笔记中真真假假的记录交错混杂，粗俗和优雅的笔致并行其间。爱德华七世时期描写女性内心独白那种矜夸的文体与非洲大地的自然环境极为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等待野蛮人》是一部继承了约瑟夫·康拉德手法的政治恐怖小说，书中描述了一位天真的理想主义者打开了恐怖之门。游戏式的寓言小说《福》把文学与生活的不兼容性和不可分离的特质编织在一起———那女人渴望成为小说的主人公，而在生活中却只是藉藉无名的小人物。

《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延续了笛福、卡夫卡和贝克特的文学传统，库切遗世独立的作家形象在这里变得更为醒目。小说描写了一个小人物的精神困境，他逃离了日益严峻的动乱和将要降临的战事，却陷入了无所欲求的冷漠，并呈现对权力逻辑的否定状态。 《彼得堡的大师》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和创作世界的一种释义。如果一个人（库切想象中的人物）对现实世界产生绝望之感，他面对的诱惑就会成为毫无道德约束的恐怖主义之源。在此，作者与邪恶的对抗带有恶魔信仰的色彩，这一点在他最近出版的一部作品《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中再次出现。 在小说《耻》中，库切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名誉扫地的大学教授的挣扎———在南非日益变化的新形势下，当白人至上的传统土崩瓦解之后，他竭力维护自己和女儿的尊严。小说的主题是作者一直关注的中心问题：人是否能回避历史？ 他的自传体小说《童年》主要围绕着父亲的人格屈辱以及由此引起的儿子的心理分裂。但小说同时展现了南非老派乡村生活的奇妙场景，以及布尔人和英格兰人之间、白人和黑人之间永无休止的冲突。在续篇《青春》中，作者冷酷地剖析自己，刻画了一个以古怪的方式祈望获得他人认同的年轻人。

库切的作品是丰富多彩的文学财富。这里没有两部作品采用了相同的创作手法。然而，他以众多作品呈示了一个反复建构的模式：盘旋下降的命运是其人物拯救灵魂之必要途径。他的主人公在遭受打击、沉沦落魄乃至被剥夺了外在的尊严之后，总是能够奇迹般地获得重新站起来的力量。 文敏 译

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讲他和他的人(1)

现在回过头来谈谈我的新伙伴吧。我非常喜欢他，为使他成为一个有用的、能干的人，我在每件事情上都给他指点，教他怎么做，特别是教他说英语———当我说话时他能听得懂，他真是个最聪明的学生。 ———丹尼尔·笛福《鲁滨逊漂流记》 波士顿，漂亮的小城，坐落在林肯郡的海边，他的人写道。全英格兰最高的教堂的尖顶耸立在那儿，领航员用它来导航。波士顿周围是一片泽国，到处是麻鳽———那不祥的鸟儿发出沉郁的呻吟和鸣叫，声音响得两英里开外都能听见，像是放枪。 不过这泽国也是其他各种鸟类的家园，普通野鸭、绿头鸭、短颈野鸭和赤颈鸭。为了去逮野鸭，泽国里的人们（沼地人）驯养出一种鸭子，他们称之诱饵鸭，或是囮鸭。 泽国就是大片的湿地，欧洲到处都是这样大片的湿地，全世界都有这类湿地，但在别的地方不叫泽国，这个名称只有在英格兰才用，没有传到外面去。 这些林肯郡的囮鸭，他的那个人写道，是在诱饵鸭塘里经人驯养而长成的。等到捕获季节它们就被放到外面去，放到荷兰、德国去。在荷兰和德国，它们碰到了自己的同类，目睹荷兰、德国那些鸭子的生活是何等不易，人家的河流在冬天的寒风中被冻住了，大地被积雪覆盖。

它们总算用明白通晓的语言叫那些荷兰、德国同类脑瓜子开了一点窍，叫它们知道，在英格兰（它们就来自那个地方），生活可是完全不一样的：英国的鸭子生活在食物丰盛的海岸边；潮水自由地涌向四通八达的河湖港汊；那里有湖泊、有泉水、有袒露的池塘，也有被树阴遮挡的池塘；田野里满是拾穗者留下的谷物；没有冰霜没有雪，如果有也算不得什么。 当然这些景象都是用鸭子的语言来描述的，他写道，于是那些诱饵鸭或是囮鸭跟成群的鸭子们凑到了一起———可以这么说———就是诱拐了它们。这些英格兰鸭子就带着它们从荷兰和德国飞越大海河流，来到了自己的林肯郡泽国的诱饵鸭池塘里，它们一直对着它们吱吱喳喳喋喋不休（用它们自己的语言），告诉这些新来者说，这就是它们说的那池塘，它们可以悠然自在地在这里过日子。 其实它们早已经被那些驯养诱饵鸭的人盯住了，这些人潜入泽国隐蔽之处，那是他们在沼泽地里搭起来的芦苇棚，偷偷将一把把谷物抛进水里，驯养的诱饵鸭就一路跟着主人撒的东西走，后面就跟着那些外国客人。

这样两三天以后，它们领着客人们进入越来越窄的水道里，而且还一路不时招呼着说，瞧我们英格兰日子多么好过，然后它们来到一处已经张好了许多网的地方。 这时候诱饵鸭的主人放出了诱鸭犬，这些狗被训练得能跟在禽类后面游泳，一路游一路吠叫。可怜的鸭子被追得紧时连忙飞起来，但又被上面架着的网撞落到水里挣扎成一团，想要游出去，但网越收越小，像一只钱袋，最后那些等着收获的人就伸出手来一只只把捕获物捉住。那些诱饵鸭得到了抚慰和夸奖，而它们的客人则被当场击昏，煺了毛，然后成百上千地拎出去卖掉。 林肯郡的这一切新闻就是他的人用匀称而灵巧的手写成的，每天在把这新闻故事搬到纸上之前，他都把羽毛笔削得尖尖的。 在哈利法克斯，他写道，矗立着一具断头台（英王詹姆斯一世时才被挪走），那倒霉的人把头搁在断头台的架子上，刽子手敲掉一根擎着沉重刀具的木栓，刀从教堂门那么高的梁架上落下来，砍头像屠夫剁肉一样干脆利索。 在哈利法克斯有这么个不成文的规矩，如果在敲掉木栓到刀片落下的一瞬间里，那倒霉的家伙能够一跃而起从山上逃下来，游进河里，没有被刽子手再次逮住的话，他就可以获得自由。但实际上这样的事儿从古至今并未发生过。

他（不是他写的他，就是他本人）坐在布里斯托尔河边的房间里看着自己写的东西。他在这里已经住了许多年了，几乎可以说如今他已是个老人了。在用棕榈叶和蒲葵做成阳伞遮挡阳光之前，他那张脸就已经被热带的阳光晒黑了，但现在有点苍白，可还是老厚得像羊皮纸，鼻子上有一块被太阳晒出来的永远也长不好的疤。 这会儿一直陪伴着他的那顶阳伞在屋里，伫在一个角落里，可是跟他一起回来的鹦鹉却死了。可怜的鲁滨！这只鹦鹉经常呱呱大叫着从它的爪架上飞到他肩上，可怜的鲁滨·克鲁索！谁会去救可怜的鲁滨呢？他的妻子不能容忍鹦鹉的哀鸣，可怜的鲁滨每天飞进飞出。我要拧断它的脖子。她说，但她没胆子这么干。 当他带着鹦鹉、阳伞和一大箱子宝贝回到英格兰时，他和老妻两人住进他在亨廷顿买的房子过了一段相当平静优裕的日子，因为他已经变得挺有钱了，比他出版那本《鲁滨逊漂流记》后还要有钱。然而多年的荒岛生活，以及与他的仆人“星期五”的四处漂泊（可怜的“星期五”，他为他自己感到悲戚，呱呱———呱呱，这是因为鹦鹉总也不会叫“星期五”的名字，只会叫他的名字），使他觉得陆地上的绅士生活乏味透了。

而且———如果实话实说———婚姻生活也叫人失望透顶。他愈益频繁地跑到马厩里去伺弄他的马匹，谢天谢地马儿们不会聒噪，只会在他到来时轻轻地嗫嚅几下，表示它们认得他，然后就安耽下来。 在那个岛上，“星期五”出现之前他一直过着默不作声的日子，但回来后却发现人世间的话语太繁杂了。在床上躺在老妻身旁，她的唠叨和没完没了的窸窸窣窣让他觉得好像是一阵卵石的急雨在往头上倾倒，那时候他只图能安稳地睡上一觉。 所以当老妻化作幽灵之后，他有点悲伤却绝无遗憾。体面地埋了她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后，租下了布里斯托尔海边快乐水手客栈的一间屋子，又把亨廷顿的房产留给他儿子去管理。伴着他的就只有那把从岛上带来的使他变得大名鼎鼎的阳伞，一只固定在架子上的死鹦鹉和一些生活必需品了。从此他就一个人过起日子来，白天在几个大小码头转悠，朝西面凝望着远处的大海———他的视力还不算太糟，一边抽着烟斗。至于吃饭，他一般都在自己屋里吃。他不觉得社交圈子有什么乐趣，他在岛上养成了独处的习惯。 他也不看书，对此丧失了兴味，可是自从写出《鲁滨逊漂流记》之后，写作倒成了他的习惯，作为一种精神调剂还是挺不错的。

晚上就着烛光，他拿出纸来，削尖了羽毛笔，把他的人写上一两页，就是这个人送来了林肯郡诱饵鸭和哈利法克斯的大行刑架的消息（就是他说的，当可怕的断头刀落下来之前，死刑犯如果能一跃而起冲下山去就可免死，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消息），每到一处，他的这位大忙人就寄来关于当地的报道，这是他的头等大事。 漫步在港口的防波堤上，想起哈利法克斯的杀人机器的事，他，鲁滨，那只鹦鹉曾叫他可怜的鲁滨，丢出一块小石子，听它落水的声响。一秒钟，石头落进水里不到一秒钟时间，上帝的慈爱来得很快，但也许快不过那把淬过火的钢刃刀片(刀片比小石头重而且还涂了油脂)，大刀会比上帝的慈爱更快吗？我们如何逃脱？那人忙着在这个帝国里窜来窜去，从一个死亡场景到另一个死亡场景（暴打、砍头）寄来一份又一份报道，他是哪一类人？ 一个做生意的，他暗自思忖。就让这个人成为一个谷物批发商或一个皮革批发商吧；要不一个制造商，或是某个陶土特别多的地方一个做屋瓦的，就是说，必须是一个喜欢颠来颠去做生意的人。让他的生意兴旺发达，给他一个爱他的老婆，不要太唠叨，生一堆孩子，主要是女儿；给他一份合情合理的幸福，然后让他的幸福生活戛然而止。

比方说泰晤士河突然在冬天涨大水，窑里的瓦片都被大水冲走了；或者是仓库里的谷物给大水冲走；或者是皮革车间里的皮革给冲走；他全完了，他的这个人一无所有了，然后债主扑上来，像苍蝇像牛虻，向他讨债；他只得逃出家门离开妻子和孩子东躲西藏，隐名埋姓躲进最糟糕的穷街陋巷。所有这一切———洪水、破产、躲藏、一文不名、破衣烂衫、孤独凄凉———构成了那艘失事船上的人物和那个荒岛的故事，他在那儿，可怜的鲁滨，与世隔绝地生活了二十六年，差点儿要发狂（说真的，谁说他没有发狂？也许是在某种程度上呢？）。 或者让这个人成为一个马具商，在瓦尔特切珀尔有一个家、一爿店、一个仓库，下颏上有一颗痣，有一个爱他的太太，不唠叨，给他生了一堆孩子，主要是女儿，给他很多的幸福，直至有一天瘟疫降临这个城市，那时一六六五年的伦敦大火还未发生：每天都有人死于瘟疫，渐而毁了整个城市，尸体堆积如山，不管穷人还是富人都难逃一死，因为瘟疫是不认方向不认人的，所以这个马具商的世间财产也救不了他一命。他把老婆孩子都送到乡下去，然后才筹划自己逃命的事儿，但随后打消了念头。

汝勿惧怕黑夜的威胁，危急关头他打开《圣经》：汝必不怕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仆倒汝旁，万人跌倒汝身边，这灾却不得近汝之身。这些兆示平安的话使他振作起来，他留在充满痛苦的伦敦开始着手撰写新闻报道。他写道，我在街上遇见一大群人，其中有一个女人手指着天空。看，她喊，那缟衣素裳的天使挥舞着闪闪发光的剑！那群人都点着头，真是，是这样，他们说，一个挥舞着剑的天使！可是他，这个马具商，根本没瞧见什么天使，也没有什么刀剑。他眼中所见只是一朵奇形怪状的云彩，由于太阳的照射，一边比另一边亮些罢了。 这是一个象征！街上那女人喊道，可他看不到代表他生命的任何象征。他把这事写进了报道。 有一天，走在河边，他的人———原先是马具商，现在已成无业者———看见一个女人在自家门口朝河面上喊着一个驾舟的男人：罗伯特！罗伯特！她喊道。那男人将小划艇靠了岸，从船里拎出一个麻袋，搁在岸边的一块石头上，然后又划走了。那女人走到河边把麻袋抱回家去，一脸的悲悲戚戚。

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讲他和他的人(2)

他转向那个罗伯特跟他去搭腔。罗伯特告诉他，那女人是他的妻子，麻袋里装着老婆孩子一个星期的日用品，肉食、米粮和黄油，但他又不敢靠家太近，因为家里所有的人，老婆孩子都已经染上了瘟疫，这叫他心碎。这一切———靠着隔河互相喊叫来保持联系的那个叫罗伯特的男人和他的妻子，还有留在河边的口袋———当然代表其自身，但自然也代表他的一个人物鲁滨逊在荒岛上的孤寂：在岛上最黑暗的绝望时刻，隔着海浪呼唤他在英格兰的亲人来救他；其他时候则泅到失事船只上搜寻日用品。 有关那些日子里的悲惨情景的报道还在写着。因不堪忍受小腹、腋窝的肿胀和疼痛———这是瘟疫的征兆，一个男人裸着臭烘烘的身子从家里跑出来嚎叫着奔到街上，冲进瓦尔特切珀尔的哈罗巷，他的人（那个马具商）说是看见这男人跳跃着，昂首阔步地走着，作出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动作，他的妻子孩子追赶着他，喊叫着要他回去。但这种跳跃和阔步行走有他自己的寓意蕴涵其中。自从失事船的灾难降临，他在岸边左奔右突搜寻船上伙伴的踪迹，除了一双不配对的鞋什么都没找到，他明白了自己已被抛弃在孤无一人的荒岛上，像是从世间湮没一样，没有获救的希望了。

（但他纳闷的是，他所读到的这个染上瘟疫的可怜的人，除了他的孤寂凄凉，他还在悄悄吟唱着什么？穿越大海深洋，穿越时光岁月，他隐秘的内心之火在呼唤着什么？） 一年前，他，鲁滨逊付了两个畿尼给那个带鹦鹉来的水手，那水手说鹦鹉是他从巴西带来的，这只鸟不像他自己喜欢的那只漂亮，但也算是一只靓鸟了———绿色的羽毛，鲜红的羽冠，嘴巴灵巧，如果那水手的话可信的话。那只鸟在小客栈他的房间里总是立在架子上，脚上拴着一根细细的链子，怕它万一飞掉，它总是叫：可怜的保尔！可怜的保尔！叫了又叫直到被迫给它套上罩子。别的话总也教它不会，比如：可怜的鲁滨！也许它太老了，学不会。 可怜的保尔，透过狭窄的小窗凝望着丛丛桅杆的顶端，目光越过桅杆的顶端，落在大西洋那灰蒙蒙的波浪上：那是什么岛屿？可怜的保尔问，我被抛到这岛上，如此寒冷，如此凄凉，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你在哪里，我的救主？ 一个人，那天晚上喝醉了酒（他的人的另一份报道），躺在门道里睡过去了。运尸车开来了（我们依然在瘟疫时代），邻居以为这个人死了，就把他搬上运尸车混到了尸体堆里。

运尸车一个接着一个地装尸体，然后把尸体堆到山上的一处死人坑里，那司机脸上裹得严严实实防着熏人的恶臭，把他也扔进坑里。他醒来时在死人坑里挣扎起来。我在哪里？他喊叫着。司机说：差点把你和死人一起埋了。我死了吗？这个人说。这也是那个荒岛上他的写照。 一些伦敦人还是做他们的生意，因为觉得自己还挺健康，想着瘟疫将要过去了。但其实瘟疫已秘密地渗入他们的血液中了：一旦他们的心脏被感染上，他们就在那里倒下死去。他的人这样报告道：好像被一道闪电击中。这是一个生活本身的故事，是整个人生的故事。要早作准备，我们应该对死亡的来临早作准备，否则随时随地会被它击中倒地死去。对他而言，鲁滨逊，在他的荒岛上，他已经看见这种命运突然降临。某一天他看见岛上有一个人的脚印，这是一个印迹，于是也就成为一种标记了：一只脚，一个人。但还有更多的意义。你并非独自一人。这个标记说。它还说：不管你走出多远，不管藏身何处，你都会被搜寻出来。 在瘟疫的日子里，他的人写道，有一些人出于恐惧，把一切都丢开了———他们的家，他们的妻子、孩子，顾自飞快地逃离伦敦。一旦瘟疫过去，他们的行为就会为人所不齿，无论从哪方面看他们都是懦夫。

但是，我们忘记了面对瘟疫时需要唤起的是什么样的勇气。这不仅仅是战士的勇气，也不是抓起枪打死敌人的勇气，而是挑战骑着白马的死神的勇气。 那只荒岛上的鹦鹉就是在最佳状态（两个伙伴里面他还是更喜欢鹦鹉）还是不说它主人没教过的词。他的这个人，属于鹦鹉之流而没有得到更多的关爱，竟同主人写得一样好，甚至更好，这是怎么回事？毫无疑问，就因为他掌握了这管生花妙笔。就像挑战骑着白马的死神本身。他自己的那点本事是从账房里学来的，擅长的是算账记账，而不是遣词造句。骑着白马的死神本身：这样的词句他不曾想到。只有他向他的这个人屈服时，这样的妙语才会降临。 诱饵鸭或是囮鸭：他，鲁滨逊，了解这些事吗？完全不了解，一直到他的人开始送出关于这事的报道才知道。 林肯郡泽国的诱饵鸭、哈利法克斯的断头机器：一次伟大游历后的报道，他的这个人似乎正在环游不列颠岛，这是他在自制的小筏子上环游那座荒岛的写照。这次航行探明在岛屿更远的一边，崎岖、黑暗、阴森，他日后总是避开那儿———虽说日后的殖民主义者来到了这个岛屿，他们也许还想在那儿探险，在那儿定居呢。这也是一个写照，灵魂黑暗面和光明面的写照。

首批剽窃者和模仿者抓住他的孤岛经历，向公众兜售他们自己杜撰的海难余生的故事时，对他来说不啻于一帮落在他肉体上的食人生番。他毫无顾忌地表示：当我保卫自己不受那些把我打倒在地，烤我、吃我的食人生番侵害时，他写道，我应该保卫自己不受这件事本身的侵害。我几乎没有想到，他写道，这些食人生番其实是些邪恶的贪得无厌的东西，他们在撕啃的正是真理的实质。 但是再往深处想一步，他觉出自己对那些模仿者似乎有那么点儿同情心了。在他看来，既然这世上只有这么一点探险故事，如果后来者不被允许去啃这些老东西，他们就只好永远把嘴闭上了。 而在他那部荒岛历险记的书中，他告诉读者一天夜里自己如何在惊恐中醒来，确信魔鬼化作一条大狗上了他的床，扑到了他身上。他惊跳起来，抓起一柄短弯刀左劈右砍护卫自己，这时睡在他床边的可怜的鹦鹉惊慌地扑翅乱飞。许多天以后他才知道，压在自己身上的既不是大狗也不是魔鬼，而是暂时性的麻痹使他的腿无法挪动，所以幻想出有什么东西压上来了。从这件事得出的教训似乎是，所有的疾病，包括瘟疫都来自魔鬼，而且即魔鬼本身；疾病的造访可以看作是魔鬼的造访，或者看作是代表魔鬼的狗、或变成为狗的魔鬼的造访。

在马具商对瘟疫的记载中，造访即代表疾病。所以，写魔鬼故事的人也好，写瘟疫故事的人也好，都不应被视作造假者或剽窃者。 多年前他决定摊开纸写下自己在荒岛的历险记时，发现脑子里缺词少句，一枝拙笔凝滞不前，手指头也僵硬不听使唤。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那天他写到与“星期五”一起在冰冷的北方生活时，他对写作这门营生突然开了窍，写得流利轻松起来，甚至连想都不用想，词句就来到笔下。 可是天哪，那种作文的轻松突然又离他而去，他坐在靠窗的小写字台前眺望着布里斯托尔海港，手又发僵了，手中的笔又像以前那样陌生起来。 他（另外一个他，是他写的那个人）觉得写作这活计更轻松些吗？他写的这些故事：鸭子、断头台和伦敦的瘟疫，写得相当流畅，不过他自己的故事也曾写得相当流畅。或许他把他想错了，那个衣冠楚楚下颏有一颗痣的走路很快的小男人，也许此时此刻正坐在这个辽阔的国度的某个租来的房间里蘸着他的钢笔，蘸了又蘸，心里充满了疑惑、犹豫和稍纵即逝的念头。 该怎么形容呢，这个人和他？是主人和奴隶？是兄弟，双胞胎兄弟？手挽手的同志？还是敌人，仇敌？他该给那个人取个什么名字呢？

那个与他共度黄昏的人，有时候还与他共度不眠之夜，只有白天才不跟他在一起。因为白天，他，鲁滨，在码头上踱步审视新来的船只，而他的人则在这个国度里疾速地飞跑着探寻自己的见闻。 这个人在他的旅行途中，会到布里斯托尔来吗？他渴慕与他的人的肉身接触，握握他的手，和他一起在码头大道散步，当他告诉他要去那个黑暗的北方岛屿时或是谈起他的探险写作时能认真倾听。但他很怕不会有这种相聚的机会了，此生不会有了。如果他一定要把这两个人扯到一起———他的人和他———他该写道：他们像两艘驶往相反方向的船，一艘往西，一艘往东。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是船上做苦力的水手，各自在往西和往东的船上。他们的船交会时贴得很近，近得可以抓住对方。但大海颠簸起伏，狂风暴雨肆虐而至：风雨冲刷着双眼，两手被缆索勒伤，他们擦肩而过，连挥一下手的工夫都没有。 最后修订于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文敏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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