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李继贤/《王首先的夏天》2002（2）

●现象：我觉得所谓“第六代”和“第五代”在本质上还是有相同的东西，都是对于旧有的一种秩序或者不合理东西的一种反抗。可以说“第五代”埋葬了中国旧电影，然后你们又埋葬了“第五代”。因为他们的东西不再那么有生命力了。像《英雄》我认为就完全是一种倒退。你认为作为一个创作者，应该怎么保持自己这种旺盛的生命力和热情？ ○李：我觉得把创作激情一直保持下去对于每个创作者来说，都只能说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当然也不乏有人把这种良好的创作状态保持得很长，但只要是搞艺术创作的人，他的创作状态都一定会是一个起起落落的过程。甚至只有一次起，以后就再没起来过。有人像张爱铃一样二十多岁就起来了，有人到五六十岁才起来。作为每个导演来讲，都希望自己到了中年之后这种发愁的年龄，还能保持这种巅峰的状态，自己的片子还能有不错的票房，这是人之常情。你说的这看法我不能同意，我不认为“第五代”这种做法是一种倒退。因为到了他们那个阶段、那个地位，这只能看成是他们在另一个领域里的竞争。这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其实我觉得他们都是一群很不错的人，只不过由于地位实在太高，所以我们对他们才经常会有所苛求。

●现象：谈一下你的新片《我的西干道》，还会不会有像《王首先的夏天》那样宽松自由的创作心态？ ○李：我尽量吧，但一定还是会有压力，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自己心里的。因为片子虽然现在还在筹备阶段，但故事已经在我心里酝酿很多年了，可以说是还没出世就历经磨难。（笑）片子讲的是一个发生在小城里的故事，也有我个人的一些经历在里面。我现在别的不想多说，只想尽快把片子拍出来，让它以一种最好的状态和观众见面，这是我现阶段最大的愿望。 ●现象：其实你这片子让我感觉有点像《站台》，同样的时代背景，同样是关于一代人成长的史诗性内容，也同样和铁轨与火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李：其实并不是像你说的这样，我觉得这片子和《站台》只有一点相像，就是我和贾樟柯的那种创作状态，那种故事埋在心里时沉甸甸坠得疼的感觉，那种迫切的表达欲望和不吐不快的心情，都逼着我把这部片子做出来。但现在只是有剧本这么个雏形。而具体制作的过程要取决于选景、协调、选演员……很多方面，充满了不确定性。而唯一能给我指引的就是自己的感受，它是我仅有的拐杖。

至于其他方面，我觉得和《站台》没什么可比性，是不同的两部片子，其实我这片子时间跨度并不大，只是一两年的事情。 ●现象：那你认为那个年代给你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什么，或者说你如何把这种时代的烙印在片中表现出来。就像《站台》里的流行歌曲一样？ ○李：其实我这部片子里，时代只不过是作为背景，是一个壳。最重要的还是表达一些感受，描述那些人的状态。 ●现象：也就是说完全可以换到不同的时空来讲述同样的故事。 ○李：也不能这么说，因为毕竟当时的人有他所独具的那种状态，他的思想、语言都是跟现在完全不同的，不能一概而论。不同的时代背景会催生出不同的故事。比如说现今这个年代，在这个巨变的社会环境下，就往往会产生出很多戏剧性的东西来。比如说十几年前，走在大街上，迎面过来十个人，有九个人的眼神我能看懂，今天再看，十个人的眼神我一个也看不懂了。 ●现象：那这个环境有没有激发出你的一些创作欲望？ ○李：当然有，我也有这一方面的考虑，不过一定要等到这部《我的西干道》之后了。 ●现象：说到这，我想问问你对于今年中国新电影前景的一些看法，今年不少地下导演都纷纷浮出水面。

但他们虽摆脱了体制的束缚，却又要面对票房的考验。你认为他们会不会有自己的生存空间？ ○李：我认为一定有。虽然他们的片子在国内可能乏人问津，《王首先的夏天》如果拿到院线放映，我对票房也不敢乐观。但这不能作为否定这些作品的依据。比如说像娄烨的《苏州河》，那一年是全球艺术电影销量的第一位，我觉得这其实是很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这种片子在国内的市场不佳其实是一个多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发行、宣传、观众的审美趋势……总之这些问题很难一句话说清楚，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比如政策等等。但我觉得这些导演绝对还是有他们的生存空间。并且绝对不像有些人说的，是靠国外市场生存。我觉得我们拍的片子就应该是给中国人看的。因为观众对这种自己身边的人和事或者说自己所身处的这种状态会有最深刻的理解！ ●现象：我祝愿你在今后的创作过程中，都能始终保持这种良好的状态。 ○李：（笑）谢谢，谢谢。(采访：张宏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