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以蠹治始 以蠹治终
师爷虽然以辅佐官员治理地方为职志，但他们毕竟是靠官员的私房钱来过日子，因此当吏治腐败，他们也跟着堕落了。 前面提到的嘉庆五年(1800)御史张鹏展的上疏中，有一句名言：“幕友之所以襄吏治也，而其弊也适以蠹吏治。” 幕友是清代政治的参与者，然其“幕宾”身份确定了他们只能是一些参与者，而不可能是清代政治肌体的防腐剂。前已提及，清代官员延聘幕友所用的“岁修”支出，完全依靠“养廉银”，而养廉银又主要源于严格来讲并不合法的“耗羡”。耗羡原来只是官员的“外快”，为了公事而支出后，自然又要设法补足。因此幕友仍然是靠民脂民膏养活的寄生阶层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有些幕友本人洁身自好，并以自身清高的气节折服主人，或不合则去，不愿助官害民，但总的来说，幕风是服从于整个官场官风的。因此当吏治日坏时，幕友不但不能阻止这种趋势，反而会加剧风气的腐败。 清代吏治的优劣周期 清代的吏治官风走过一个驼峰形。清初吏治承明末之弊，正直士大夫持反清志向不愿出仕，顺风而降者恰多为明朝的贪官污吏。可惜清初统治者为减少统治全国的阻力，对此并不认真计较，无暇顾及。
而清初刚形成的幕友佐治风气，也与这一官风风向相同，即大多数的幕友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为虎作伥，加重吏治的腐败。 清世祖福临亲政后，看到了重蹈明末覆辙的危险，于是开始设法整顿吏治，频频下诏切责各省督抚，要求确实起到对辖下地方官的监督作用。迨康熙皇帝执政后，更是励精图治，多次出巡全国，表彰清官循吏，同时又很现实地承认官员收取耗羡陋规的合法性，所谓“清官并非一分一毫不取自民间，州县官能取一分火耗就是好官”。另外经过整整两代人的对抗，中原士大夫已逐渐放弃抵抗，不再企盼“匡复明室”，转而做大清的忠弼良臣，入仕的正直人士也因此增加，吏治得以改善，出现了不少清官。 到了雍正时期，以吏治为急务，“严刻少恩”，并在全国遍布耳目，探查官员的举动，迫使官员们人人自危，吏治也较清明。乾隆初年，吏治风气尚好，不过至中期以后，就开始走下坡了。 腐败之风积重难返 嘉庆年间爆发了川陕楚白莲教起义。当时尹壮图上疏，指责自乾隆三十四年(1765)以后吏治腐败，是这场战争的导火线。他说：“贼匪不过癣疥之疾，而吏治实为腹心之患也。以今日外省陋习相沿，几有积重难返之势。
……伏查乾隆三十年以前，各省属员未尝不奉承上司，上司未尝不取资属员，第觉彼时州县俱有为官之乐，闾阎咸享乐利之福。良由风气淳朴，州县于廉俸之外，各有陋规，尽足敷公私应酬之用。近年以来，风气日趋浮华，人心习成狡诈。属员以夤缘为能，上司以逢迎为喜，踵事增华，夸侈斗靡，百弊丛生。科敛竟溢陋规之外，上下通同一气，势不容不交结权贵。” 尹壮图为此建议皇帝下诏，一律革除乾隆三十年后新增的陋规，只准地方州县官征收乾隆三十年前旧有的陋规(《竹叶亭杂记》卷二)。然而他的上疏并没起到什么作用，清朝吏治江河日下，贪官污吏遍布内外衙门，腐败风气弥漫于整个官场。当遭到来自西方前所未有的挑战时，庞大的官僚体系更是无法作出适当调整，直到清朝灭亡。 幕风随官风同步变化 就在清代官吏走下坡路的同时，幕友的风气也同步地趋向腐败。汪辉祖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著《学治臆说》时回忆说，当他二十二三岁(乾隆十六年左右)刚开始习幕时，当时的刑名、钱谷幕友都俨然以官员的宾师自居，常常日夜伏案工作，既不博弈游戏，也不应酬谈笑。为了公事，会援引律例与东家反复辩论，如遇上司驳诘，也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不会毫无原则地迁就上司。
对东家也只是礼貌相待，如意见不合就毅然辞馆而去。偶尔有一两个不自重的师爷，大家都会看不起他们。从没有唯唯诺诺之人。这种风气直到他二十七八岁时(乾隆二十一年前后)还是如此。 但只过了几年，大家就开始把严守正直的师爷视为迂腐，“江河日下，砥柱难为”，甚至收受贿赂，为当事人打通关节，与贪官污吏狼狈为好，“端方之操，什无二三”（《病榻梦痕录》卷下）。师爷们自己腐化日甚，还把一些新入仕的官员带坏，传授种种搜刮民财之法。另一个浙江师爷金安清，也说乾隆末年时吏治尚好，主要因为各地官府中还有“三老”：老吏(专指省级机构里的书吏)、老幕、老胥。尤其“老幕”，都是“通才夙学”，“品学俱优，崖岸尤峻”，官员咸“尊之如师”，不敢非礼非义。倘若官员礼数稍有不周，这些“老幕”就会“拂衣而去”，通省上下也会舆论哗然，因此得以让官员“不扶自正”。可是道光以后，“三老”转变为“老贪、老滑、老奸”，“国家二百年纪纲法度皆失传矣”!(《水窗春呓》卷下) 到了嘉道年间，师爷幕友已普遍被人当作反面角色。清代文学家、政论家包世臣在其《说储》一书中说：“夫幕友，大抵刻薄奢侈，贪污无耻之辈，长恶图私，当事者莫不知也。”
于是清末提起幕友，都会加上一个“劣”字，以“劣幕”相称。清末思想家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说：“其刑名幕友中，劣多佳少，往往亦把持公事，串通差役，挟制居停，作威作福之处，不可胜言。” 张之洞断了师爷的生计 从清代这一官风、幕风同步变化中可以看到幕友并不可能阻止、扭转吏治风气，相反地还会变成加重吏治腐败的原因；“佐治”的幕友，最终以“蠹治”告终。 照清末民初人刘禺生所著《世载堂杂忆》一书引用他的长辈、湖南人陈颂万《张之洞罢除宾师》一文的说法，清代幕友制度的结束，应与张之洞不再聘请幕友有关。 陈颂万自己就是师爷出身，他说，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后，废除原来聘请刑名、钱谷、文案等幕友的习惯，在署中设立刑名总文案处，作为督府的正式机关，同时委任官员担任事务，以国家经费支付酬金。全督府中仅教读先生还是私人聘请的，可称之为“老夫子”，其余与公务相关者，一律转变成正式官员。这项改革影响了省、道、府、州、县各级衙门，大家纷纷改设专门的刑名“科长”，使用政府经费聘请官员。“各省效之，绍兴师爷之生计，张之洞乃一扫而空”。 陈颂万如此批评说，幕友好就好在他的独特身份，可以做“官之诤友”
，替官员表达“外情”，甚至劝谏批评。但张之洞化友为僚，“幕宾制度永除，幕僚制度流行矣”。从此“学者只钻营一官，僚从则唯诺事上，贤者尚不敢妄为，狡者得专行己意”，官僚得以任意胡为，风气更坏。民国成立后，这一局面也维持了下来，各政府部门都设置秘书、参议之类的人员，沿袭几百年的幕友传统，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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