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判案参酌 “人情”

审判的依据不外天理、人情、国法。人情有时凌驾一切。师爷特别要衡量地方乡绅的“舆情”，更要了解民间的诉讼观念。 至少从唐宋以后，中国古代的法官们就习惯在司法审判中参酌“天理、人情、国法”以做出最适当的判决。“天理”指三纲五常之类的礼教伦理，有时简称“理”，也有时称“情理”，不过情理更多是指自然规律、社会常识、逻辑推理。“人情”指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国法”是国家法律，在此三位一体的规范体系中，只占第三位。宋代法官称：“法意、人情实同一体，徇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权衡于两者之间，使上不违于法意，下不拂于人情，则通行而无弊矣。”(《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九)判决与其说是判断是非、求得公正、实现权利，不如说是求得双方相安、实现和谐相处而已。 处理民事案件的注意事项 正因如此，属于“人情”一类的地方舆论倾向、地方风俗习惯，对司法审判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各地风俗习惯相差很大，语言也各不相同。代表中央政府到地方进行统治的官员人地生疏、语言不通、民情隔阂。辅佐官员的刑名师爷随官员来到治地，也是两眼一抹黑。在这种情况下，若要辅佐官员，势必得“入乡问俗”

，尽快熟悉当地民风习俗，使自己代官员草拟的判决能被当地舆论所接受，让法意、人情两全其美。 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说：“律例运用之妙，尤在善体人情。盖各处风俗，往往不同，必须虚心体问，就其俗尚所宜，随时调剂，然后传以律令，则上下相协，官声得著，幕望自隆。若一味我行我法，或且怨集谤生。”中国传统法律在民事、商事方面的规范最为贫乏，此因立法者对“小民细故”从不予以重视，致使相关法规的建立远远落后于民事、商事事务的发展。 民事、商事财产关系长期只能依靠自力救济，借贷、合伙、租赁、雇佣、承揽、典当等契约都依民间惯例调整，除因财产契约纠纷导致杀伤之类的刑事犯罪行为外，一般很少对簿公堂。而且即使对簿公堂，法官据以判断的标准也只是民间惯例，以符合当地人情。汪辉祖主张法官“每听一事，须于堂下稠人广众中择传老成数人体问风俗，然后折中剖断，自然情法兼到。一日解一事，百日可解百事，不数月诸事皆了然，不惟理事中肯，亦令下如流水矣”(《学治臆说》)。 地方绅士的巨大影响力 古代中国并没有大众传播媒体，人情中的舆论主要体现在当地绅士的言论。

绅士包括具有功名的读书人，如秀才、举人，或者是退休在家的官员，称“乡宦”。绅士可以平礼见地方长官，或向地方长官打小报告，从而影响地方官员的看法。另外，虽然很多绅士是田连阡陌的大地主，但也有很多考取功名、尤其是只考取低级功名的读书人，往往家境并不宽裕，只是一些穷秀才，他们与民间联系较为紧密，有可能反映一些民间的愿望。 绅士是“齐民之首，乡民之望”，常常具有影响本地民众视听舆论的号召力。尤其绅士往往与上级地方长官或朝廷京官有师生、同乡、同事之类的关系，如果州县长官判案办事“有违舆论”，一意孤行，绅士们就会号召民众反抗，或者向上级机关请愿。这一“人情”的力量，将直接影响到州县官的仕宦前途，所以判决必须参酌人情，才能结案。为此刑名师爷必须充分注意，凡涉及地方大族的案件，千万要考虑到判决能否被当地绅士所倡导的舆论接受。 种肥田不如告瘦状 刑名师爷必须加以了解的另一项民情风俗，是当地民间对诉讼的态度。由于古代政府不重视财产纠纷的审判，民间为使财产得到政府法律的保护，往往“驾词叼讼”

，如把钱债案件告成人命案件，婚姻纠纷告成奸盗案件，希望以此引起官府的注意，并重惩对方；县里打不赢官司，就府、道、司、院逐级上控喊冤，或者在这一任县官手里被判败诉，等下一任官员上任后，再次起诉。这种风气以南方数省为盛。 江南(指苏南地区)自明末就有“种肥田不如告瘦状”之谣。苏州人万枫江长期作幕直隶，总结说：“北省民情朴鲁，即有狡诈，每易窥破。南省刁黠最多，无情之辞每出意想之外，据实陈告者不过十之二三。”(《幕学举要》)另外，全国有名的“健讼”地区还包括河南省彰德府的武安县、安阳县、涉县，“民性健武喜讼”；而浙江省永康县“健讼之风尤甚，民间稍失意则讼，讼则必求胜，不胜必翻”。江西九江也以健讼闻名，一有命案，就会怂恿被害人家属(苦主)背着尸体上城喊冤；一有窃案，就会把偷说成抢，或诬指仇人为盗(参见张亮采《中国风俗史》)。 “先下手为强”的陋俗 不过有时相邻的州县，诉讼风气却大不相同。如江苏松江府的青浦县与太仓直隶州的嘉定县相邻，嘉定以好讼闻名，每年诉讼案件数以千计，而青浦县辖区、户口都与嘉定县相当，每年案件仅一二百起。

因为嘉定县习惯由被告一方承担诉讼中给差役、书吏的种种陋规费用，所以一有纠纷，就纷纷起诉，惟恐成为被告。至于能否胜诉，倒并不计较，形成了“图准不图审”的诉讼风气。(《吴下谚联》卷四) 刑名师爷对于当地的这些诉讼风气必须了然在心，办案时才不会被一面之词蒙蔽，甚至上一些讼棍的当。而想深入了解该地风俗，可以向前任官员的师爷打听，或向衙门中较为老实的书吏打听。这也是“入乡问俗”的重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