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幕友薪水知多少?

大牌师爷的年薪将近二千两；小牌一点的也要一千两；花钱聘请师爷的地方知县，年薪才四十五两，因此，没有陋规收入，就做不了官。 清代小说《儒林外史》第二十七回《王太太夫妻反目　倪廷珠兄弟相逢》中写道，老秀才倪霜峰困穷途潦倒，把小儿子倪廷玺送给了戏班班主鲍文卿收养。倪廷玺长大后养父身亡，家道贫乏，又夫妻反目，内外交困，苦不堪言。正巧同胞兄弟倪廷珠来南京寻找失散已久的小弟弟。两兄弟相见后，抱头痛哭。倪廷珠说：“我自从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学会了这个幕道，在各衙门里做馆。幸亏遭际了这位姬大人，宾主相得，每年送我束修一千两银子。那几年在山东，今年调在苏州来做巡抚，这是故乡了，我所以着紧来找贤弟。”于是倪廷珠拿出一千两银子，给小弟弟买了房子，余下作为做买卖的本钱。倪廷玺这才过上一段好日子。 这里的“束修”就是幕友的报酬。前篇曾提到说，幕友居宾师之位，所以报酬也就仿教师报酬的称呼称“束修”或“脯修”。束修一般按年支付，称“岁修”。如果按月支付，就称“月修”。月修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而要按幕友的种类、“缺分”的繁闲及“肥瘦”而定。 师爷也有各色名目 清代的幕友按职责分成几类。

最重要的幕友是帮助官员处理司法审判事务的“刑名”和处理财政赋税事务的“钱谷”。此外还有帮助官员处理征收赋税的“征比”，帮助官员处理、起草各类文书的“书启”（或称“书记”），帮助官员对公文书牍加以分类、发送、存盘的“挂号”，帮助官员批阅科举考试试卷的“阅卷”，帮助官员掌管衙门钱财出入会计的“账房”，等等。 每一官员所聘请的师爷人数并不相同──如果他本身才干较强，或治下地区事务清简，往往只聘刑名、钱谷两席，甚至只请兼办刑名、钱谷的一位师爷，合称“刑钱师爷”。如果官员自己才干不足，或治下地区事务繁剧，就要多请几位师爷。更甚者，有人还将幕友事务再加分割，另立名目，再聘专人。如在“刑名”之外又分出“案总”，“钱谷”之外分立“钱粮总”，“书启”之外另立“红黑笔”（或朱墨、朱墨笔）等等。而幕友也往往自请或推荐一两个副手帮忙。所以同是州县衙门，“剧者需才十余人，简者或以二三人兼之”。 年薪千两，胜过教书匠 各类幕友的束修数额相差很大。前面提到倪廷珠自称岁修一千两，虽然小说并未明确说明他是哪一类幕友，但从这个岁修数目来看，他不是刑名，就是钱谷。

因为刑名、钱谷的事务最为重要，所以束修也最高，一般都在每年一千两左右。如《佐治药言》提到刑名、钱谷“月修百两”，“岁修千金”。直到清末，人们仍称：“刑名、钱谷二宾，岁馈必得二千金。”（《清续经世文编》卷二十二）两人两千，则一人一千。 刑名、钱谷以下的几类幕友，束修要少得多。《佐治药言》说：“幕中数席，惟刑名、钱谷岁修较厚，余则不过百金内外，或止四五十金者。”该书作者汪辉祖在乾隆十九年二十五岁时，首次独自应聘为常州知府胡文伯的书记，不过“岁修二十四金”。但是相较于落第读书人的另一出路──当私塾教师的收入来说，幕友收入毕竟丰厚得多。 《儒林外史》中，老童生周进六十多岁还未考取生员“入学”，在私塾教书，“每年馆金十二两银子，每日二分银子在和尚处代饭（搭伙）”。每日二分合每月六钱的伙食费付掉后，周进只剩每月四钱银子零用。除正式束修外，开学第一天学生所送的“贽见”（见师礼），“只有荀家是一钱银子，另有八分银子代茶；其余也有二分的、也有四分的、也有十来个钱的，合拢了不够一个月饭食”。若周进不是个老光棍，一家人非饿死不可。 官员正俸不够支付 另外，各地区幕友的束修也多寡不一。

据清人笔记记载，“幕友脯修，滇省最腆。大缺或至千金，至简者亦必五百”。而某些富庶地区，束修更高，“如福建之漳浦、侯官，广东之番禺、南海等缺，每缺须用幕友四五人，每人束修至千五六百、千八九百不等”。（《皇清经世文编》卷二十） 前面已提到，幕友束修是由官员私人支付的。几位幕友的束修加起来，主人就要支付两三千两银子。而清代一位县官按其官品（正七品）所得的正俸每年才四十五两，甚至朝廷重臣一品官的正俸也只有一百八十两银子而已。虽然州县官在正俸之外还可按官职等级、任职地区好坏（肥缺或瘦缺）支取“养廉银”，一般为几百两到一千多两，但这些正常收入加起来仍不够支付幕友束修。 清廉知府，年收十万 实际上，清代官员的收入主要是靠种种“陋规”。比如征税时，把百姓缴来的零碎银块熔铸成五十两一个的标准银锭时会有些损耗，这时就可向百姓多收银两，称为“火耗”。而把征收来的漕粮集中发运时，也有仓储、运输上的损耗，同样亦可向百姓多征粮食，称为“羡余”。上述两项合称“耗羡”，从来就没有法定标准，全凭各地衙门按“老规矩”征收，所以叫“陋规”。 耗羡常占正式税收的5%到15%，照例可以由州县官公开收为己有。

明代法律禁止耗羡归官员私人所有，而清代统治者较为现实。康熙皇帝曾公开承认：“清官并非一文不取民间，否则无法应付开支。州县官若只取一分火耗，便是好官。”雍正时实行“耗羡归公”，规定州县官取火耗合法，是为“养廉银”，并划定火耗比例。可是州县官当然不会只按法定比例收取火耗。况且除了耗羡之外，还有种种“陋规”。例如清代一般州县官每年弄上个一两万银子，并不算“贪官”。而知府除了本身收入外，又有下属各州县官的“孝敬”，所以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各省督抚仅完全合法的养廉银就有一万两左右，再加上种种陋规及下级的孝敬，每年总有十万两左右银子的收入。 以请幕友为名搜刮钱财 因此，官员付给幕友的束修主要是从这些陋规收入里拿出来的，名义上是私人的银钱，但实际上还是民脂民膏。不过这笔钱毕竟还算用于办公事，所以清朝统治者才默认种种陋规有存在的必要。当然，束修只占官员陋规收入的一小部分，即使“清廉”的州县官，也不过拿五分之一左右来支付幕友。太平时期这样做久已成习，到了清朝末年，吏治愈坏，贪风日盛。

同治二年（1863），景其浚上疏称：“一署之中幕友常需数人，岁縻二三千金，俸廉全给，非十分俭竭，犹恐不敷日用。”于是，地方官以请幕友为名拼命搜刮，终究激起民怨沸腾，而“天下之贼（指太平军、捻军等）无非天下之民，民何以为贼？官驱之也”！（《清经世文编四编》卷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