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知县换人做做看

担任师爷并非一辈子原地踏步没出息，居干了二十年师爷，跻身当知县，知县当了一年，被弹劾罢官，回锅当师爷，仍是生龙活虎。 幕友主要是一批未能爬上读书做官大金字塔台阶的读书人，那么当了师爷以后还能不能进一步参加科举考试，完成读书做官的壮志呢?或者是否能由其他途径使“佐治”升为“主治”?这种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 下面举一个清代江南名幕汪辉祖的例子，则具师爷再走“正途”的代表性。 努力科举，改行当官 汪辉祖，字焕曾，号龙庄居士，浙江萧山人，生于雍正八年(1730），卒于嘉庆十二年(1807）。他十一岁时，父亲去世，由嫡母、生母守寡抚养长大。十七岁时考中秀才，但家境贫寒，无力再参加科举，只得于二十三岁时跟随做官的外舅，当一名书启幕友。以后立志学习刑名，到了三十岁，终于成为一名刑名师爷，在江浙两省州县衙门应聘作幕，办了不少疑案，名声鹊起，为州县官争相聘请。 汪辉祖在为人佐治的同时，仍孜孜不倦地向科举正途努力。乾隆三十三年(1768），他高中浙江省乡试第三名，成了一位举人老爷。但他并不满足，又先后参加了三次会试，终于在乾隆四十年考中进士，殿试二甲第二十八名。

不巧的是，那年他正值生母病故，按当时法律要报“丁忧”，回乡守丧三年，不准选官。于是汪辉祖返乡，仍应聘作幕。直到乾隆五十一年才赴北京参加吏部选官，成为湖南宁远县知县，并于翌年赴任。这时他已是花甲老人了。 在宁远知县任上，汪辉祖以精明强干、清廉正直著称，后兼知道州。乾隆五十七年，他因故遭劾，革职返乡，但从幕“佐治”三十四年，先后为十六位州县官作幕友，“具有贤声”。其所著《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学治臆说》等书流传很广，是清代最著名的幕学指导书。 名幕不见得能成名宦 从汪辉祖的经历来看，幕友仍可以走正途入仕。另外，走异途捐纳做官也不是不可能。幕友收入丰厚，如能积蓄，亦可用自己的钱来买个官做做。这也有不少成功的例子。 清代乾隆年间有位名叫居的刑名师爷，在直隶州县当刑名幕友达二十年，案牍熟练，精于判案，很有名气，被州县官争相聘请。后来，这位居师爷觉得自己佐治二十年，积得不少余财，很想捐个官做做，大展身手。他自信轻车熟路，必定能顺利一路升迁，于是出银子捐了个大八成的县官，又到督抚衙门里找了些门路，很快就候得实缺，得任直隶南皮县知县。

不料到任后，事事不称职——坐在堂上主持审判时，“愦愦如木鸡”，面对原告被告，常常面红耳赤，语无伦次，甚至瞪着眼说不出话来。拜见上官时，也是慌慌张张，手足无措，进退应对的礼仪无不颠倒，引得上官不悦。最后才当一年的知县，就以“才力不及”而被参劾罢官，不得已只好转回来重操旧业，继续当他的居师爷。奇怪的是，一旦面对案牍，他依旧剖断如流，精明果决。后来这位不走运的下台县官，只得自嘲有“穷鬼”附身。(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一》) 幕前幕后毕竟不同 汪辉祖、居的例子都说明幕友可以走正途或异途做官，至于能不能胜任，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不过大部分幕友一般都满足于“佐治”，并不特别力争成为“主治”。这是因为作幕与做官不同，作幕友的可进可退，不受官规约束，某些情况下比当官更安全、更有利。而官员要对治下百里之内的治安状况负责，发生命案、盗案不能如期破案，就要受到查参处罚。清初几位著名清官如于成龙、彭鹏等都曾因此而被参劾。 此外，地方官上面还有重重治官之官在监视着，办事、应酬稍有不慎，就会影响前程。再则，官员每判一个案子，都要慎又之慎，因为理论上错判案件，是要担负“出入人罪”

罪名的，倘若确为过失，虽说可以减等处罚，折为罚俸、降级，但毕竟是仕途上的一个污点。幕友却只对官员个人负责，即使办错事，顶多被辞退，丢掉饭碗而已，何况刑名师爷办错案件，后果也是由官员承担。所以幕友虽不能“大展宏图”，但不失安稳，且岁修有保证，不至于被罚，也不会有什么需要应酬的——幕友只在幕后从事案头工作，绝少公开露面。 正因如此，幕友如转到台前，往往不能适应角色的转换，也很难扮演好所谓“琉璃屏”式的官员。居就是这种类型的典型。 师爷难懂官场游戏规则 除了那些实际利害关系的区别外，官与幕的为人之道也不相同。幕友理应真心对待幕主，而幕主亦要相敬如宾。所以幕友个人性情如何，并不特别重要。但地方官要应付的上司很多，只能虚与委蛇，对同僚也很难一片真心。 性情刚直或孤僻的幕友转变为官员时，常常因此得罪上司。如汪辉祖作幕一流、做官一流，可惜个性过强，在官场上吃不开。他初至湖南时，巡抚就告诫他不可锋芒太露。他虽注意收敛，但还是招来同僚的排挤、上司的猜忌。乾隆五十五年(1790），他被委派至桂阳检办刘氏四命案，半路遭遇山洪暴发，落水受伤，未能及时赶赴现场。

那些平时对他不满的人，见状纷纷上奏参劾，以致最终他被革职罢官。 所以名幕很难成为名宦，幕友也为此而不力争入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