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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译者前言

第32节

本章字数:7769字·更新时间:2026-11-10

能够把基斯林的心收回来。因为以前他总是每天拂晓才回家,总是喝得醉醺醺,而且很少是单独回来。 但她很快就失望了。夫妻生活并未让她的保护对象改邪归正。

基斯林作坊的门时刻是敞开的:从上午九点起,这个门为模特儿们开着,她们接连不断地来到画布后面等待着;下午为朋友们开;晚上为寻欢作乐而开。这位可怜的萨洛蒙太太不得不时刻忍耐基斯林家留声机发出的可怕的噪音。 “嘈杂的声音震耳欲聋,我整天被搅得心烦意乱!” 她从此以后,就十分厌恶法国女歌星弗雷埃尔的歌声和阿根廷探戈的乐曲。 音乐刚刚停止,接着响起画家推动上面坐着模特儿的带滑轮座台发出的刺耳的噪音:他根据光线的需要将它拉过来,推出去,向左转又向右转。好不容易选择好角度之后,他又需要喘口气,休息一下,边声嘶力竭地唱一段滑稽小曲,同时跳起震天动地的舞蹈。 这还仅仅是在最上面的一层发出的嘈杂声,还没有算其他层的呢。因为住在约瑟夫-巴拉街3号的不仅仅基斯林一户房客。安德烈•萨尔蒙在搬到6号之前也住在此。每天晚上,一位遛狗的人总告诉他该回家睡觉了。每到晚上11点,这个遛狗的人按照惯例总说一个词“坏蛋”。一天晚上11点,一个人被小虫子咬了,他却出口骂了狗的主人,后者在固定的时刻仍然用同样的“坏蛋”回敬了他。

人们都不知道那些狗的名字,它们的主人住在斯塔尼斯拉斯街,在《法国信使》杂志工作,名字叫保尔•莱奥托。 汽车制造商埃托尔的弟弟、动物画家朗布朗•布加过去住在约瑟夫-巴拉街3号的底层,1915年自杀身亡。1914年,朱勒•帕森从最上面一层搬走,去了巴黎十四区的蒙巴那斯。 后来搬进这两间房子来的房客给萨洛蒙太太制造了许多麻烦。尤其是最后进来的那位,即画商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他住进了二层的一个两间套。他同许多人合住,有画商的妻子昂卡•斯波罗斯基,这没有什么不正常;还有一位朋友,上了前线的一位波兰人的妻子——路尼阿,这有点儿奇怪;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在别处生活,却在两间中的另一间内作画。波兰夫妇俩倒很慷慨,然而同座房子里的其他房客无法忍受他们的嘈杂。

上下楼的人从不间断,整天乱哄哄:莫迪利阿尼上基斯林家中取颜料;基斯林下楼来取回他的颜料;基斯林在楼梯上遇见萨洛蒙;阿波利奈尔推开门,一位模特儿寻找画家;勒妮-让晕过去;路尼阿到处打听她与阿姆多之间是否有私情,昂卡听了恶心得简直想呕吐;有人报告说苏丁要来;苏丁上到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家;而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却夹着莫迪利阿尼的最后几幅画在往楼下走…… 萨洛蒙太太密切关注着来来往往的人们。当他们喧哗过分时,她就想:他们的同行中有人在前线为保卫祖国牺牲了,也就原谅他们了。她辛苦一整天,晚上躺到床上时,仍然竖起耳朵,准备应付随时可能出现的比五六个诗人和画家的大叫大笑更加刺耳的喧哗吵嚷声。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第103节 蒂雷亚斯的乳房(1)

……我仍然心惊肉跳,无法从过度的神经紧张中自拔,我好像还得等待一年多,才勉强从剧烈的精神创伤中恢复过来。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基斯林、藤田、莫迪利阿尼和阿波利奈尔都被人爱上了,毕加索也未逃脱爱情的追逐。费尔南德离他远去了,爱娃去世入土了,加比、帕克莱特和其他人被他遗忘了。现在身材高大、容光焕发、端庄富贵的奥尔加•科克罗瓦出现在了毕加索的画布上。她芳龄25岁,俄罗斯人,俄罗斯芭蕾舞团的芭蕾舞演员,父亲是沙皇军队的将军。毕加索在罗马佳吉列夫处结识了她。他一直跟随她到了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二人后来又在巴黎重逢,接着,又一起随同奥尔加所在的芭蕾舞团到了巴塞罗那。 毕加索已经不是原来的毕加索。他西装革履,脖子上系领带,手腕上带链表,西装口袋上别手帕花结。他的西班牙朋友们都认不出他了。他依附的俄罗斯芭蕾舞团的赫赫声名也为他带来了耀眼的光环。这是他多年从事绘画未能得到的。 恋爱仍然在持续着……1917年3月,吕比对阿波利奈尔说她怀孕了。孩子未能成活。不知是否属于偶然,阿波利奈尔那个时期正在准备一出戏:《蒂雷亚斯的乳房》。戏的中心思想是法国的人口增长问题。

该戏于1917年6月24日在巴黎蒙马特尔的勒内-莫贝尔剧场上演。散发出去的节目单的封面装饰画是毕加索的一幅作品,该剧打出的旗号是毕加索。该戏剧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比《滑稽剧》的震动还大。它成为“1917年先锋派最重大的事件”。[摘自米歇尔•德科丹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腐朽的巫师》写的前言。] 编写《蒂雷亚斯的乳房》剧本的思想来自皮埃尔•阿尔贝-比罗。1916年11月的一天晚上,阿尔贝-比罗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在《SIC》杂志社办公室。比罗说他希望他的杂志《SIC》不仅仅出版新诗,也出版现代戏剧剧本。于是,阿波利奈尔向他推荐了他于1903年写的一部悲剧:《泰莱丝的故事》,并且建议用古希腊神话中泰贝斯神“蒂雷亚斯”代替剧本中的主人公泰莱丝,于是其女主人公改成了男的,并且赋予了他男子的权威。这部作品使人们回忆起了古希腊最伟大的诗人阿里斯托芬的作品《女人聚会》。 比罗同意了阿波利奈尔的意见。后者着手改写剧本,无疑需要进行深刻的重大修改。

最显著的是在原版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序幕,该序幕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深层思想: 我给您带来一个剧本,其目的是改造人们的思想行为习惯……(台词) 他否定过去: 战前的戏剧艺术既无崇高的思想境界,也无高尚的道德情操。人们在观看这类戏剧纯粹是浪费晚上长长的时间。(台词) 他提倡妇女与男子在社会生活中扮演同样的角色,发挥相同的作用: 我也希望当议会议员、律师和部长,在公共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台词) 他表现出强烈的反军国主义的思想: 他们用大炮轰炸,不仅炸毁人间的一切,连天空的星斗也炸灭了。(台词) 所有这些思想都通过剧本用大量的反串演员、音响效果和夸张的表演表现出来,但也正是这些表演在观众中激起了强烈的抗议。不仅因为该戏表现出和平主义(阿波利奈尔身上近来才出现这一倾向),也表现出失败主义,而且还因为在这个男人上前线遭到大屠杀的年代,尽管应该重视和鼓励生育,但也不应该让女人在戏剧舞台上摘掉乳罩冲着观众放出无数的气球,象征着挤出丰满的乳汁。 排练开始了。那简直不能叫做排练,用皮埃尔•阿尔贝-比罗自己的话说,应该叫做“谩骂大表演”

[摘自1964年出版的皮埃尔•阿尔贝-比罗的札记《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整个排练构成了毫无任何专业水平可言的大杂烩:演员中没有一个是专业演员(阿波利奈尔曾经考虑过扮演其中的一个角色);名义上是由塞尔日•费拉特设计制作的布景直到开幕时才临时凑上;因为在战争年代找不到必要的乐器,由一个会弹两下钢琴的妇女代替了一整个乐团为该戏剧伴奏;签字负责音乐效果的是热尔梅娜•阿尔贝-比罗,实际却是诗人马克斯•雅各布在领导合唱队。 阿波利奈尔从来不喜欢音乐。1917年,加沃大厅举行了一场音乐会。正当舞台上演奏塞扎尔•弗兰克的一部作品的时候,深感无聊的他却当场作了一首诗,中场休息时,他乘机悄悄地溜了……在《蒂雷亚斯的乳房》的排练中,阿波利奈尔突然为伴奏的女钢琴家鼓掌叫好,但他赞美的不是她的演奏技术,而是她的身材窈窕和动人的相貌;他也赞美法国著名作曲家萨蒂,只因为萨蒂是他的朋友。无论怎么说,他对《蒂雷亚斯的乳房》怀着浓厚的兴趣,因为这关系到捍卫文艺先锋派的重大事业。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第104节 蒂雷亚斯的乳房(2)

《蒂雷亚斯的乳房》的剧本改写结束之后,比罗问诗人阿波利奈尔在封面上应该写什么剧名。阿波利奈尔提议写《蒂雷亚斯的乳房》。比罗觉得这个剧名不足以表达他们的思想,还必须赋予这部戏剧自己的特点。阿波利奈尔又提议: “悲剧。” “不,作为剧名,这太短。观众可能以为它反映的是立体主义的悲剧。” 阿波利奈尔考虑了一会儿,说:“咱们就写一部超自然主义的悲剧吧。” 比罗反驳说:“绝对不行。我们既不是自然主义,也不是超自然主义。” “那么,咱们就只能写《蒂雷亚斯的乳房》,算是超现实主义戏剧。” 此话一出口,安德烈•布勒东和菲利普•苏波就不断地使用这个剧名,并且向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表示祝贺,祝贺他成功地将该剧从原来的《泰莱丝的故事》改写为超现实主义的《蒂雷亚斯的乳房》。 《蒂雷亚斯的乳房》排演时,布勒东出席观看,他十分失望。他不仅对作品不满意,对演员也不满意。第一幕结束时,他发现一个身穿英国军装的观众在乐池边气愤之极,他从枪套中拔出手枪,威胁要开枪。那是雅克•瓦谢。布勒东终于说服他,使他息怒了。两个人继续观看了排演,没有再加以干预。

瓦谢之所以被激怒,主要因为“一方面抒情诗枯燥乏味,另一方面反复出现立体主义的服装和布景”。[摘自安德烈•布勒东的《与安德烈•帕里诺的谈话》] 那部剧只是一场歇斯底里、构成超现实主义系列丑闻的序曲。该戏剧一面世,整个新闻界和公众舆论都爆炸了。尽管皮埃尔•阿尔贝-比罗十分谨慎,但作品仍然被指责为立体主义,阿波利奈尔在当中遭受侮辱,毕加索也因为剧本采用了他的画做封面插图而被钉在了民族艺术的耻辱柱上。立体主义被看成是受到“德国艺术”影响后产生的艺术,而且1917年法国的艺术界受到的德国艺术的影响比1914年大得多。 然而,在巴黎的一些画家自认为属于正统的纯立体主义的拥护者。他们声明坚决地属于立体主义派。甚至在《蒂雷亚斯的乳房》上演之后,他们向新闻界的种种评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他们的作品与“文学界和戏剧界某些突发奇想的心血来潮毫无关系”。 《蒂雷亚斯的乳房》在巴黎蒙马特尔的勒内-莫贝尔剧场上演的第二天,即1917年6月25日,阿波利奈尔被分派到战争部的新闻办公室,即新闻审查署工作。

于是,他写信给《信息报》、《SIC》、《Excesior》、皮埃尔•勒韦迪的杂志《南北》、皮埃尔•阿尔贝-比罗的杂志。过去,阿波利奈尔曾经和安德烈•比利一起在《巴黎午时》工作过,他仍然没有丢弃那时令朋友十分欣赏的好斗精神。他给《巴黎午时》寄去一些从伦敦、东京和纽约传来的消息,但这是一些虚假消息…… 阿波利奈尔继承保尔•福尔的传统,召集大家每星期二的下午五点至七点之间在福乐尔酒馆聚会。马克斯•雅各布把这些聚会叫做“保尔•福乐尔星期二”,皮埃尔•勒韦迪把这些聚会叫做“星期二野兽派”。 阿波利奈尔在巴黎的歌剧院广场偶然遇见过一次路易丝,他们之间的恋情彻底枯竭了。从那以后,他一直同雅克琳娜住在圣日耳曼大街的一套公寓房里一起生活。他们的套房在最高层,人们去他家必须爬无数的楼梯。为在开门之前看清来人的面貌,阿波利奈尔从门里在楼梯的踢脚板上挖了一个小洞。来访者如果不是朋友,他不开门。门扇上钉着一张纸条:“请勿打搅人。”

[摘自1970年出版的安德烈•布勒东的《等距离投影》] 他套房里的过道弯弯曲曲。过道里堆满书籍、小雕塑品和到处拣来的许多小东西。这是一个很奇特的地方,在一排排杂七杂八的小物件中间,他奇迹般地安放了一些既大又笨重的家具。墙壁上已经挂着一些画,沿墙根堆放着许多,等待朋友们帮忙往墙上挂。因为阿波利奈尔笨手笨脚,不砸伤三根手指,他就挂不起一幅画。 在他的那套房子里,阿波利奈尔最喜欢的房间是餐厅。那个房间既狭小又黑暗,里面有几把椅腿长短不一的椅子和一张桌子,摆放在桌子上的盘子、碟子也残缺不全。房子里还有一个厨房和一间办公室。办公室里小小的窗户前摆放着一张桌子。房间里的一个室内楼梯通向卧室。一个推拉玻璃门外有一个小平台,从那里可以看见巴黎高低不平的房顶。 阿波利奈尔负伤之后,正是在这座房子里养伤,并且渐渐地康复起来。接着,他患了肺气肿。他童年时代的朋友勒内•达利兹在战场上牺牲,令他十分痛苦。达利兹经常同他一起参加各种活动。他时刻在手臂下夹一把雨伞,常常面对着镜子,看着日渐苍老的面容说:“生活对人的折磨多么厉害啊!”

那时的阿波利奈尔达到了荣誉的顶峰:到处得到他人的承认,到处有人请他参加这样那样的项目,许许多多的新项目在等待着他。但是,他逐渐地抛弃了许多在前线生活的欢乐,开始对前途担忧,情绪愈来愈暴躁。朋友们到他家进晚餐时,个个小心翼翼,特别注意迁就他,不激怒他。他们看着放在刚进门处桌子上显著位置的那顶在太阳穴处被打了一个洞的炮兵钢盔,心里非常不安。 1918年1月,阿波利奈尔发生肺充血,又被送进了医院。不久之后他出院了,那时的战局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第105节 巴黎—尼斯

在距离巴黎120公里的尼斯,所有人都下到酒窖里,打开香槟酒痛饮一番,并且边喝边开玩笑取乐。那天晚上,比在巴黎更加热闹。 马克斯•雅各布 1918年的春天,整个巴黎处在饥寒交迫之中,无法入眠。腹中空空的人们毫无兴趣去听音乐会、看戏、看电影。马克斯•雅各布在包装纸上写诗,但他仍然能为毕加索找到雪茄。晚上,有人在街上游荡,等待着少数喝酒的人离去之后,把能够找到的酒瓶统统搜刮走,或徒步或乘车到一些隐蔽的地方将酒瓶中的剩酒一口气喝光,暂时地应付一下他们的辘辘饥肠。汽车都缓慢地爬行着,车内人瞅准一个地方想下车时,车就离开马路,停到路边去。成群结队的人们时而拥向这里,时而挤到那里,或者凯特街的一家面包店,或者塞纳河右岸的一家大商场的后院,哪里供给大家吃喝,大家就一起向那里奔跑。 打了两年防御战后,1918年3月,德国人开始大举进攻法国和英国防线。防线被攻破了,福煦元帅曾经信誓旦旦地说法国一步也不再后退,克列孟梭也曾经勉励士兵宁可付出任何代价——包括生命,也决不向敌人退让一寸土地。这一切都白说,敌人距离巴黎只剩70公里了。夜间,德国人的远程大炮——贝尔塔轰鸣。

这是一种长30米、靠轨道运输的大炮,发射炮弹的高度能够达到30公里,最远射程为100公里。法国的格勒内尔、沃日拉尔,白朗峰山区的圣热尔韦教堂、巴黎的马斯广场都挨了它的轰炸。它的一发炮弹落在了巴黎的利昂库尔街,另一发在皇家港爆炸,炸死一个幼儿园里的数名儿童和他们的母亲。这种大炮使人害怕,令人恐惧。50万巴黎人逃离首都,到南方去避难。他们中间有苏丁、藤田、桑德拉斯、基斯林、莫迪利阿尼和让娜、斯波罗斯基和他的妻子。 他们离开巴黎一方面是为了躲避敌人的轰炸,另一方面也希望尼斯的太阳光能够对莫迪利阿尼和让娜的身体有益。因为阿姆多的肺病越来越重,而让娜身怀六甲,急切需要充足的阳光。让娜的母亲一听到这个消息,当即决定她也跟着一起走。理由是她决不能把女儿扔给一个缺少教养、不负责任,并且十分无能的犹太画家。 莫迪利阿尼带领母女俩去了尼斯。但原本和睦相处的他们突然翻脸了,未来的父亲被迫住进了一家饭店,而让娜母女在马塞纳街的一处公寓套房里安顿了下来。 莫迪利阿尼在南方住了近两年。尼斯的阳光对治疗他的疾病大有好处,另外他也不可能梦想返回巴黎,因为他的证件全部被人偷走了。

他创作了大量的绘画作品,也经常同在那里新结交的朋友们一起毫无节制地狂饮。他的这些朋友是叙尔瓦日、雕刻家阿尔西邦科、保尔•纪尧姆和画家奥斯特兰。 有一天,奥斯特兰带领莫迪利阿尼去了雷诺阿家。雷诺阿患了严重的风湿病,坐在轮椅上不能动,只好把画笔绑在手上作画,全靠一个平衡吊锤上下移动画布。但是,他每天坚持不懈地工作,目的是在去世之前创作出尽量多的绘画作品,同时也是为了他周围无依无靠的孩子们能够从中受益。他也接待另外几个朋友,例如专程来见他最后一面的著名画家莫奈。他瘫痪在轮椅上不能动,但他想吸烟,80岁的莫奈给他放在嘴上,并且替他点着。而雷诺阿接待他朋友莫奈的第一句话是:“喂,莫奈,你的视力好像下降了,对吗?” 雷诺阿常接待年轻艺术家,所以他接待了莫迪利阿尼。雷诺阿试图同他谈话,但意大利人死活不开口。雷诺阿提议说:“那么您去看看我的裸体画吧。” 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和奥斯特兰去了雷诺阿的画室。意大利人仔细地端详每一幅画,但不作任何评论。返回到雷诺阿身边时,他仍然不说话。 “怎么样?”奥斯特兰说。阿姆多仍然莫名其妙地一言不发。 “您注意到皮肤的颜色了吗?

” 仍然沉默不语。 “胸脯上的线条呢?” 一言不发。 “臀部呢?我画臀部时,好像我触摸到了似的……” 莫迪利阿尼突然站立起来,看着老画家,干巴巴地说:“我,我不喜欢臀部。”接着,他走了,留下的雷诺阿不知所措,奥斯特兰羞臊得满脸通红。 他找到了斯波罗斯基,而后者仍然整天在豪华饭店轮流住。后来他返回巴黎,因为他明白莫迪利阿尼在这里同在别处一样难以获得成功,明白南方那些游手好闲的有钱人也不比巴黎的画商买得多。 在巴黎,阿波利奈尔出院了。他离开了新闻审查署,去了殖民部。5月2日,他娶了雅克琳娜•科尔布。宗教仪式在圣托马达甘教堂举行。新娘的证婚人是昂布鲁瓦兹•沃拉尔德和加布里埃尔•比费-毕卡比亚,新郎的证婚人是吕西安•德卡夫和巴勃罗•毕加索。 两个月之后,毕加索终于扫清了奥尔加父母加比和伊雷娜•拉古特的障碍,奥尔加•科克罗瓦也同意与他结婚。但佳吉列夫提醒毕加索: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奥尔加是一位俄罗斯姑娘,她的证件不符合要求,而俄罗斯正处于革命的混乱时期,一时难以办妥合法手续。

阿波利奈尔托了他在市警察局工作的弟弟吕西安•德卡夫帮忙,利用关系,走了后门,结婚手续才算办理妥当。结婚仪式定于1918年7月12日,在巴黎第七区区政府举行。马克斯•雅各布接到毕加索选择他做伴郎的信时,高兴得要昏过去了。特别是因为这一天恰好是他的生日……马克斯•雅各布立即跑到未来新娘家人住的吕苔里雅公馆,但没见到新娘,接着他又到了毕加索仍然住的红山街,也未见到新郎。于是,他发了一封欣喜若狂的快信给毕加索: 亲爱的, 惟独死亡方可阻止我于星期五11点钟准时到达七区区政府,万一我参加不成你的婚礼,我会遗憾死的。 上午11点,他准时到了。1881年10月25日出生于西班牙马拉加的绘画艺术家巴勃罗•毕加索娶1891年6月17日出生于俄罗斯尼埃基纳、无固定职业的奥尔加•科克罗瓦为妻。伴郎有:纪尧姆•阿波利奈尔,37岁,作家、战争十字勋章获得者;马克斯•雅各布,42岁,作家;瓦莱里安•伊尔切科•斯沃洛夫,54岁,骑兵上尉;让•科克托,27岁,作家。

宗教婚礼在达鲁街俄罗斯教堂的一片浓浓的香火和优雅的东正教圣歌声中举行。 几个星期后,毕加索搬进了他妻子家人住的吕苔里雅公馆(图55)。 1918年11月,战争即将结束。9日下午,毕加索在里沃利街的拱廊下散步时,遇见一位寡妇,战争夺去了她丈夫的生命。一股大风把寡妇的黑纱刮到了毕加索的脸上。晚上,回到公馆后,毕加索站在一面镜子前,长时间地端详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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