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毛泽东研究文存第21节 “身份”的颠覆与重建(1)

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富于创造力的和极具个性的革命家、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学术视野中，他也是一位需要从多重角度反复解读的重要历史人物。正如众多已有研究成果所表明的，对于政治理想的执著追求，是毛泽东政治行为的鲜明特征之一。从早年到晚年，他的这一特征一以贯之，在总体上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特别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发生了转折。学术界一般认为不断强化“阶级斗争”的持续性是他这一转折的主要内容。但在笔者看来，在毛泽东这一突出的思想内容背后，存在着一个更为基础的政治伦理体系。而这一以“身份政治”为其核心要素的政治伦理体系，实际上成为他强化阶级斗争的理论依据。基于此种判断，本文将以毛泽东晚年政治伦理观的依据、内涵、性质、机制和后果进行尝试性分析。 在任何一个社会共同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背后都存在一个旨在使分散的个体凝聚成统一整体的社会身份系统。这一系统的基本功能是“分类”（ｃａｔｅｇｏｒｙ，在哲学术语中被译为“范畴”），即根据一定的标准以划分出不同的社会角色，通过赋予不同角色以不同的“权利—义务”

资源，从而在等级差属的网络中形成“支配—服从”的社会秩序。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身份系统实际上就是在众多不同的社会角色中，实施政治权利之权威性分配的机制。“身份”既是一种社会产物，也是一种社会过程。身份建构存在着多种矛盾，这些矛盾不是消极的，它们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身份建构中有矛盾，身份才不至于完全受外在力量或因素的制约，个体才有部分选择身份的机会。正如都普利斯（Ｐ． ｄｕ Ｐｒｅｅｚ）在《身份的政治》一书中指出的：政治确立和维护某种身份系统，是为了使社会的某一部分比其余的部分能获得较优越的地位。一方面，政治力量（民族的、国家的、党派的等等）要为它的主要或全部成员争取比其他群体更优越的地位；另一方面，在同一政治群体中，某些身份又比其他身份更优越。①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身份”的确就是“政治”。 例如，在古希腊城邦政治中，所谓“公民”（Ｐｏｌｉｔｅｓ，该词由城邦Ｐｏｌｉｓ一词衍生而来）就是一种“身份”，其原意就是“属于城邦的人”。这种“公民身份”意味着某种只是少数人的一种特权，在与其他无公民权居民的对照中，公民的身份和地位才鲜明地凸现出来。

与邦内其他居民相比，他们觉得自己属于城邦。与外邦公民相比，也只有这个城邦属于他们。这种“身份”归属感十分真实。他们个人的安危荣辱，首先取决于城邦的命运。当城邦灭亡时，首要的受害者是他们，奴隶依然做奴隶，外邦人依然是外邦人，他们却失去了公民特权。②传统中国更是一种以“正名”为基础的等级差属社会，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政治”秩序不可逾越，由此形成了人之“身份”的上下、贵贱、尊卑。学者认为，由于身份是以人伦血统、宗法等级、占有分配以及道德义务的差分来确定的，所以身份的标识能够维系家庭、社会、国家的整体性和连续性，并因此形成它的恒久性的影响力和涵盖面。儒家将人性、人伦、人道的相互涵容作为身份的自我界定以及社会评价的标准，具有鲜明的人文化、宗法化的特征。而儒家伦理体系的这种“身份伦理”

（Ｓｔａｔｕｓ ｅｔｈｉｃｓ），“根据人格血统、宗法等级以及道德义务差分而确立的身份伦理，实际是作为不同角色的自我界定和社会评价系统，涵化了三个层面的身份体认：一是自我身份意识，即对不同人格标准和道德典范的体认；二是群体分殊意识，即对不同身份环境和人伦义务的体认；三是宗法纲常意识，即对各自依附的权力系统和宗法关系的体认。由于身份伦理是以社会关系的阶级差序和等级分殊为基本骨架，身份角色的区隔实际体现了强权关系下权利分配的内在本质”①。学术前辈费孝通、瞿同祖等对此社会现象的研究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②总之，在以“礼治”为基础的传统中国，“身份”就意味着“权利”。家族成员对“祖先”的一致性认同成为政治秩序之第一要务。③ 众所周知，毛泽东革命的政治信仰基础来自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这就意味着，他的政治学说将必然按照另外一套价值体系对中国传统的社会“身份”体系进行颠覆性更新。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毛泽东革命就再没有放弃陈独秀关于“伦理的觉悟是最后的觉悟”的政治精神信条，“反封建”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精神标识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作为这一“人民共同体”

的最高决策者的精神导师，毛泽东的政治价值取向和政治伦理偏好则日见深刻地影响着这一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其中，以“身份政治”（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为特征的政治资源分配，是其独特政治发展观中最富特色的重要一环。徐贲教授指出，在新中国基本完成了三大改造以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得到确立，阶级划分逐渐失去了它的物质基础。这样，作为政治身份等级的阶级分析性质，在中国政治中的功能也越来越清晰。因此，作为体现政治秩序的社会身份系统也逐渐出现了这样三个特征：第一，它越来越以政治权力（而不是经济能力）为身份标志，官民（领导／群众）界限的加深及官僚体制和等级制度的确立造成了一个与严格的“待遇”区别相联系的复杂身份系统；第二，身份区别越来越朝意志论的方向发展，“思想”和“立场”越来越成为确定人们身份的标志；第三，在一定程度上，身份甚至变化为一种“种性等级”和“血统”特征。一个人的身份不仅影响他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生存处境，而且还影响到与他有关联的家人亲朋。①这里，除了第三个特征需要进一步仔细研究外，前两个特征在现代中国政治均有突出表现。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毛泽东对传统的社会等级结构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主张从根本上否定一切社会等级，只是毛泽东之新式“身份”的范畴划分在原则上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的核心内涵就是对以血缘宗法为基础的“社会身份”指标进行彻底的颠覆，代之以阶级伦理为坐标的“政治身份”的权力分配体系。具体而论，毛泽东式的“政治身份”主要在两个层次上展开：其一是在“人民”和“敌人”之间进行区分，在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你死我活”的原则对立，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是“敌我矛盾”；其二是在“权威”与“群众”之间进行区分，他们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是一个广存争议和弹性极大的模糊空间，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毛泽东的观念中，前一种身份关系相对简单，并且直言“无产阶级专政”，实施一方对另一方的“独裁”；但真正的问题则是在后一种身份关系，而在这其中“权威”又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概念。它既指在政治、经济方面具有支配能力的要素，也包括在学术、技术或知识方面占有优势的人物。如果说，毛泽东晚年政治思想是一个复杂的体系，那么，它的费解之处则主要体现在这一方面。

例如，倘若我们仅仅简单地认为毛泽东是一位列宁主义“阶级论”的忠实信奉者，那么，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之领袖人物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竟可以从“人民”的范畴中被删除而划归为“你死我活”的“敌人”，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件。同样，如果说毛泽东的政治身份范畴仅仅是“封建主义宗法制”的翻版，那么，他一贯要求对中共高干子女，包括自己的亲属和子女，严加管束，异常警觉，甚至对其革命性持怀疑态度的事实，也就使人难以理解。所以，我不认为毛泽东关于对“政治身份”的界定仅仅“是一个官僚统治的法术问题”①，而在他的观念中这是一个关怀“社会公正”的实质问题。正如１９６１年９月，在苏共“二十二大”召开的前一个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所说：“现在的问题是，赫鲁晓夫到底代表什么阶层？代表高薪阶层。赫鲁晓夫代表的阶层与帝国主义代表的阶层，实践上是相同的。高薪对低薪，明明是不人道，而反对他的人是低薪的普通工人、农民……”② 因此，对毛泽东晚年关于政治身份建构的依据、途径和政治措施做系统探讨，将是研究其晚年政治思想的一个有意义的视角。

毛泽东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马克思主义者，阅读他的原著，特别是他独特诙谐的即席讲演和信手拈来的卷头眉批，其思想逻辑的真实脉络就会立即凸现在读者眼前。遍查毛泽东的著作，我们感觉他并没有对“人民”和“群众”这些他最常用的政治概念做出过严格的学理性定义，但是，在毛泽东的政治词典中，这些词汇则总是能透露出一股颠覆“权威”、拯救“小人”的明显信息。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期，毛泽东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一文时，信笔写下了以下批语： （王勃）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三十几，王弼死时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 …… 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何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

① 类似这样的思想不仅反映在他的卷头眉批中，就是在许多公开的会议上他也直言不讳。１９５８年５月８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破除迷信”问题，鼓励人们不要怕教授，不要怕“孔夫子”，不要怕外国人，甚至也不要怕“马克思”。他兴致盎然，旁征博引，一连举出数十位古今、中外、历史、神话和现代人物，用以证明“自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人，开始的时候都是年轻人，学问比较少的，被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 战国的时候，秦国有个甘罗，是甘茂的孙子，十二岁当上了正卿，还是个红领巾，他帮助宰相吕不韦出了个好主意，他当全权大使到赵国解决了个大问题。汉朝有个贾谊，十几岁就被汉文帝找去了，一天升了三次官。后来贬到长沙，写了两篇赋：“吊屈原赋”和“鹏鸟赋”。后来又调回朝廷，写了一本书，叫《治安策》。他是秦汉历史学家。范文澜同志，你说是不是？他写了几十篇作品，留下来的是两篇文学作品（两赋）、两篇政治作品——《治安策》和《过秦论》。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二岁。 刘邦的年纪比较大，项羽起兵的时候只有二十四岁。三年到咸阳，霸王别姬的时候，应当还是比较年轻的时候。

现在舞台上唱的霸王别姬的扮相不对，应当叫他扮小生。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一岁。 韩信也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人，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受过“胯下之辱”，人家要他钻裤裆，他一看没办法，只好钻。 孔夫子当初也没有什么地位。他当过吹鼓手，帮人家喊礼，后来才教书。他虽然做过官，在鲁国当过司法部长，但时间很短，鲁国当时只有几十万人口，和我们现在的一个县差不多，他那个司法部长相当于我们县政府的司法部长。他还当过会计，做过管仓库的小官。可是，他就学会了很多本领。 颜渊是孔夫子的徒弟，是个“二等圣人”，他死的时候也只有三十二岁。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时候，也只有十几岁、二十岁。他的民族在印度是一个被压迫的民族。 红娘不是很有名吗？她是青年人，是个女奴婢。这个人很公正，很勇敢，她帮助张生做了那样的事，是违反“婚姻法”的。她被打了四十大板，可是并不屈服，转过来老夫人责备了一顿。你们说，究竟是红娘的学问好，还是老夫人的学问好？红娘是发明家，还是老夫人是发明家？ 晋朝有个荀灌娘（河南临颍县人），是个十三岁的女孩子，顶多不过是初中程度。

她的父亲被困在襄阳的时候，带领几十人杀出重围去搬救兵，你看她有多大本领？ 唐末的诗人李贺（河南宜阳人），死的时候只有二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