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毛泽东研究文存第18节 “自我”与社会(4)

“君子”是相对“小人”而言的。在毛泽东笔下那是众多枯萎的精神和麻痹的灵魂： 亦多不顾道理之人，只欲冥行，即如上哲学讲堂，只昏昏欲睡，不能入耳。死生亦大矣，此问题都不求解释，只顾目前米尘埃之争，则甚矣人之不智……终日在彼等心中作战者，有数事焉，生死一也，义利一也，毁誉一也。愚者当前，则只曰于彼乎，于此乎？……其倒于恶，固偶然之事；倒于善，亦偶然之事。② 丧失自我的主体，没有主体意识的灵魂，不可能具有自我解放的动力和功能，也就是说，他们无能自己救自己。而摆脱困境的惟一途径，只有期待圣贤济世，外在地施与意志，“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学不可”③。一方面，“草木鸟兽，同兹生类，犹宜护惜，而况人乎！小人原不小了，他本不是恶人，偶因天禀之不济，境遇之不同，至于失学，正仁人之所宜矜惜而无可自诿者”④。另一方面“君子”之责就在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生民立逆，相生，相养，相维，相治之道也。为万世开太平”①。 这样，“人”的划分在这里又合二为一了。一方面具有缺陷和需求；另一方面又具有能力与责任。

圣贤与愚人，君子与小人，二者恰恰构成了相辅相成的对立统一。从而，个体的自觉扩展到了整个社会，人的实现超越了自我的限界，人与人之间的差序融为一个单一的“价值同构体”，这就架起了通往大同理想的现实桥梁。对于这种合二为一的过程，毛泽东在１９１７年８月２３日致黎锦熙的信中，曾作过较为完整的叙述： 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政治、法律、宗教、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终日经营忙碌，非为君子设也，为小人设也。君子已有高尚之智德，如世但有君子，则政治，法律、礼仪制度及多余农、工、商业，皆可废而不用。无如小人太多，世上经营，遂以多数为标准，而牺牲君子之一部分以从之，此小人累君子也。然小人者，可悯者也，君子如但顾自己，则可离群索居……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

② 毋庸赘言，毛泽东的上述宏观社会发展理想，并不意味着人性平等的法权含义，而仅仅是基于身份均等的主观期望。而“君子”与“小人”相通的地方，就在于得于天之本性。如前所述，毛泽东认为“圣贤”是具有“良知”的。按其解释这指的是主体的自觉意识，是悟得“大本大源”才能得到的方向、信仰和目的，即所谓“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①。而“小人”虽不具“良知”，但仍存“良能”，“若普通之人，则多以良能行事亦是以完满其生活也。此良能，乃祖先以来多代相传之经验，其始固有意识存乎其间，及其行之已久，成为社会之习惯，在个人之脑筋中成为一种不假思索脱然而出之反射运动，乃所谓良能也”②。可见，“知”与“能”的差别，并不妨碍二者在“良”的层次上的一致性。在这个意义上，二者都是人类本性不同层次的表现，其共同本源均出自于人类自身趋善避恶的群体自恋情结。在人性善的基础上，毛泽东认为，人的划分是有限的和可转换的，“君子小人之别，在其所见幸福之高下如何，而人格之高下随之。此语甚然。君子小人于欲发显自我，一也不过其识见有高下之别耳。”

③在这里，沟通“君子”与“小人”的途径就在于人心的净化和道德的纯洁。因而我们说，“道德教化”作为联系君子与小人的惟一中介，它成了五四时期毛泽东人学观念的逻辑终点和理论基石。这样，“人”学最终变成了“仁”学。 应当说明的是，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事实上，毛泽东关于社会身份平均化的理想，并未超出儒学“经世致用”的循环圈。因为：所谓君子拯救小人的意志，是建立在“怜悯”、同情和施舍的既定前提下。其实，这种“恻隐之心”前提预设，恰恰建构在社会身份不均等，特别是精神价值不平等的基础之上。君子、圣贤明显地占有社会主体的支配地位，而小人、愚人则只能作为社会受体和被启迪的地位。前者对后者负有责任，后者对前者仅有义务。按照这种逻辑推演，君子越加充分地实现启迪小人的功能，其自我人格就越高尚和完满，而小人们虽有所进化，但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君子的水准。在“水涨船高”的法则支配下，启迪者与被启迪者之间将永恒地存在着巨大的差序。在大多数被动的“小人”之上，总离不开超越自身之上的雨露和阳光，同时雨露和阳光的价值又根源于被动的“小人”之中，没有“小人”，“君子”将无所事事，太阳就会立即失去其无与伦比的光辉。

这样，我们说，五四时期毛泽东的“人”学思想，本质上是一种相辅相成的二元结构。只不过这种结构所强调的不是冲突而是融合，不是排斥而是吸引。但这并不意味着二元结构的消失，在一定意义上，它正是使人之二元主体结构得以存活、维系的新机制。 五四前期毛泽东人学思想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这就是，依次完成了一个“本我”（野蛮其体魄）到“自我”（实现自我）再到“超我”（拯救小人）的完整过程。从“自我”到“超我”本是中国儒学“内圣外王”的固有传统，毛泽东在此并无独创。而“本我”命题的提出，则体现了毛泽东出身农家的天然本质。从这个本质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动”之范畴的历史渊源，同时也看到了“力”之崇拜的价值出处。在这其中，“生命”具有绝对的意义。正是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对老师杨昌济以静坐养身的方法不以为然，而更喜欢在大自然中去享受自由野性的体力支出快感。由于毛泽东的“本我”命题与农家的体力消耗在深层结构中具有同一的精神渊源，因而带有极强烈、极浓重的“崇苦”色彩。毛泽东崇尚意志、奋斗和独悟先觉，但这些却掩盖不住、摆脱不了和磨灭不掉压抑的情结。

这曲折但却集中地表现在关于磨难与苦励的审美价值上： 惟安贫者能成事，故曰咬得菜根，百事可做。 乐利者，人所共也，惟圣人不喜躯壳之乐利（即世俗之乐利），而喜精神之乐利，故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① 邦无道，贫且贱焉，可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遁世不闷之谓也。② 这种以苦为荣，苦中享乐的审美价值还反映在赞赏“恒”、“耐、“刚”等人格气质上。毛泽东谈论体育时强调： 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武勇之目，若猛烈，若不畏，若敢为，苦耐久，皆意志之事……夫力拔山气盖世，猛烈而已；不斩楼兰誓不还，不畏而已；化家为国，敢为而已；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耐久而已。③ 在谈及治学之道时，他尊崇颂扬“天道酬勤”的磨砺功夫： 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④ 人情多耽安逸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人而懒惰，农则废其田畴，工则废其规矩，商贾则废其所鬻，士则废其所学。业既废矣，无以为生，而杀身亡家乃随之。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则退行，继则衰弱，终则灭亡，可畏哉！故曰懒惰万恶之渊蔽也。

① 惟安贫者能成事，故曰咬得菜根，百事可做。② 在这里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感觉到与土地打交道时，那挥汗如雨的心理原型。毛泽东具有务农的直接感受，实实在在的体力支出与农稼的生成、收获，使其对劳动有着特殊的理解，因而“成事”与辛苦自然紧密地联在一起，在其感觉系统中自觉地信奉体力支出与生存必需的正比关系。显然，建立在这一“本我”基础之上的人学思想，在整体的角度上与儒学正宗有着一定差别。因而，毛泽东可称为是位将典籍文化与民俗文化有机结合的高手和大师。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像鲁迅那样，对狭隘的“本我”进行扬弃，③而是力图掩饰“野性”而趋于儒雅。他饱读诗书，且记忆惊人，对于国学传统有着特殊兴趣和明显偏好：“然尚有其要者，国学是也……国学则亦广矣，其义甚深，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记述，穷年竭智莫殚……国学者，统道与文也。”④毛泽东的这种价值追求，渊源于摆脱“野性”的某种压抑。为了争得一席实现自我的地位，他要付出比常人更加昂贵的代价，息息不敢怠矣。 但是，显然这又是向“农家”、“本我”的完全复归。带着沉重的“本我”去实现“自我”，其最终的“超我”则不是奋斗，就是拯救。毛泽东的“自我”

人格绝不满足于个体的单纯升华，他要率领和启迪所有的“野性”众生走出混浊而趋向“文明”。不能说“六亿神州尽舜尧”不是极其宏大的憧憬和理想，但这种以圣贤身份存在的超越精神，不可能完成自我批判自我解剖的深刻内省。因而，毛泽东的反思、修炼和升华“自我”不是为了扬弃“本我”，而恰恰是为了使“本我”普遍化、群体化和道德化，他所提倡的主体意识和自觉意志，是为了使个体意志和快感体验不断地价值化和现实化。这样，在精神快感的意识层面上，“超我”就必然升华为拯救民族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在自我实现的潜意识层次上，则转化为“一览众山小”的超越凡俗的意志权威感。这样，农家“本我”与儒学“自我”的结合体，就形成了毛泽东独特的“超我”境界：它不是内在的批判和反省，而是济世和拯救；不是对自由的无限向往，而是对心理安全的迫切需求。这种体现和追求“均平”的人性结构，一方面使“君子”消磨掉自我批判的真正的独立价值，另一方面又使“小人”丧失掉自我升华，摆脱压抑的途径和机能。或许可以这样说，在这个角度和此种意义上“仁”的实现就意味着“人”的沉沦。

意识形态的惯性是太大了，以至于数十年之后，毛泽东本人以及我们的民族仍在这份遗产中游荡、徘徊：“本我”执著表现为只承认体力支出为“劳动”，知识的价值、科学的价值被贬到了下一个层次，“自我”的升扬表现为“狠斗私心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道德扭曲和伦理癫狂，而“超我”的实现则自然而然地成为整个民族的价值认同中心，无人质疑，无人深究。因而随之而来的就是连续几年的人学争论，难道这不也是合情合理的自然和必然吗？中国的“仁”人太多了，可就是缺乏那个意味着主体价值的大写的“人”！ （《五四与现代中国》，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