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积淀与启蒙第13节 来自杨昌济新儒学的熏陶(1)

对毛泽东来说，比梁启超的思想影响更为直接，更为浓厚，也更为紧密的是湖南一师伦理学教员杨昌济。如果说前者对毛泽东的影响是政治的话，那么后者对他的影响则是文化的。 杨昌济出身于书香世家，其母向氏又出自书香门第，其家族体系中不仅出过“例贡生”、“邑庠生”，而且出过“太学生”。杨昌济之高外祖父出身进士，当时任清朝国子监学录；其曾外祖父是个举人，先后任永州府训导和杭州府教授。至杨昌济父亲辈虽道学中衰，但如杨昌济自己所说：“君子之泽，源泉远而流长。”幼时，杨氏之外祖母、舅父和母亲常向他讲述祖辈治学立业的事迹，勉其勤奋刻苦，再兴家族之荣耀。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杨昌济，其内心中积淀下了浓厚的传统烙印，中国正统文化的熏陶，对他有着极为明显的影响。杨昌济之仕途并不顺利，虽于１８８９年考上了个“邑庠生”，但１８９３年两次乡试不第，名落孙山。在极大的压抑情绪笼罩下，他感叹人生，恨及自己，以“余生真草草，桂短折甚怜。孤愤遭穷厄，牢骚损岁年”的自嘲诗句，迎来了甲午海战那隆隆的炮声。戊戌以后，杨昌济的经历有所好转。六年留学日本，三年读书英国，而后又短期考察、游历德国、瑞士，西学知识大增。

归国后，他数次拒官而从教，以教育为天职，以育才为己任，“强避桃园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成为其自励自勉的座右铭。①１９１９年任教于北京大学。１９２０年初长逝于京郊西山。对杨昌济一生，当时曾有人评价说： 君于三十以前，既已博究先儒之书，十余年来，又益求英日学者之说，固有得于时代之精神，而其心光湛然，力抗流俗，而浩然有以自得于己……君，寒士也，诚乐乎道，而不以穷饿动其心，此其学之所以日进不已也。② 通过考察杨昌济的著述，我们会看到，虽然他在外十年，可谓精通西学，但就整体的思想主流而言，他仍是个地地道道的典型儒生。如果概括其思想融会中西的特征，我们不妨将他的学问称为“新儒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综观其思想发展的总体，恪守中学，特别是儒学各家，辅之以西学是他思想特色的根本所在。而其具体的观念体系，并未超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学樊篱，以修身为本，以教育为职，以治国为终，走着一条明显的“内在超越”的思维路线。这个“新儒学”体系恰似一个同心圆，以一个共同的价值中心为出发点，构成一个层层外溢的波纹。 最内层的一圈，是个体的修养和自觉。杨昌济把这看作是成就大业的一个中心和起点。

他认为：“体魄界之中心点，吾身是也；灵魂界之中心点，吾心之灵是也。总之，天地万物，以吾为主……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曰为己，又曰无我，何也？宇宙内事，皆吾性分内事，为己者为此也。”①既然“天地万物，以吾为主”，那么这个个体的素质就至关重要的了。 一方面，杨昌济认为，待人以诚，律己则严，是为修身之本。他曾以机械力学原理解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认为当别人强于自己时，“则积诚以感之”，以我之小动人之大；而当我强于人时，仍应以诚相待，助人以促其进展。他在日记中把这种为人态度概括为五个方面，写道： 余生平待人有五字：一曰恕，犯而不校，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二曰介，不尽人之忠，不竭人之欢；三曰敬，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四曰浑（亦可曰下），沉默寡言，不议论人长短，不轻发表意见；五曰诚，言而有信，无宿诺，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此五字可配仁义礼智信五字。 于己他则讲求勤、俭、劳、洁、廉等等。早年，他就重视理财，这并不是为了经济收入，而是把它看成是培养德性的方式和方法。他说，家者国之本也，理财一事人们多以为“鄙吝为耻，殊不知俭以养廉”

，其实则具有极大的修身功能。他还认为：“人情多耽安逸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人一懒惰，承受之而来的就是农田废耕，工失建树，商业凋蔽，士无知识，最后家破、国败、人亡、政息。因此，“人之生利，必需劳力，未有安坐而能获者”①。杨昌济推崇曾国藩的儒学精神，常在日记中感慨万千，觉得自己不如曾文正，甚至追踪寻迹，读曾国藩所读之书，效仿曾国藩坚持天天记日记。 另一方面，杨昌济又强调“心”的功能，即所谓“致良知”，讲求通过“深思”，去发现和巩固那个固有的“自我”。他在解释孔子“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时说：所谓道德就是磨炼意志。“人有强固之意志，始能实现高尚之理想，养成善良之习惯，造就纯正之品性”，所谓意志坚强的人，是指“对于己身抑制情欲之模恣；对于社会，则能抵抗权势之压迫”。因此，他提倡内在的悟性，主张“独立独行，非意志坚强者不能。寻常人多雷同性，无独立之心，此其所以为寻常之人也”。在涉及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时，杨昌济把“利益”与“主义”分离开来，他说：人是社会之人，当然应为所居社会谋利益。如果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冲突时，应当牺牲个人以服从社会。但是，“牺牲己之利益可也，牺牲己之主义不可也。

不肯抛弃自己之主义，即匹夫不可夺也之说也。吾国伦理学说，最重个人之独立”②。 重义而轻利，是典型的儒学传统。这里，杨昌济的观念并非像学者所说的那样“巧妙地将修身学说和近代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理论结合起来，企图用儒家的‘小我’与‘大我’的理论去防止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弊病”，而是注重和强调个体内心的悟力、独白、信仰和意志；并以这种“内心超越”的发散力量，去寻求宇宙万物之固有价值。在他看来，世间万物、宇宙恒空，都有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本体，它主宰一切，统辖一切，囊括一切，具有至高至上的真理价值。宇宙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贯通着一个“大原则”。这个“大原则”之所以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是因为它就存在于你心中。只要深思默会，就会洞晓、贯通而最终得“道”。因此，“万有惟一心之所成可也”；“宇宙大本与吾人心灵确然同一”；“我之界当扩而充之，是故宇宙一大我也”。显然，这种“内心超越”的本体论，其目标不是神界而是人间，不是天国而是自我。这样，如杨昌济自己所言“余本自程朱入门，而亦认陆王卓绝之识”，思想遨游了宇宙一圈，又归宿于本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