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积淀与启蒙第10节 梁启超的政治文化启迪(1)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述甚丰、影响极大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那“笔锋常带感情”的政论文章，更是不胫而走，曾启迪了连续几代青年人。有人甚至说，“过去半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④。早年毛泽东也在这一庞大的行列之中。 毛泽东生前屡次谈及，他青年时代曾一度“崇拜康梁”，立为楷模。尤其喜爱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以至于“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①。晚年他仍追忆说：当年自己“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主义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②。可见，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给他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毛泽东早年曾按梁启超号取笔名“子任”，直到３０年代仍习惯于称戊戌启蒙思潮的领袖为“梁康”，这些经过选择和与众不同的称谓，无疑也体现了他某些心理、情感上的倾向性。早年毛泽东虽无缘与梁启超直接交往，但１９０２年至１９０３年的《新民丛报》却成为他受梁氏思想影响的主要媒介。这一影响也非稍纵即逝，一直持续到五四运动以前。 爱国意识在毛泽东少年时代就已萌发。还在韶山读私塾时，他就向文永昌借读过《盛世危言》和《新民丛报》。但在严格意义上讲，爱国情感并不完全等同于政治观念。
确切地说，毛泽东政治观念的建立是１９１０年进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以后的事情。在那里，他研读了《新民丛报》，特别对梁启超那脍炙人口的政论名作《新民说》深表钦佩，不时在上面标点、批语、阐发议论。 梁启超在《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处，严格区分了“国家”与“朝廷”两个不同概念，论证了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指出： 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公司之事务所；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事务所之总办也。国家如一村市，朝廷则村市之会馆；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会馆之值理也……两者性质不同，而其大小轻重，自不可以相越……有国家思想者，亦爱朝廷。而爱朝廷者未必皆有国家思想。朝廷由正式成立者（指立宪——引者注），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③ 梁启超上述论点的要害在于，在政治学角度上将“民族性”（爱国）与“政治性”（民权）区别开来。据此把“朕即国家”的思想视为“大逆不道”，进而讥讽那些以“忠君”寓“爱国”的旧式士大夫为“爱人及屋、爱屋及乌……寝假爱乌而忘其屋，爱屋而忘其人”，实为“不谓之病狂，不可得也”。
这些激烈的议论，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就在这段文字的旁边，他作了著名的八十八字的批语： 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① 毛泽东的这一批语，是可考史料中他第一次发表的政见。联系梁启超原文，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时他政治观念的几个要素：对中国政治，特别是明清以降的绝对君主专制制度，表示了抗议与否定。认为“朕即国家”的制度违反政治公理，是践踏民意，非法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罪恶产物。“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的政治制度，必须坚决剔除之；关于“君主”存废的问题，则不在于国家政体的形式而在于其性质。如果“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君主不再是一个掌握无限权力的政治实体，而仅仅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身份象征，那么则不必要一概否定、排斥之，否则，“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中国现实政治变革，应以“现今之英日诸国”为模式，采取君主立宪政体。应当指出，在政体原理上，君主立宪并不是政体机制中的一个独立类型。
实际上它只是现实与历史、时代与传统相调和的一个风俗和习惯的政治痕迹。换言之，在很大的程度上，君主立宪的政体形式与其政治本质之间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形式上保留一个王权的名义象征，但“国王不理政”则可成为贯彻民主精神的保证；相反，即使消灭了王权形式，并保留一个民选的桂冠，也不能就保证其政体的民主性质。① 我们知道，最早对政体进行分类的是亚里士多德，在他以国家主权的性质和归属为依据划分政体的六要素矩阵模型，已成为政治学之经典理论。②但必须看到，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分类方式，乃是法理上的形式主义标准。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情况要比这种“纯粹形式”的分类复杂得多。例如，同是君主制，也有专制君主制和立宪君主制的区别；进一步，同是立宪君主制，又有德国的立宪君主制与英国的立宪君主制之分。更有甚者，纳粹德国在法律上是共和制，而法西斯意大利在法律上则是君主制。但如果把法律上同属共和制的纳粹德国和美国划为一类，而把法律上同属君主制的法西斯意大利与英国划为一类，那么事情就会变得很荒唐。所以，仅从宪法形式上判断一个国家的政体性质，在实践上较少具有操作意义的。
现代政治理论的实践表明，今天关于君主制的问题，也像共和制问题一样，是与民主政治相联系的。换言之，如何使君主制与民主政治不发生矛盾，甚至使之成为促进民主政治得以持续的理由与途径，是一个前沿性的政治制度研究课题。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国家中，不妨实施“以共和制为基础的君主制，君主制绝对承认国民主权的前提下，保留君主世袭的政治习惯。这时，世袭君主的功能对国民乃至国家统一，具有民族凝聚的象征作用”①。 但当时的毛泽东，甚至梁启超对于政体和民主的理解，都没有达到这样的深度。概括起来说，以反对绝对君主专制暴政为宗旨，以承认立宪前提下的君主地位为特征，以英、日等国君主立宪政体为模式，构成了毛泽东此时政治观念的基本倾向，也明确地表明梁启超《新民说》给予他思想营养的主要内容。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 记得就在这个时候（指１９１０年——引者注），我第一次听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已死去——虽然新皇帝宣统（溥仪）已经登基两年了。说实在的，当时我还不是一个反对帝制的人；认为皇帝和大多数官吏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们仅仅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进行变法罢了。
关于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记载使我着迷，我读了许多有关他们的书。② 不难看出，这时毛泽东已从喜欢冯桂芬、郑观应，倾慕西方的物质文明，想把“船坚炮利”引进中国，过渡到了崇拜康有为、梁启超，赞美西方君主立宪的民主制度方面来了。因而，应当说，在这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转变中，《新民说》是引导毛泽东观念深化的基本的“已有思想材料”，梁启超是他早年政治思想发展道路上具有重要影响的第一位启蒙导师。 毛泽东进入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堂以后，在社会舆论的影响下，思想上产生了新的变化。正如人们所熟知的，他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①。显而易见，这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在他政治心扉的天平上占据了第一重要的位置。但从理论角度看，他的政治观念还相当朦胧、含混，“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并不清楚孙中山和他们之间的区别”②，处于观念上的选择与徘徊之中。 辛亥革命爆发后，毛泽东剪辫从军，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积极实践者，但不能由此推论，他就从此摆脱了梁启超的思想影响。
实事求是地讲，当年毛泽东与许多投身于辛亥革命的热血学子一样，不乏一种情感重于理性、激愤掩盖沉思的意识倾向，理论准备相对不足，对于革命的起源、方向、内涵和意义等等重要问题，都未来得及深入地理解与思考。因而，激烈的情感高峰一过，紧跟着的便是具有“补课”意义的再理解和再思考。这种情况与辛亥革命本身的理论准备相对不足有着直接关系。毛泽东在后来的回忆中对此讲得相当清楚： 正当湖南人准备开始行动的时候，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协定，预定的战争取消了，南北“统一”，南京政府被解散。我以为革命已经过去，于是脱离军队，决定回去念书。③ 这是一段体现毛泽东当时思想状况的关键性表述。它一方面表明毛泽东当时对辛亥革命的理解是肤浅的，其认识还仅处于经验的层次上，因此才“以为革命已经过去”，于是才“决定回去念书”。但另一方面又不能简单地把这一行为归结为意识上的浅薄和失望。因为在这一观念中，实际上蕴含一种更加深沉的价值追求，就是回去念书，开始向理性的方向靠拢，追溯革命变动的之所以然的原因。所以，这种失望与期望的矛盾，成为那一代青年人寻求改造社会之新道路和新方法的重要动力和契机。
毛泽东回忆说，此后一段时间他读了若干西方政治和学术名著： 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斯·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学习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穿插阅读了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① 据龚育之等学者考证，毛泽东以上所列书籍大部分为“严译名著”。②一些学者也反复论证过严复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但使人困惑的是，在毛泽东此时及其以后一段时间内的大量笔记、眉批和通信中，不仅从未专门论及过严译著作，甚至根本没有提起过严复的名字，反复出现的倒是梁启超，或隐或显，或直接或间接，总能看得见和感觉到梁启超的影子。例如，早年毛泽东曾引述和评论过的著名格言“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③，就直接援引自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毛泽东当年读书时提示“参见梁启超‘利己之心之三种’……‘唯心的利他’”，指的也是梁著《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新民说》和《论私德》等文。他还屡将泡尔生（Ｆ． Ｐｕｌｓｅｎ）《伦理学原理》一书之文意与梁文相比附，借助梁文加深对该书的理解。
如他在泡尔生译本第６７页上批语“见梁著《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梁任公有将来观念与现在主义之文，即此段文意”。①联系毛泽东进入湖南一师后，杨昌济教育开导他时常“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的情况，②毛泽东在其政治观念的社会化过程中，明显地保持着对梁启超的偏爱，是通过梁启超的“流畅锐达”，去理解和体会严复的“太务渊雅”的。最突出的事例是，毛泽东接受进化论的熏陶并不是直接来自严复，而是来自梁启超。梁启超在《新民说》中鼓吹“竞争为进化之母”，重言“权利”与“独立”，曾反复博引中外史实，说明“以动力反动力相搏，而大争起焉，此实生物天演之公例也”的进化论道理。对“战国时代，学术蜂起，或明哲理，或阐技术，而后此则无有也……两汉时代，治具粲然，宰相有责任，地方有乡官，而后此则无有也”的历史兴衰感叹不已。③受其影响，毛泽东也认为： 是故政治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揽（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
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④ 不难看到，毛泽东接受进化论思想与《新民说》大有关系；而且这种“由大乱走向大治”的社会政治历史观对他一生都产生着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