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

时候叫你妈妈了吗? 肖：没有，不叫。我都不认识他们了，离开时儿子3岁，再见时他15岁了，长好高的个子。连二妹子都不认识了，他们也不认识我，认都认不得，不会叫我妈妈的。我也不怪他们，难受是难受，可我没有抚养他们，怪不得他们。我出事之后，大妹子就没再上学，二妹子当时读三年级，只上了一年学就不上了。儿子好可惜，成绩好，一直读到初中都是班里第一二名。初中以后抚养不起了，就不上了。这是他爷爷写信来说的。 问：孩子的爷爷怪你杀了他儿子吗？ 肖：没有，他不怪我。我在湘乡看守所的时候，他去了一次。

1988年12月24日那天晚上我报了案，第二天就把我送到湘乡看守所。一审给我定了故意杀人罪，判的是死刑。看守所的干部晓得我的案子，他们让我上诉、写材料。我说不晓得写（不会写的意思）。他们说，就把你结婚之后的经过写一写，首长挺好的，你写了让首长看一看。我就写了，交给了看守，他们给了首长。后来他爷爷来看我时，说我的案子有改变，不会判死刑了，二审改成了死缓，判完我就到这里来了。 问：你在这里13年了，这13年是怎么过来的？ 肖：政府关心犯人，三餐饭有吃的，我娘家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他们几年来一次，叫我好好改造，早点儿回去。我在这里面平时不给人多讲话，妇女们在一起总是说些家常话，别人问起来你家里怎么样，我说起来心里不好受，提起来伤心，我就不和她们说蛮多话。 问：为什么伤心，是把他杀了伤心吗？ 肖：不是为他，是为我自己。在这里面这么多年，在这里也受气，这里面的人思想蛮复杂的。也为细伢子伤心，小小年纪没了爹妈，没有家。

“以暴抗暴”，不仅仅是妇女的悲剧第3节 出狱后我能去哪里（3）

问：13年中你都不多讲话？ 肖：这里的人出出进进的，各有各的事，不讲话她们也不注意你。 问：你的刑期还有多长？ 肖：到2006年。想到这里也伤心，我不晓得回去该怎么办，我不想再回到那块土地上了，没得意思。哎！不敢面对那些人了，孩子们倒没有怪我，女儿原来写信说不怪我，但究竟还是我的过错，是我造成的，还是我的过错！ 女儿对我也不是蛮亲，去年我娘家大妹妹来，说大女儿在闹离婚，我听了心里好难受啊，想写信去叫她们来一趟，又不晓得她们的地址。 问：等你出狱的时候快到老年了，你准备怎么生活呢？ 肖：我没有家了，没有地方住。我的房子是泥房子，十几年没人住，早就不行了，儿子现在在外面流浪，不晓得在哪里。爷爷的房子也是泥房子，也不行了，他没学上之后就四处流浪。我老了不会靠他，我没有抚养他。想到这些，我经常睡不着觉。 问：那你靠谁呢？ 肖：我不知道。如果从这里出去，我都不知道往哪里走，我这样的情况（杀了丈夫），是没有法子再回去了…… （肖平的眼睛盲无目标地投向外面，眼光茫然、无奈、迟钝，又夹杂着疼痛已久后的木然，好像是看到了她飘零无所依的晚年。

一缕白发滑落下来，斜在她眼前。） 问：谢谢你，给我讲了这么多。 肖：谢谢你们，还关心我。 点评： 一个被发现的事实 宋美娅 肖平的案子，使我想起台湾一本著名的中篇小说，小说的名字叫《杀夫》。 《杀夫》讲述了一个奇特的故事：40多岁的杀猪屠夫陈江水，娶了20多岁的女子陈林市为妻。新婚之夜，陈江水就开始了对林市残酷的凌虐，从此，陈江水随时随地都会把林市摁倒，施行性虐待，日日不放过。林市尝试过反抗，但只会招来陈江水更极力、更持久的折磨。有一日，林市买了10只小鸭子养，她想用鸭蛋去换米，以免去饥饿的恐惧，陈江水把这些小鸭子碎尸在鸭笼。不久，陈江水果真不再给她带任何食物回来了，不给她饭吃。为了有饭吃，林市到处找活儿做，但人人都怕陈江水，不敢用她。陈江水强行把她带到了杀猪灶，说那里有活儿做。林市怕杀生，直挺挺昏倒在猪灶。在一个月光明朗的夜晚，陈江水又一次对林市施暴，并说要杀死她。林市用她在猪灶上看到的杀猪的方法，杀死了陈江水。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但它描写出了一种阴森恐怖的气氛，给读者一种特别的印象。

这篇小说1983年发表在台湾《联合早报》上，当时引起了正反两方面的极度争议。这篇小说获得了1983年《联合早报》中篇小说金奖，女作家李昂由此成为当时台湾最受瞩目的小说家。 当时争议的内容今天已不知晓，推想大概是围绕着对妇人杀夫事件的不同评价。实际上，针对妇女的暴力久已有之，而且还非常严重。李昂在《杀夫》的前言中说，小说的素材来源，是她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则妇人杀夫的新闻。但是，人们对丈夫打老婆的事视为自然，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对妇女施暴是被允许的。有关打老婆的民谚各地都有流传，“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打倒的媳妇揉倒的面”等等，广为人知。所以，尽管家庭暴力就发生在人们的身边，但人们已经习焉不察。小说通篇没有暴力的字眼，包括后来的评论，如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评价：“《杀夫》非常复杂，写人性的不可捉摸。”可见家庭暴力的概念当时还不被人们所熟悉。 肖平的事件正是发生在这段时间，我们从文中看到，有一位妇女死于丈夫的毒打，虽然男的自杀了，但改变不了他对妻子施暴的事实，但没有人制止他，也没有人为此报警。肖平在恐惧的心理中对丈夫挥刀，一定程度上受到这个事件的影响。

在当时，丈夫杀死妻子，并不被人们认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肖平的丈夫口口声声要杀死她，肖平相信他说得出，做得到，站在国际背景中来看反对家庭暴力的历程，其他国家也经历了对家庭暴力从不认识到认识的过程。比如在瑞典，有人称家庭暴力是一个“被发现的事实”，它本来就在那里存在着，但需要我们发现，而发现需要新的视角和新的评价。 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社会逐步掀起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的浪潮，对妇女的暴力问题，成为国际人权领域后来居上的关注事项。’95世妇会，把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列入到12个关切领域之中，此后，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日益受到中国政府各级组织的关注，并引起妇女学界、法学界以及其他各界人士的逐步重视。 现在，涉及家庭暴力的国际公约有： 1979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 1991年《消除对妇女暴力宣言》 1995年《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 肖平，这个像小草一样不为人知的受暴妇女，恰恰经历了这段时间，这正是她受暴、入狱并在狱中默默度过十几年的时期。

狱中不知外界事，对于妇女来说，这十几年的发展非常重要，现在，我们再也不会对针对妇女的暴力沉默。

“以暴抗暴”，不仅仅是妇女的悲剧第4节 我对他的心已经死了（1）

叙述人刘惠兰 访谈人张捷明 访谈时间2002年3月8日 访谈地点湖南省女子监狱 录音整理张捷明 文稿编辑王涛 刘惠兰，28岁，农民，小学文化程度。婚后1年多的时间，被丈夫残暴地殴打5次。两次怀孕都被丈夫用皮鞋踢流产。绝望中，用菜刀等凶器将丈夫砍伤。被当地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我生在农村。16岁时，初中只读了一个学期，就出去打工了。那时我在广东打工。厂子效益不好，不太理想，我就跳槽，去了几个地方。我们那里一般都是招工去的，一招工，就是几十个姐妹一起去。21岁的时候，自己谈了恋爱。父母也没反对，后来还是因感情不太和分开了。分开后，我的感情还是受到一点儿挫折，有三四年再没有接触情感的事。我是家里最小的，哥哥姐姐都成家了。妈妈那时到处为我找婆家。一直到24岁那年，我妈妈经媒人介绍帮我找了一个婆家，让我回来看一下。这个男的高高瘦瘦的。我妈妈说：“你身体比较单薄，农村重活比较多，找一个高大一点儿的比较好。”我说：“妈妈你看着同意了，我也就同意了。”我只是初次见面看了这个人，对他的秉性一点儿都不了解。我又回到厂里去做工，以后我们就通信。

媒人介绍的时候讲，他十四五岁时父母就双亡了，没有什么更好的家教，人还是聪明。我妈妈讲：“在农村，暂时困难一点儿不要紧，只要人聪明，能赚到钱就要得了。”我从小到大就听我爸爸妈妈的，好乖的，是一个乖女儿。我说：“妈妈，你和姐姐帮看的，如意了，我也就那个了（指同意）。你们是过来的（人），有眼光，我相信你们。”后来他和媒人（都）只是讲，在1990年的时候，他与人打群架在看守所呆了两个月。那时我就想：那是已经过去的事了，他在里面也受到了教育。我不在乎他以前，以后能好好做人，就要得了，不要像以前到处流浪啊。但事实并不是这样，他骗了我。他并不是打群架的事，他是抢劫。后来结了婚才知道，他被判了7年。1990年坐牢，坐满7年，27岁回来的。我领了结婚证回去时，听他二嫂讲，才知道他坐过牢。因为那时我很少去他家里，邻居也不会对我讲这样的事。我妈妈也不知道。媒人跟我姐姐很熟，就相信媒人说的话了。 我那时25岁，他28岁。后来我就（从广东）回来了。我们恋爱有四五个月的时间。恋爱期间，他表现得很好。比如：我帮我妈妈做事，他就抢着做，让我休息。没有感觉他有什么恶习。他打牌赢了钱就买点儿东西，就是这样的。

我妈妈心急，说：“你们都到了已婚年龄了，不拿了结婚证，到时候怀了孕，还要去流产。”我妈妈心疼我，怕我痛苦。 那个媒人跟我妈妈讲：他爸爸妈妈以前也是吃国家粮（指城镇户口），有工资的，他们去世的时候留了六七千块钱给他安家。那时我就想，两个人也没有好大的负担。我打工时我妈妈又没有用过我一分钱。我从16岁就出去打工，虽然厂子有时效益好，有时效益不好，但是我也存了三四万元钱。这在农村比不得上，比下还是说得过去了。当时我就对他说：“不要按一般农村订婚、结婚前那些手续，反正你也没父母了。”媒人也讲：“你们两个人只要同意了，就不要讲那些场面了。以后有钱也是你们两个人的，没钱还账也是你们两个的事。”我也是这样想的，就简简单单的。后来才知道，其实他一分钱也没有。而且他在外面还欠钱。媒人跟我讲他有一栋房子，后来（知道）还是跟他哥哥分的。他哥哥他们建了房子，我们还要出钱买他哥哥这边的房子。 那时已经领了结婚证，买家具呀什么的都是我掏钱。没办法，看（他）拿（指买）这个也没钱，拿那个也没钱。而且，还有人来家讨账的，那是以前他在外面赌钱，欠了别人好多账。

（在接下来的叙述中，刘惠兰几乎一直在流泪） （他）第一次打我，是在定了婚期装修房子的时候。 （装修房子）也是我自己拿的钱，不就是为自己争面子嘛。我们那儿的女孩子结婚好幸福的，女的要买什么，男的就拿钱。我这样想：命运让我找了这样一个人，我不能让人看笑话，自己吃点儿亏。别人问起来，我也说（钱）是我老公的，不能给我自己丢面子，也不能给我爸爸妈妈丢面子。那时，我就拿了千把块钱让他去装修房子。把这房子装修一新，虽然婚礼简简单单的，但还是要把房子刷得白一点，漂亮一些嘛。可他就拿了这千把块钱不请工，拿去赌钱了。 那天我就问他：“搞装修的怎么还没有进屋哩？”他说：“快了。”后来一拖再拖，我没办法就自己去问那个（装修的）人，那装修的人说：你丈夫没跟我讲（装修的事）。他一天到晚打牌到半夜三更都不回来。我就问他：“钱到哪儿去了？”他说：“你嫌我穷啊，嫌我无能啊，去找个有钱的啦。”两个人就这样争吵起来，他用凳子从我的头上砸下来，血就流下来了，我就昏倒过去，不省人事了。 打了之后，他也不理（管）我，后来他嫂子进来了，我也不知道。我醒过来的时候，头已经包扎好了。我好伤心，好绝望。

事后，他搬动他姐姐、姐夫、哥哥、嫂子都来做我的工作，说了好久。那时，他也跪在我面前，（让我）给他一次机会，说以后永远再不去赌，也不会对我再动武力了。他还写了保证书给我妈妈。农村有一说法：“好女不嫁二男”，我就这样想：已领了结婚证了，我命运让我得到这样一个人…… 我是自尊心害了我自己，为自己的面子害了我自己。当时，我还是一心地希望他能回心转意。我就（又）拿我的几万块钱，去买摩托车、彩电、音响、组合家具、床上用品，全都是用我自己的钱。别人结婚热热闹闹，又敲锣又打鼓，请好多客人。可是我们为了节省钱，他那边也没有父母操办，简简单单地把我的嫁妆拖过去了。我也想就是两个人嘛，简单一点儿，也不要讲那个太大的排场了。 我第二次被打，是在结婚（办完结婚仪式）后。 结婚前他也是在一个乡镇企业里上班，结了婚他就不去了。我们是住他爸爸的房子，但是和他哥哥一家住一半。他们住两间房子。结婚后，他老是在家里租碟子（影碟）看，唱卡拉OK，要不就是出去打牌。我毕竟是一个女人，老是为家里着想，想让他到外面赚点儿钱。手头的死钱不经用吧，以后我还要生小孩子，小孩生下来就又多一个人的开支。他老说外面找不到事做。

我说：“你连出去都不出去，人家找事（给）你来做？现在找饭吃的人多的是。”他嫌我口罗嗦，天天跟我吵：“你现在才晓得我无能啊？你现在才晓得我找不到钱啊？你去找个有钱的大老板啊。我没有强求你，你远走啊。”我说：“你怎么这样，我也是为这个家好。”那时候我已怀有三四个月的身孕了。生活也不是很好，一日三餐就是清淡的菜。心里就着急了。 后来，他哥哥搬出去了，等于我们还要出钱买他哥哥这一半的房子。他哥哥两间房子要5000块钱，他也同意。实际上他没钱，还做出很大方的样子。我就插了一句：“这两间房是好老好老的瓦房，哪值5000块钱？”他就因为我插了一句，又打起来了。揪我的头发，拳打脚踢，他一个大男人……当时我怀孕了也不敢太（挣扎），他穿着皮鞋，一脚踢在我肚子上，当时就出血，孩子就流下来了。 （此时，刘惠兰已哽咽得无法继续叙述。我默默地递给她纸巾，真有些不忍再让她说下去……短暂的沉默后，她叹了口气，继续刚才的话题。）

“以暴抗暴”，不仅仅是妇女的悲剧第5节 我对他的心已经死了（2）

我不管在家受多大的苦，有多大的委屈，回去（娘家）也不敢对我妈妈讲。他打得我这里青一块，那里肿一坨，全身都是青肿的。我在家里把这些伤养好了，青肿都消除了，我才回我妈妈那里住两天，但是我不敢对她讲我在家受了多大的委屈、多大的苦。我妈妈很心疼我们这些孩子的，舍不得我们在外面受一点儿苦、一点儿委屈。我从小到大她没有说过我一句重话，一向晓得我很乖，挺听她的话。我也很疼我妈妈。我姊妹4个，我最小。 我也从来不敢对别人讲我老公怎样虐待我。因为我很爱面子，怕别人笑话我。好像自己好无能，自己命很贱，嫁一个这样的老公。再一方面是我嫂子嘴很厉害，经常和我妈妈吵，说我怎样怎样。我第一次有过一个男朋友，她就说我今天这个野老公，明天那个野老公。其实，那时我已21岁了，也是正当谈恋爱的年龄。但她硬要这样说我，我也没办法。就因为我嫂子这样的脾气，我才一忍再忍的。我就一个哥哥，下面是3个女孩子，我爸爸妈妈也很疼他。她是嫂子，对小孩子来讲她是舅妈。我们都去了（指回娘家）以后办酒席啊，都要求她，都要靠她，她好像高高在上一样的。我们处处都要让着她。在农村里就是这样的。嫁到婆家，有时婆家出什么事，可以搬动娘家的人。

农村里娘家人雄壮一点儿，嫁出去的女人也好过一点儿。我从小到大自尊心很强，不想让别人看笑话。 （所以）我受多大的委屈，多大的苦都不对任何人讲，全部压在心里面。我也不到家里哭，也不到家里闹，受伤了就躺在床上自己休息一段时间。但还要做事，不做事他说我好吃懒做。他出去打牌，一日三餐要给他做，要洗衣服。我们是农村还要种菜。他们（家）有田地，种点儿蔬菜，饭还是有得吃。地是我（管理），他一天出去，上哪里找人？找都找不到。（这些活儿）反正挑不起来也要挑啊。 那次他打得我流了产之后，还说我是因为以前在外面与男人搞多了，怀不了孕了，到他身边装什么可怜相啦。我说：“你也不出去赚点儿钱，全部让我去。”他说：“你去赚钱，你赚的什么钱还不晓得哩？到外边搞多了，来到我身边，连怀孕都怀不起来了，你还好意思讲，你去死。”我说：“我赚的什么钱，你不晓得，你去调查。” 我当然气不过了，我从16岁就出去一直到24岁，我们那时是在服装厂，明明是从流水线上一针一针的，天天加班加到（夜里）十一二点钟，一点儿一点儿赚的钱啊。要是到外面去卖淫，搞什么不正当的，也不止挣这三四万块钱。我用这点儿钱也不会心痛的了。

我们那儿是邻居挨邻居的一个村庄，自己老公都这样讲，别人还不知怎样讲。我以后还做的了人吗？ 他又一次打我，可能是打牌打输了，心情不好，我说了他两句。 那天是中午，当时他拿刀去切菜。我看见他那样心里也不舒服，很有气。我在那儿喂猪，告诉他，猪好像生病了。我就讲了几句，他本来心情烦躁，我往外走，当时他也没做声，就把刀扫过来，一下那个刀就落在我的腿上，我就跪下去了，血从腿上流下来。他说：“你还讲，老子砍死你！”我就不敢哭，不敢说了。我知道我拼不过他的，自己心里流血。他这样的人，也没有人敢进来劝他。我平时怕剁猪草时伤了手，自己买的云南白药。我自己用布搽云南白药，止不住血。后来他嫂子进来就把我带到医院里了。有五六寸长的口子，缝了五六针。 （有人）悄悄告诉我妈妈：“你幺女两口子又打架了。”我妈妈着急得饭都没吃就赶过来，看见我腿上一道口子好深的，就说他。他（对我妈妈）说：“你出去，凭什么跟老子说？”“你养的好女儿，你女儿是什么样的人？”我妈妈说：“我女儿哪里不好了？她16岁就出去赚钱，我都舍不得用她一分钱。只要她过得幸福，我吃点儿苦也没关系。我这个女儿为谁养的？”

他就把我妈妈一推说：“你出去！你给我出去！不要坐在我家里。”就把我妈妈推出去了，我妈妈是五六十岁的老人了。后来，邻居也看不过了，他哥哥嫂子也过来说他了。好多人说他。村上的人都来了，做他的思想工作。村委会也来做他的思想工作。 那时，他们（指村上的人）让我到妇女协会去讲，我想是家庭的事，没有去。他买些东西到医院里来看护我，（显得）诚意的样子（每次他打了我都向我保证），又当着医生的面，跪在我床边哭，哭得好伤心，说：“我后悔了，是一时冲动，我打牌输了，心情不好。如果以后还对你动武力，就随便你怎么样。没有这个权利去勉强你了。我只有你了，除了你我没有什么依靠，没有什么希望了。”我很伤心，（开始）我也没理他。他一个人在那儿说了好久好久。我又一次心软了。毕竟是一个家庭，没必要把他搞得怎么样，我自己也没面子。我还没想到和他离婚，我想我作为一个妻子，是不是做得还不够。我没有说服力，说服他从一个浪子变成一个正常的生产者（即劳动者），去赚钱，去为家，去照顾妻子、照顾孩子。我觉得我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虽然口才不好，但我希望用我的实际行动去感化他。 自从他砍了我腿之后，他也变了好多。

在家里什么事也不用我做。 我不想再出去打工，干得太辛苦了，老在外面漂泊的生活。有了家，就想在家里和睦温暖地生活。他这次变了好多，我又一次被他感化了，以为他是不是真的变好了。既然两个人都不喜欢出去打工，就想在家里搞养殖业。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乌鸡的医药价值很高，就跟他商量，家里有一块空地，（能）养殖乌鸡。他那时也很少出去打牌了。他答应了，有心与我合作。我取出1000多元钱，又把金项链、戒指卖了800多元钱，建了院子，买了100多只鸡苗回来。（但）两个人没有什么文化，不懂得药物配制，慢慢鸡苗死了一半多了。当时我们进了150多只鸡，就剩下四五十只鸡了，再后来就剩下三四十只了，也没找出原因。亏得太多了，我就丧失信心了，换养土鸡，成活率有70%。虽然很辛苦，心里还是感到欣慰。后来销路不好，又泄气了。 我们的关系缓和过，就是共同养鸡的这段时间。从结婚到养鸡这段一年半的时间里，他打过我四次。 我第五次被打，是在共同养鸡这段时间过后。 这时，我手头还剩万把块钱，我就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