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韩幹《玄宗试马图》（2）
四 主要的事情干完了，剩下的，就是分享胜利果实了。 作为本次事件的头号功臣，李隆基由临淄郡王升为平王，兼知内外闲厩，押左右厢万骑，也就是他仍然掌握着军权。钟绍京守中书侍郎，刘幽求守中书舍人，并参知机务。但他们现在还不能肆无忌惮地封赏，毕竟最大的主题还没有完成——那就是劝相王李旦登基。 二十三日，太平公主出面，传达少帝想要传位的“愿望”。相王固辞。这几乎是必演节目，不必细表，反正大臣们得想法子再请他几次才行。于是刘幽求对宋王成器、平王隆基提起此事，此时已是平王的李隆基说：“王性恬淡，不以代事婴怀。虽有天下，犹让于人，况亲兄之子，安肯代之乎！”古时等级很严，尤其皇家成员，即使父子间在正式场合下都称某王某公，而不称父子，或许正是这种森严的等级，淡化了人与人之间的亲情，这一点从称呼上就可以看出来。刘幽求不甘心，又说：“众心不可违，王虽欲高居独善，其如社稷何！”其实，李隆基和李成器两人应该更着急才是，因为相王即位，那他们就是皇帝的儿子，地位可比现在又高了。于是兄弟二人入见相王，极言其事，“相王乃许之”。别说，李旦还真算个厚道之人，没有过于虚假的推脱，免去了大臣们不少麻烦。
第二天，在太极殿上演了一出极富戏剧性的禅让场面。少帝在东隅西向，相王站在中宗的灵柩旁，太平公主说：“皇帝欲以此位让叔父，可乎！”刘幽求赶忙跪下说道：“国家多难，皇帝仁孝，追踪尧舜，诚合至公；相王代之任重，慈爱尤厚矣。”客观地来看的话，刘幽求其实比之宗楚客等人也好不到哪里去，都是阿附某一集团的人，极尽阿谀之事，本质上没什么大的区别，只不过投靠的对象不同，结果也就不一样了。这样，传位的事就算定了，可少帝仍赖在御座上，估计是已经傻了，当时少帝才十六岁——是有点小，但以个人经历推想的话，李重茂应该有足够的反应能力了，只是面对这种情况，任谁也都是不知所措。太平公主一看他不肯下来，便亲自上前：“天下之心已归相王，此非儿座！”这不是你坐的宝座，快下去吧——于是就这么把他拉了下来。于是李旦即位，是为睿宗。七月改年号为景云。 睿宗即位，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得把太子定下来。本来这一向是个很难解决的大问题，但不能不说李隆基很幸运，碰上一个很知趣的父亲，也碰上一个很知趣的大哥——眼睁睁自己的榜样在前，如果不立李隆基的话，李旦很可能是第二个李渊，而李成器则很难逃脱李建成的命运。
既然李隆基敢于发动政变杀掉韦后让自己的父亲当了皇帝，又为何不敢再发动一次政变自己当皇帝呢？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宋王成器，也就是后来的宁王李宪，是一个非常非常谨慎的人，大概是很有乃父之风。这样的人，可想而知，绝没有驾驭李隆基的能力，因此，他说“死不敢居平王之上”绝对是一句大实话。死也不敢在平王之上，如果在平王之上，就是死路一条。因此李隆基很快被立为太子，免去了二次争位的麻烦。睿宗的确很睿智，在即位之初就定下李隆基的太子之位，满足了他的愿望，稳住了人心，否则如果围绕太子问题再争的话，他的皇位也保不住。 那么，李隆基如果没被立为太子，他会不会和大哥争呢？我觉得多半会争，他立有大功，又凭什么立的大功呢？从目的来讲，说是为了天下，那帽子也太大了，其本质只怕就是为了权，退一步讲是为了命。若是为了权而发动政变，那目标是谁就不重要了，至多是犹豫一下；若是为了命的话，他如此大功而不立为太子，不仅会有功高不赏之怨，而且也得考虑自己能否为父兄所容的问题，所以事态再发展下去，也基本上会重蹈武德年间兄弟之争的覆辙。
另外，李隆基政变成功，靠的也是自己手下或者结交的这些人，他们依附他多少会有些目的，不可想像他们都是抱着为国家怎么怎么样这么崇高的想法而冒这样的非常之险，参与非常之谋也必是图将来有非常之利益的。所以李隆基如果得不到能赏给他们利益的地位，那他们的努力就白费了，所以也会怂恿李隆基搞阴谋。 但这一切都免了，因为睿宗和宋王成器都十分精明，不敢鸡蛋碰石头，所以李隆基没有必要展现他“不忠不孝”的一面，实在幸运了很多。想当初李世民一直为玄武门之事而遗憾苦恼，原因就在于他素重名节，可是迫不得已只好这么干，虽然是胜利了，但果然因此受到后世很多人的指责。这么说，那就是李渊、李建成的问题了，如果他们也能像李旦父子一样，不就没事了么？并非如此。和李渊的情况不同，李旦的得位全由李隆基，因此他初立太子时就有一个明确的选择，而李渊则是带着两个儿子一起打进长安的，初立太子时李世民并未立有盖世之功，怪只怪李渊立太子立得太早，但若不立的话也不好……对于李建成而言，他不像宋王成器一样没当过太子，他的太子已做了若干年了，这是不一样的，因此成器可退，而建成不可退。总之，李隆基真的太幸运了。
太子的事定了，其他的问题也随之要解决，最主要的是官员的升迁与贬谪。该贬的官员基本上都贬了，即使已死的人也都追贬了，那么另外该封赏的人当中，已死的也都追封了，但活着的人却并未大肆滥赏。 钟绍京，初封为中书令，但钟绍京素来名声不佳，纵情赏罚，因此在别人的劝告之下，上表请辞，睿宗便把他改为户部尚书，不久又外放为蜀州刺史。 刘幽求，睿宗赏赐他的东西很多，但官职只是尚书右丞，虽然这个职位也不算小，但与他的功劳确实不匹配。所以才有了他“自谓有劳于国……殊不平，见于言面”，虽然后来又在诛杀太平公主的事情中立功，但始终不为朝廷重用，姚崇也很讨厌他，因此刘幽求最后的命运并不好，“贬睦州刺史，削实封户六百。迁杭、郴二州，恚愤卒于道”。 崔日用，本来已升为黄门侍郎，但不久就被贬到京城之外做刺史。 葛福顺在政变中的作用差不多和尉迟敬德的主力前锋是一样的，但后来很少有他的消息，就知道有一次因为受毛仲的牵连被贬，而开元二十年又曾以右领将军的身份攻打靺鞨。最后怎么样呢？不知道，大概就是这样过了一辈子吧。 第四次玄武门之变就这样在睿宗登基的音乐声中结束了，但另一场政治斗争正在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