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第十三章 京戏

他扮蓝脸单雄信，一出场把闪光的手铐上的链子一下甩得老远。他高亢的唱腔直穿云霄，你听得一股热气猛冲天灵盖。好家伙，真叫解恨。我记得到大雅宝来看我爸的老延安，最常来的是中国京剧院院长阿甲的太太方华，她好串门嗓门又大，妈妈说她为人豪爽，就是有点老三老四，还隔着十万八千里就大声叫我：干儿子！ 我那时候就有点烦她这个，就从来没好好答应过她。但是我也不愿意让她伤心，因为她自己没有孩子，从小就叫我干儿子，一直对我很不错的，就是她嗓门实在太大了。 一来当年史沫特莱在延安就给她拍了《女红军》的头像，她似乎是个天生的女革命家的样子，在美国人写红军的书里一直英姿飒爽，呆了这么多年；二来，她每回到我们家来总是提着一个大西瓜，或者带点儿其他水果给我们吃，这也是我欢迎她的地方。来了以后她就和我妈轰轰烈烈天南海北地一通猛侃。 据说她在延安唱京戏，女角里就数她唱得最好，她的先生阿甲虽然是南方人，可是唱得比她还好。据说江青唱《打渔杀家》里的桂英的时候，阿甲就演她爹萧恩。江青当时是上海来的电影明星，比方华阿姨漂亮多了，所以，让她来唱。要不唱这出戏，毛泽东都不一定就看上她了。当然，这都是小孩儿们事后的瞎猜。

我爸我妈都是戏迷，没事儿在家也唱几句。妈妈最常唱的是： 要不提来马力来么，倒也罢了。 要提起来马力来么，令人可恨。 想当年在扬子江边，我救了他的性命； 他言道要早啊烧香，晚啊点灯， 一天三次三天九次， 谢我救命之恩！ 我听我妈唱得还跟真事儿似的，我就拼命忍住了笑。 妈妈真的很喜欢京戏，我们住在北池子北口草垛胡同十二号的时候，我也跟着喜欢。这是我们在北京的第一个家。那时我们和阿甲伯伯、方华阿姨碰巧是邻居，都住在这个大院儿里。就是无巧不成书，他们在延安就是好朋友，现在居然在北京住得这么近。 那时候阿甲伯伯他们好像在弄京戏，要办一个中国京剧学校或者京剧院什么的。 那时候，我爸爸自己有一些人家送来的戏票，阿甲伯伯又给我们一些，所以，我就有机会经常和他们一起去吉祥剧场看京剧。那都是晚上，偶尔也要到前门外的民主剧场去看。白天我自己也可以去阿甲伯伯的那个楼里面的排练室，看演员们的彩排。 妈妈和寥寥（摄于五十年代）我那会儿最喜欢的是裘盛戎先生唱的《锁五龙》，他扮蓝脸单雄信，一出场把闪光的手铐上的链子一下甩得老远。

他高亢的唱腔直穿云霄，你听得一股热气猛冲天灵盖。好家伙，真叫解恨。 有一次，我妈妈居然就一本正经地和方华阿姨商量，叫我去学戏。方华阿姨说没有问题，还请当时京剧院的顾问名票顾森伯来看看我。他叫我唱一段，我那会儿爱听可是不会唱。他老先生说，没关系的，你唱一支歌也可以。我就唱了一段《马赛曲》。他说，没有问题。你完全可以学戏，不过学戏很苦的啊？我当然说不怕。 方华告诉我妈妈，我可以学铜锤。我妈妈听了就不乐意，原来她希望我学的是小生。那时候我妈妈和我也很喜欢看叶盛兰先生的《罗成叫关》，我爸爸那时最喜欢的是程砚秋先生的《锁麟囊》。 总之，后来似乎我妈也不热心了，我爸坚决反对，我去学戏的梦就化为一股青烟了。 没想到，搬到大雅宝看到这里的这些大人也是一样，又是一群戏迷。 他们要唱两口，往往在夏日直到中秋那些不刮风的日子里，吃完晚饭乘凉聊天之后。 那会儿，黄叔叔在中院儿，多了一间工作室。就在邹佩珠阿姨工作室的隔壁，黄叔叔在李可染伯伯家的窗户下，搭起了一个葡萄架，还真的种上了一棵葡萄藤。据说，黄叔叔在吃完野猫以后，就把它们的遗骸在这里就地埋葬了，据说，这样葡萄就长得特好。

第一年中秋，这个葡萄架一夜之间，就长满了各种大粒的葡萄，有紫红色的玫瑰香，也有碧绿的马奶子葡萄。细心的人，会看到这些葡萄和藤子之间都有细细的红线绑着。原来这又是黄叔叔的一个花招儿，这些葡萄都是他自己买的，为的是请全院子的小孩儿都来参加中院儿的中秋“葡萄月饼晚会”。 等我们吃饱喝足了，也跟着黄叔叔的手风琴唱完歌了，我们都渐渐乏了，有的孩子去睡了，其他孩子也都四散去玩了，这时候，才是大人们开始娱乐的时光。李可染伯伯不知什么时候，拿出了自己的京胡，葡萄架下悠扬地飞出了紧凑的过门，这时候估计在中院儿也只剩下不多的戏迷了。 其他人，像我和我娘娘都早早躺在床上，一面轻轻地开合着手中的蒲扇，一面远远地欣赏着他们的清唱。 邹佩珠阿姨喜欢反串须生，她拿手的是《搜孤救孤》，常浚先生唱的是《碰碑》，黄叔叔回忆他还听过李苦禅伯伯的《夜奔》。这我没有印象了，可能我那时已经在这些美妙的音韵中渐渐睡去了。我在朦胧中还看见他老人家，正在虎虎生风地耍弄关公的青龙偃月刀，忽而又化为金钱豹的钢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