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24节 立法者的精神和方式

在北京大学的辉煌时代，教师和学生构成了校长的追随者群体。这个群体明白，惟有通过真正地、集体地扎根于中国大学的本质当中，这个群体才有可能被唤醒，才有可能使这个群体摄取到力量。这些大学的领导者们，惟有当他们首要地、并且时时刻刻地都追随一种无可撼动的精神使命之时，中国大学的本质才能获得属己的清晰、身份和权力，也正是这项精神使命，它在中国民族精神的命运上面按下了这个民族的历史的烙印。大学的本质功能之一就是为本国的居民廓清属于他们自己的民族问题，有可能的话，还应当为一个信仰进步的民族提供进步的灯塔，并且在恐慌时代，矫正任何误导性的大众宣传，使歪曲事实者丧失信誉。 对于这项精神使命，我们是否有所了解？无论答案是肯定还是否定，问题仍然无可避免：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们是否真正地、集体地扎根在中国大学的本质当中呢？这个本质是否真的具备塑造大学存在的权力呢？当然具备！不过只是在人们充分地对这本质有所意愿的时候。但谁人会希望怀疑这一点呢？一般来说，大学首要的和本质的特征寓居于他的“自我统治”之中；应当捍卫这一点。然而，这样一项对“自我统治”权的认取，它所要认取于我们的又是什么呢？

对这个问题，我们是否真正地、充分地考虑过呢？或者，我们是否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呢？ 自我统治意味着自我确立自己的任务，并且就实现这项任务的方式和手段进行自我决断，以使我们自己成为我们应当所是之人。但是，这些身处中国民族精神的最高学府的教师和学生群体，是否知道自己是谁？如果没有最强韧、最坚决和最艰难的自我考察，人们是否能够对此有所了解呢？ 有人会说：“是的，我们都愿意把立法者们看作是一位伟大而英雄的国王；但是真不幸！我们的幸福时光早已结束，我们不幸的时代已不允许我们逞英雄或进行伟大的壮举了。立法者们勇猛的性格可能适用于我们先辈们所处的幸福时代；但目前的形势所需要的不是一位王者般的立法者，而是一位能管好我们家财的最后一点残余的谨慎的管家。” 另有人会说：“你说得没错，今日之北大乃是一具没有头颅的躯体，一个没有法规，只有地方官的小共和国。校长、教授可以作为一些高贵的称呼、辉煌的偶像，显得光芒万丈，但他们全无指挥能力，也没有一个人听从他们的指挥：每个院系都有各自的君主，每个君主都只顾自己的利益。

有什么样的口才和强制可以把这些如此不和、如此敌对、又如此盘根错节的力量团结到一面旗帜下、团结到大学的精神之下呢？如何能维持他们的秩序？如何能维持他们的纪律和训练呢？谁来担负如此庞大一支队伍的吃饭问题呢？谁能懂得他们各自不同的语言、或指导他们的各不相同、互相不容的利益和习惯呢？然而，恰恰是因为这样的情况，才需要英雄般的立法者。” 无论如何，管家也好，立法者也好，在把自由竞争的企业原则引入大学的时候，都应当清楚，大学改革的任何工作都只有以利他主义、而非利己主义为基础才有可能。今天的改革所产生出来的任何东西，绝大多数都是使未来的后代受益，而非这一代人自己受益。严酷的事实使我们无法相信除了严酷的斗争之外，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创造自由行动的机会，无法想象和平与幸福会在未来的墓地等待我们这一代人。变革的工作不能、也不可能以对幸福的乐观主义期望为基础。 对大学来说，变革的最终目标应当是让学生受到良好的教育。对于学生，当我们超越我们这一代的基础而思考的时候，使我们激动的问题并不是他们在将来如何丰衣足食，而是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正是这个问题，才应当是大学变革的全部工作的基石。

我们所渴求的并不是培养丰衣足食之人，而是要培养那些我们认为足以构成我们人性中伟大和高贵的素质。 正是从这种职责出发，我们自问：当今北大的变革阶层是否成熟到可以成为大学的领导人物？就今天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还在等待和期盼之中。北京大学作为一个具备成熟建制的现代大学，其起源并不是单纯由所谓西方的市民阶层自身来缔造的，而且在大学的开篇之时，君临全大学的恺撒式人物没有半点市民气。但现在，难道我们还没有看到，在北大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是丑态百出，让人们觉得无地自容？那些尚未堕落到与宵小之辈同流合污的人，早已忍无可忍地看够了知识侏儒们令人作呕的表演，这些表演充斥于这所大学历来的种种高论当中，也充斥在民间和公众对大学的态度当中。北京大学开篇时的那种气吞万里、威震全民族的声势，对我们这一代已经成了太耀眼的阳光，照得市侩知识分子群不知所措，迟迟不能形成自己的判断力。北大市侩知识分子从上到下的这种侏儒气并非由经济原因造成，也不像人们常常错误认为的那样，是由于利益败坏了道统，因为所谓利益政治在其他国家的大学并不下于北京大学。北大知识分子群落之侏儒气的真正原因，是这个阶层历来的、甚至是天生的布尔乔亚性格。

在北大，早已落魄了的市侩知识分子小圈子，总喜欢自作多情地津津乐道以往历史上的某些业绩，而某些焦虑万分的人甚至真会被他们所迷惑，以为他们是蔡元培时代的精神后裔！但实际上他们远比他们自己想象的要无足轻重得多，因为他们既没有半点行动魄力，也没有丝毫的民族激情，而这两者恰恰是北大幸福时代的灵魂所在。一些落魄文人只是小有政治手腕的可怜虫，他们根本缺乏一个有志于领导权阶层所必须具备的强烈权力本能。 须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耽误了一百年的工作，不可能用十年时间就补上。对北大新一代立法者来说，头等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即使他们有心补上这方面的课程，现在是否为时过晚呢？但不管怎么说，北大此次变革举措已经向人们表明：最关键的问题并不是被变革者的外部生存环境，而是变革阶层的政治素质；从具体的变革措施中，我们也能感觉出：目的也不再是以往所要考虑的要使每个人都幸福，而是要达成大学精神的再次联合和塑造。北大新一代立法者似乎已经意识到：任由人数日多的半吊子社会政策家们（恕我如此称呼）齐声叫卖陈芝麻烂谷子，将更不利于补救百年来缺失的课程。

同样不能让人忍受的，是那种让人说不出有多难受的小市民的软心肠态度，不管他多么温乎乎地富有人情味。 北大的新一代立法者必须达到一些要求：法律的用语对每个人都能够唤起同样的观念。 当年，法国宰相黎赛留同意，一个人可以向国王控告大臣，但是他同时规定，如果这个人所控告的事情并不重要的话，就应加以刑罚。这就必然阻止一切人将对大臣发起的有意攻击，因为一件事情重要与否完全是相对的；对一个人重要的事情，对另一个人可以是不重要的。法律的体裁要精洁简约。古罗马《十二铜表法》是精简谨严的典型，是“必要的诗歌”，小孩子都能把它们背诵出来。《查士丁尼法典》是繁冗散漫的，所以人们不得不加以删节。法律的体裁要质朴平易。东罗马帝国的法律是完全没有威信可言的；立法者们被弄得像修辞学家在讲话。当法律体裁臃肿的时候，人们就把它当做一部浮夸的著作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