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88节 大学分类型

其实，大学分类型——研究型、教学型、技术培训型、社区服务型，都有其发展的空间。不问规模大小，只要定位准，声誉好，就是好大学。就像写文章，能雅是本事，能俗也是本事；就怕半吊子，高不成低不就，理论、实用全都不彻底。不同类型的大学，目标不一，道路不一，评价标准也不一；先自我定位，再寻找相关的榜样，比起笼而统之的“接轨”说，要实在得多。各大学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形成的，不是想改就能改，你只能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表演。而就目前中国大学的现状而言，首先是明白自己脚下的舞台，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忙着制定进入“世界一流”的时间表。 对于许多大学校长来说，明白自家长短，形成自家个性，是第一步，也是最要紧的。民国年间的许多著名大学（包括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是有个性的，你几乎闭着眼睛就能想象得出其各自的风采。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后，各大学之间，从专业设置到学术风气，越来越趋同；惟一的差别，只是规模的大小与水平的高低。这种办学观念过于“整齐划一”的状态，现在正逐渐被打破。但所谓“形成自己的特色”，与其说是“扬长”，不如说是“避短”。

让志向远大的校长们知道什么是自己学不了的，与让他们知道应该学什么，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因为只有这样，校长们才懂得如何腾挪趋避，不至于贪多嚼不烂，模糊了努力的大方向。 说到“腾挪趋避”，这一百年中国的大学教育，并非拒绝“开眼看世界”，而是找不到很好的“接口”。晚清的模仿德、日，１９２０年代的学习欧美，１９５０年代的转向苏联，近二十年的独尊美国，我们谈论大学发展与改革，始终“目光朝外”，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姑且不说西学（包括声光电化与民主法制等）的魅力无法抗拒，西方大学制度在生产及传播知识的有效性方面，也非传统中国的书院可比。可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只谈“与国际接轨”，而不努力发掘传统中国的教育资源，这样的改革，是有局限性的。 在《大学之道——传统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北大精神及其他》，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中，我曾提到，在借鉴欧美现代大学制度的前提下，应该追问传统的书院教育是否能为我们提供某种思想资源。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粗略言之，大概可以包括如下三种思路： 从教育体制考虑：私立大学、研究院及民间学会对于中国学术思想多元化的贡献； 从教育理念考虑：全人格教育、通识教育以及打破教育的实用主义传统； 从教学方法考虑：强调独立思考、自学为主、注重师生之间的理解与沟通。 这里所说的，不指向具体学科及研究领域（如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而是强调整个学术思路的转移，即２１世纪的中国大学，不应该只是“欧洲大学的凯旋”（借用Ｒｕｔｈ Ｈａｙｈｏｅ的说法，参见 Ｃｈｉｎａ ＇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１８９５－１９９５：Ａ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ｐｐ３－２３，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９９６）。最近１０年，学界对于中国古代书院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出版了许多史论及资料集，此类成果，可惜不被制定教育政策及从事大学改革者所重视。“千年书院”，再加上“百年大学”，如此“中国经验”，实在不该被忽视。１９２１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在美国柏克利大学中国学生会演说，阐述其“大学理想”

——中国传统的孔墨精神，加上英之人格教育、德法之专深研究、美之服务社会（《蔡元培全集》第四卷６４－６６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这样的视野与襟怀，方才谈得上“制度创新”。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 不管是“孔墨精神”还是“书院教学”，都比较虚幻，不能直接套用，必须经过一番创造性转化，方才具有可操作性。可思考问题，有这个维度与没这个维度，就是不一样。没这个维度，很容易变成简单的“拿来”，或自我陶醉于“中国的哈佛”、“东方的剑桥”这样不伦不类的比拟，而与“世界一流”无缘。 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０日于京北西三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