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契约精神（2）

大陆文化为什么较少契约传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葛晨虹在《伦理法与中国德治模式》一文中，对契约精神的源起、契约精神与儒家的诚信做了说明和比较： 在西方，明文规定的契约概念大概是在罗马法中出现的，但作为一种精神，却可上溯到古代希腊。古希腊的思想家们，在渐渐意识到人与自然的分离后，就不再像中国古代哲人那样，用自然的“天道”来说明社会“人道”的来源，而是用契约来解释人类社会规范的起源。我们在智者文化中，在苏格拉底、伊壁鸠鲁等人的思想中，都能感受到西方人很早就存在的契约意识。 中国古代儒家文化也强调守信，“信”甚至被作为“五常”中重要内容确定下来，但儒家的“信”更多是在“诚信”意义上提出的，并不相似于西方的“契约”。 契约的存在必须是两方以上主体的共在，否则达不成共同的约定，而诚信则完全可以是对每个单一主体提出。诚信作为个体的一种道德品质，诉诸的完全是自律的良知，而契约则更多诉诸于外在制裁力量。在儒家诚信伦理中，违反信诺更多得到的是良心的自责，而不像西方基督教文化那样，违约者是要遭灾祸和惩罚的。

西方契约精神并不仅仅停留在古代的法和宗教文化中，还被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概念运用到政治制度和社会管理手段中。这一点在近代西方表现得尤为凸显。 可以说，西方传统的契约精神，是西方法律最终脱离伦理法走向形式化道路的重要背景因素。而中国古代“法自天出”、“圣人作法”观念，使中国法律失去了来自契约精神的内在推动。 简单地说，100年的殖民化过程，把西方人的契约精神深深根植在了香港人的心里，令他们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 在香港办公司，有一点特简单：不会按人划线，不会这边处理一个，那边十个人过来说情。程鹤麟说，我是在代表刘老板来管理资讯台，我告诉你们，我每一句话，说这个节目该怎么做，说那个节目怎么做，都是有出处的，或者是老板，或者是院长，但是我没必要每天解释几遍，说这是老板的指示，那是院长的意图。我们一个台，要有灵魂，有风格，就一定要有一个人说了算，否则就一盘散沙。换句话说，就是刘长乐的风格要通过我们的劳动体现出来。程鹤麟说，其实我有很多东西和刘老板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工作量、新闻观，可是他说的，我就必须执行，就是这样。

长时间的英式教育对于香港人来说，起码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们非常懂得规则，也懂得遵守规则。香港人在这一点上挺明白的，值得大陆人好好学习。资讯台的一个香港员工来工作了大约10个月的时候，突然生一场大病，休息了一个月，然后又来上班，一个月后又病了，第二次病愈再来就辞职了。说是内心愧疚，这样子给人家打工，一天到晚住院，老板不说，自己也不好意思。 糟糕的是，凤凰卫视有一些大陆过去的人常犯大陆人的毛病。他们并不是通过关系来的，是自己早期移民到的香港，原来在报纸，或者别的什么机构工作，看到凤凰是一个内地人做老板的电视台，就投奔而来。这些人在给真正的香港资本家打工的时候，会遵守那里的规矩，到这里一看，你刘老板是内地人，王院长是内地人，程鹤麟是内地人，就开始犯内地人的毛病，装傻充楞的事也时有发生。比如说泡病号，这是一个大陆专用词汇，用以形容小病大养、无病呻吟之人。有一个这样的人泡病号泡了足足三个月，已经不是养病，而属于钻法律的空子，有点吃大锅饭，不吃白不吃的无耻。程鹤麟气急败坏地跑到人事部说，这种人我不要他，我要炒掉他，但是我不知道这种“病号”能不能炒掉？人事部说，当然不能炒。

如果把一个病号炒掉，是犯法的。程鹤麟忍气吞声地等了三个多月，才把这人炒掉。吃一堑长一智，以后遇到“大陆同胞”，老程先打“预防针”：这里是香港，不是大陆，咱们按香港的规矩办事。如果人家追问一句这话啥意思，程台俩眼一瞪：一句话，死得病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