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夺取政权上帝所赐的人(4)

南部这种相对独立的状况当然不是法西斯主义自我形象的一部分，与法西斯政权进行整体化控制的路线也是不相符合的。此外，在建设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过程中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发动了“反对黑手党的斗争”，而这正是过去令自由党声名狼藉的一个弱点。在这场斗争中，墨索里尼的代理人是切萨雷·莫里，像博基尼和巴多利奥一样，他也是一个与法西斯党没有什么特殊关系的官员。虽然他谨慎地声明自己是在“以领袖的名义并遵循领袖的意志”开展工作，但他还是被允许在1925年至1929年间出版一份记录他的行动的刊物，并且，他还在这份刊物上毫不谦虚地吹嘘自己取得的“胜利”。他还特别强调说，黑手党并不只是一个庞大的犯罪组织，它更是一种精神上的“病态”，因此需要一种优于它的更加高级的精神——法西斯主义才能克服它。法西斯自夸说取得了极大的胜利，对此，历史学家们一直持怀疑的态度。相反，他们却注意到莫里仍在保护旧的地主阶级的势力，而西西里也很容易地就再次回到了黑手党的手中——20世纪30年代，在当地的一些城镇里，法西斯的机构只在公共节假日才敢开门。在那10年里，墨索里尼也效仿了他的自由党前任的做法，把西西里排除在他的正常政策之外。

1923年和1924年，他接连两次到西西里访问，但在那之后直到1937年才又一次踏上这个岛，发表的讲话也是空洞无物，说要把这个岛屿变成一个农业天堂。实际上，他的政策的目的远不是要对这个地方进行安抚，而是打算向当地的居民们慢慢地灌输现代化和国民化的革命热情。没有能够主动地动员西西里岛上的居民让法西斯政权付出了代价，而这一代价直到1943年夏天的时候才表现了出来：西西里人对待抵达这里的美国人并不感到陌生，并且还认为他们比意大利统治者更加富有。于是，西西里人义无反顾地丢弃了墨索里尼的统治（但是在战后时期，新法西斯主义在这个岛上又有了发展，并且还拥有了群众基础）。 意大利人中另外一个群体——妇女的命运也在这些年里被确定了。自从1920年3月第一个法西斯妇女组织在蒙扎成立后，法西斯主义在妇女问题上的政策一直比较矛盾。最初，妇女在“战斗的法西斯蒂”这一组织内拥有了投票权。1923年5月，墨索里尼在办公室里宣布没有什么障碍能够阻止妇女拥有投票权，并且建议以行政选举作为开端。他甚至考虑让妇女在国家安全志愿军中任职。 然而不久之后，法西斯政权对女权运动的态度就开始模棱两可了。

墨索里尼是一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但他同时还是一个家长统治的重要支持者。妇女在地方上并没有获得投票权，因为地方上的选举被废止了。作为新的镇压举措的一部分，1926年，在整个意大利，通过选举产生的市长们全被任命的市长所取代了。法西斯政权的确在妇女的福利事业上有所发展，如在1925年成立了全国母亲儿童福利会。然而，这个组织取得的成就是以实现法西斯的目标为前提的。在耶稣升天节的讲话中，墨索里尼声称人口的增长是法西斯妇女运动的核心：“有必要用绝对严肃的态度来对待意大利民族的命运，有必要让我们的民族更健康，而这就要从母亲和儿童事务抓起。”墨索里尼还警告说，目前意大利人只有4000万，怎么能够与“9000万”德国人和“2亿”斯拉夫人相抗衡呢？如果意大利想在世界上显示出它的力量，那么它就必须在1950年时让它的人口增加至“6000万”。只有人口繁荣了，“帝国”才能长存和繁荣。作为一个促进人口增长的举措，1926年12月19日，墨索里尼还新增加了一个“单身税”。5年之后，成年男子之间的同性恋行为也被定为非法。

正如图拉蒂所说的那样：“家庭是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基本单元，它是惟一可能的卫士和防护战壕，能够让我们抵御周围环境中各种非道德的、不道德的和有腐蚀性力量的侵蚀。”在法西斯政权统治下，一个妇女除非必须出去游行，否则，她还是会被限制在厨房和卧室里。 几年之后，墨索里尼的厌女症加深了。他对一个年轻的崇拜者说，“爱情”是转瞬即逝的，因此明智的人不会把它作为人生的坐标。女人与牧师的习惯一样，你给她一根手指头，她就会抓住你的整只胳膊。坚强的男人必须能够避免受到她们的影响，因为“女人的角色肯定是负面的。她们只会分析问题，而不会综合问题。”墨索里尼很讲究修辞地问一个来访者：“试问，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出现过一个妇女建筑家吗？”萨尔法蒂对他的影响正在日渐衰退，而墨索里尼也很少表现出想要寻求一个聪明的女人来陪伴他的意思。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还原成为一个受到其他男人赞赏的男人。 同时，不管对是男孩还是对女孩，法西斯政权对于青少年教育的控制也比以前更加积极而严厉了。1925年12月，法西斯政权开始在学校内强迫使用“罗马式”的敬礼。

1926年10月，法西斯教育部长彼得罗·费代莱正式宣布将进军罗马纪念日定为全国欢庆日。1928年，法西斯的法律又把学校的教科书置于国家的严格控制之下（尽管负责监管的委员会实际上直到1939年才真正组成）。在半官方的刊物《等级制度》上，前民族主义者罗伯托·坎塔卢波发表文章称，法西斯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创造一个新的“统治阶层”，在20世纪30年代，这一问题的确是法西斯分子们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然而在当时，维护墨索里尼的至高无尚的权威仍然是最关紧的。当时非常典型的一件事是，1928年1月，教育部副部长埃米利奥·博德雷罗——又一个有着民族主义者背景的法西斯分子——向墨索里尼提交了一份阿谀奉承的政治思想汇报。墨索里尼的反应也非常干脆，称他的汇报“非常有趣，并且对极了。你还可以补充一些内容，我的文化不是一般的文化，更不是普普通通的文化，它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是系统化的。准确地说，文化是为我服务的，而不是让我为文化服务。它是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是我的臂膀，而不是装饰品。”

对于认真考虑这些问题的人来说，墨索里尼的这番话都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他的文化宣言有时看起来有些奇怪——例如，作为意大利国家的缔造者和法西斯等级制度的维护者，他却对贝多芬这位崇拜法国大革命的德国人大加赞赏，称他是“所有作曲家中最伟大的”，他的音乐能够“让一个人超脱自我”，他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 能够体现墨索里尼的自负的权威的最大舞台仍然是法西斯党，所以毫不奇怪，墨索里尼仍然在牢牢地控制着它，并把它作为建设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一部分。他采取的步骤之一是解除了法里纳奇的民族法西斯党总书记的职务，并由奥古斯托·图拉蒂在1926年3月30日接任了总书记的职务。法里纳奇当然对此非常不满，当时和在那之后，他不停地在墨索里尼面前对批评他的继任者图拉蒂以及其他主要的法西斯头目，如巴尔博、费德佐尼、博塔伊甚至阿纳尔多·墨索里尼。他认为，这些人一直在策划针对他的阴谋，并且用无赖的伎俩来对付他的法西斯美德。

对于法里纳奇的指责，墨索里尼一次又一次地大发雷霆：“意大利国内和国外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当然也包括你，法西斯政权之所以能够取得那么多重大胜利并走到今天，是因为我现在还活着并且像个黑人一样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他继续无情地说：“党内问题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由你这种精神上的无纪律性的态度、你这种想成为党的惟一完美的救世主的企图和你这种毫无根据地、不断乱加指责而引起的。”墨索里尼抱怨他的太多的朋友说了过多的话，说法里纳奇应当立即与费德佐尼和巴尔博和解，并接受图拉蒂担任的总书记职位。“穿上伪教皇的衣服昂首阔步地到处乱转并等待召唤是毫无道理的。” 图拉蒂一直与阿纳尔多·墨索里尼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当这位法西斯党的新总书记对党员进行又一轮的肃清时，他更喜欢社会上那些更加保守的政权的支持者。在演讲中，他多次对那些酗酒、跳查尔斯顿舞及其他跳黑人舞蹈的人加以责骂。他在历史上的建树也是保守的。他和法西斯党都是战壕精神的体现，都看重秩序和纪律。他担忧地补充说，《劳动法》强调了“罗马和莫斯科”之间的完全对立。他还建议说，即使一时还不是那么危急，但法西斯政权的统治应当“微笑与拳头并重”

，继续前进以统一国家、民族和种族。还应当发展一种能够把体育运动和战争的积极遗产结合在一起的教育体系，法西斯教育现在将铸造“一个新的统治阶级”。 但是，图拉蒂最大的任务还是加强法西斯党的纪律性，并让党员们接受由墨索里尼一个人来领导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不应当变得自高自大，他们应当承认他们自己也是为国家服务的。因此，当法西斯的地方首领与国家官员之间发生小争端的时候，他们必须优先考虑领导而不是党员。墨索里尼不是明确而严厉地对法里纳奇说过嘛，“要么谁也不要说话，要么是我一个人说话，因为我知道怎样比别的任何人都讲得更好。”图拉蒂明白，是墨索里尼自己挑选他担任民族法西斯党的总书记的。他也知道，他的工作是确保墨索里尼被接纳为“高于党的独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