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第十四讲 周作人与李大钊（3）

注释： ［1］李大钊于1918年1月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职，沙滩红楼新址于1918年8月建成，图书馆于同年10月由马神庙旧址迁来。 ［2］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五三 坚冰至》。 ［3］鲁迅：《南腔北调集·〈守常全集〉题记》，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523页。 ［4］傅彬然：《忆北京工读互助团》。此文为作者《五四前后》一文的摘录，原载1959年4月中华书局出版《五四运动回忆录》一书，转引自《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495页。 ［5］参看《李大钊传》编写组编《李大钊传》，第217—218页。 ［6］《每周评论》于1918年12月22日创刊，李大钊与周作人都是发起人。刊物最初由陈独秀主编，1919年6月12日陈独秀被捕，遂改由李大钊、胡适主持编务。据周作人回忆，他的反映“六三”事件的杂文《前门遇马队记》就是通过李大钊之手发表于《每周评论》第25号。 ［7］参看《五四时期的社团》(一)有关“少年中国学会”部分。此宗旨后在成立大会上，经李大钊等提议，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见该书第224页。

［8］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第159—160页。 ［9］参看周作人：《关于自己》，载1937年12月21日《宇宙风》第55期。 ［10］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日本的新村》。 ［11］周作人：《谈龙集·爱的成年》。 ［12］直到1926年周作人还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并无什么冲突，因为互助实在只是阶级争斗的一种方法”(《谈虎集·外行的按语》)。 ［13］在1926年所写《外行的按语》里，周作人还认为“在吸着现代空气的人们里，除了凭借武力财力占有特权，想维持现状的少数人以外，大抵都是赞成共产主义者”。 ［14］周作人：《谈虎集·诅咒》。 ［15］［16］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五三 坚冰至》。 ［17］周作人：《谈虎集·偶感》。 ［18］周作人：《谈虎集·日本人的好意》。 ［19］参看本书附录《走向深渊之路》有关部分。 ［20］［21］［25］［26］贾芝：《关于周作人的一点史料》，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

［22］见曹聚仁：《书话——一部搁浅的书》，载《鲁迅研究资料》第10辑。 ［23］周作人：1932年8月26日《致胡适书》，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133页。 ［24］钱玄同：1939年1月14日《致周作人书》，转引自周作人《药味集·玄同纪念》。 ［27］例如，据1941年3月2日《庸报》报道，周作人在3月1日召开的“新民会成立三周年纪念和平反共民众大会”上，代表伪“华北政委会”“致颂词”，公开鼓吹“反共和平建国为惟一国策”，“共产党对于和平是极端反对的，对于和平运动是誓死破坏的，假如共产势力存在一日，全面和平将不易于成就，所以我们必须以反共为和平的手段”。在1941年10月7日华北各省市伪教育行政人员短期讲习班的“训话”中，周作人又叫嚷“要对国民随时晓喻共产制度的绝对不适宜于中国，藉以肃正民众的思想，完成民众的心理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