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希腊政治社会的建立（3）

尽管在政府组织机构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民众仍然处在氏族社会中，仍然生活在氏族制度之下。氏族、胞族和部落仍然具有充分的活力，并被公认为权力的来源。在梭伦以前，任何个人，如果不通过他同一个氏族与部落的关系，即不可能成为这个社会的一个成员。凡不属于这个社会的人都不在政府管辖范围以内。酋长会议仍然存在，这是个古老的、历来受尊重的政府机构;但是，政府的权力现在已经在酋长会议、阿哥腊（或人民大会）、阿里奥帕古斯院以及九位执政官之间平分了。起草并完成公务法案以提交给民众表决，这是酋长会议的特权，它有这种特权，因而能制订政府的政策。它无疑地掌握财政大权，而且，它自始至终一直是政府的核心。人民大会现在更加突出了。它的职权虽仍限于通过或否决酋长会议提交它表决的公务法案，但是，它已开始对公务产生有力的影响。这个大会之兴起成为政府的一支权力，最确凿地证明了雅典民族在知识和智力上的进步。遗憾的是，这么早的时代中的酋长会议和人民大会的职能和权力，其有关情况流传下来的很不完备，只有部分情况得到说明。

公元前624年，德腊科为雅典人制订了一部法律，其主要特点在于它那不必要的严密性;然而，这部法典证明在希腊人的历史过程中，以成文法代替陈规陋习的时刻即将来临了。不过，雅典人当时虽已出现了对法律的需要，但他们尚未学会制订法律的技术，因为制订法律需要对立法团体的职权具有比他们所已知的更为高级的知识。他们正处在那样一种阶段，在那个阶段中，出现了立法者，而所立之法乃是以个人名义制订的一种初步方案或大纲。人类进步的伟大程序就是这样缓慢地自行展开的。 当梭伦任执政官的时候（公元前594年），社会上弊端丛生，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财产所有权这时已成为压倒一切的兴趣所在，为此而进行的争斗产生了奇特的结果。一部分雅典人由于负债沦为奴隶———负债者如无力偿清债务即成为奴隶;另外一部分人虽典押了自己的土地仍不能卸除地产的负担。由于诸如此类的困难所造成的后果，社会正处于自我毁灭之中。梭伦制订了一部法律，其中有一部分是新法，不过是针对主要的财政困难而修订的;除此之外，他又重新提出瑟秀斯把社会按阶级组织的计划，不再使用以前的称谓，而是按照人们的财产多少定名。

我们依次叙述这些废除氏族制度而代之以新体系的经验积累过程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们即将看到罗马部落在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时代也为了同样的目的而试行过同样的经验。梭伦按照人民的财产数量将他们分成四个阶级，他走得比瑟秀斯更远，他把某些权力交给这些阶级，同时也规定了某些义务。于是有一部分内政权从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手中转移到了这些按财产划分的阶级手中了。随着剥夺前者的实权而移交给后者的趋势日强，氏族则相应地日益衰弱，它们的消亡即将开始了。但是，氏族是由人身组成的，代替氏族的阶级也是由人身组成的，只要是这样，那么，政府也就仍然以人身为其基础，以纯粹的人身关系为其基础。这个计划没有能接触到问题的本质。而且，梭伦把酋长会议改为四百人的元老院时，其成员并不是来自各阶级，而是来自四个部落，各部落的名额相等。不过，我们将注意到，梭伦现在已经把以财产作为一种政治体制的基础这个观念灌注在新的以财产划分阶级的方案中了。然而，这样仍然未能达到政治社会的观念，政治社会必须奠基于地域和财产两者之上，它必须通过人们的地域关系来和个人打交道。

梭伦规定:只有第一阶级才能充任高级官职，第二阶级服骑兵役，第三阶级服步兵役，第四阶级服轻装兵役。最后一个阶级人数最多。他们没有担任官职的资格，亦不纳税，但在他们参加的人民大会中，对于一切文武官职的选举都有投票权，也有权利向这些官员提出质问。他们还有权赞同或否决元老院提交他们表决的一切公务法案。按照梭伦的宪章，他们的权利是真实可靠的，他们对于公务的影响是永久有力的。所有的自由民，即使不属于任何氏族和部落，现在也成为公民和人民大会的成员，并有上述种种权利，因此，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参加了政府。这就是梭伦立法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我们还将注意到，现在已把人民按照一支军队组织起来了，这支军队分为三种部队:骑兵、重装步兵、轻装步兵，每一种部队各有其大大小小的军官。上述体制只限于后面三个阶级之列，而第一阶级垄断政府的主要官职，他们不服军役，因此没有爱国热情。这一点无疑地需要加以改革。罗马人在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的领导下重复了与此相同的组织方案，但却把五个阶级统统包括进去。塞尔维乌斯将全体人民组成一支军队（exercitus），每一个部队的军官和装备都很齐全。

在梭伦的宪章和塞尔维乌斯的宪章中，都重现了军事民主制的观念，但为这种观念换上了新装，这与先前的军事民主制虽然组织形式不同，理论原则却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