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希腊人的胞族、部落和民族(3)
当一个部落中的几个胞族联合举行他们的宗教典礼时,是以更高一级的组织机构,即以部落的名义来举行的。因此,如我们所见到的,这种典礼要由部落的巴赛勒斯来主持,巴赛勒斯就是部落的最高酋长。他是否充当他们的军事指挥官,这一点我未能肯定。他掌握宗教上的职能,这始终是巴赛勒斯的专职,此外在发生谋杀案件时,他也有司法之权,不过我不能断言他的权力是审讯凶犯还是检举凶犯。巴赛勒斯的职位兼具宗教和司法的职能,这一点有助于说明这个职位在传说时代和英雄时代之所以显贵。但是,就狭义的民政而言,我们找不到任何充分的证据足以表明巴赛勒斯具有管理民政的职能,这就充分证明通常总以国王这个名词来称巴赛勒斯是不恰当的。在雅典人中,有所谓“部落巴赛勒斯”,希腊人本身正规使用这个名称的时候是指参加联合的四个部落的军事总指挥官。如果把每一个巴赛勒斯都称为国王,那么,四个部落将各有一个国王,而同时它们又同受另一个国王的统治,这就讲不通了。在这里,虚构的王位之多竟超乎情理。而且,如果我们一旦了解雅典人当时的制度基本上是民主制度,这种说法就成了对希腊社会的一种讽刺。
由此可见,我们最好返回那简单的原始语言,凡希腊人称为巴赛勒斯者,我们仍以巴赛勒斯称之,而将国王这个误称废弃不用。君主制度同氏族制度是不相容的,因为氏族制度本质上是民主制度。每一个氏族、每一个胞族、每一个部落,都是一个组织完备的自治团体,当几个部落联合成为一个民族时,其所产生的政府的组织原则也将同该民族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活动原则相协调。 社会组织的第四个阶段,亦即最后阶段,就是在一个氏族社会中合并成为民族。像雅典人的几个部落或斯巴达人的几个部落一旦合并成为一个民族时,社会就扩大了,但这种集合体也只不过是像部落一样的一个更复杂些的复本而已。部落在民族中所居的地位,正如同胞族在部落中的地位,和氏族在胞族中的地位。当一个机体仅仅是一个社会(societas)时并没有名称,①但当这个机体成为一个民族时则出现了专名。荷马在描写那些集合起来进攻特洛伊城的各支部队时,对凡是有专名的民族都列举其专名,如雅典人、伊托利亚人、洛克里亚人等,而对无专名者则以他们所来自的城市或乡土名之。
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下:希腊人在李库尔古斯和梭伦以前,其社会组织只有四个阶段(氏族、胞族、部落、民族),这四个阶段在古代社会中几乎是很普遍的,在蒙昧社会即已出现其中的一部分,到了低级、中级、高级野蛮社会而臻于完备,至文明社会伊始以后仍然持续着。这一个体系表现了人类在建立政治社会以前,其政治观念发展到何种程度。这就是希腊人的社会制度。它产生出一种社会,这个社会由一系列按人身关系结合的集团所组成,其政治机构就是通过它们对氏族、胞族和部落的人身关系而进行管理的。它还是一个与政治社会不同的氏族社会,这两种社会在本质上有区别,很容易分辨出来。 英雄时代的雅典民族在其政府方面有三个不同的部或权力机构,这三者在某种意义上是平等的:第一是酋长会议(βουλη);第二是阿哥腊(αγορα),即人民大会;第三是巴赛勒斯(βασιλευζ),即军事总指挥官。虽然由于需要不断增多,已经增添了许多市政官职和下级军事官职,但其主要的政府权力仍掌握在上述三者之手。我不可能对酋长会议、阿哥腊或巴赛勒斯的职权作充分的讨论,而不得不仅限于对那些极其重要而值得专门研究希腊的学者重新探讨的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一)酋长会议在希腊部落中,巴赛勒斯一职之引人注意远过于酋长会议或阿哥腊。因此,这个职位被人们过分夸大,而酋长会议与阿哥腊却被人们轻视或忽略。然而,我们知道,希腊的每一个民族从我们所知的最早时代起直到建立政治社会为止,始终存在着酋长会议。这种会议既然在他们的社会制度中是一个永久性的特色,就肯定证明它的功能是很重要的,它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至少据推测是至高无上的。我们作出这种推论,其根据在于我们对酋长会议在氏族制度下的原始性质和功能已经有所了解,并在于这种会议的天职。这种会议在英雄时代是如何组织的,以及酋长之职具有何种权限,关于这些,我们没有获得明确的材料,但我们可以根据情理推测这种会议是由氏族酋长组成的。因为组成该会议的酋长人数通常总是少于氏族的酋长总人数,所以,必然会用某种方式从全体酋长中选出一些人来。我们不知道采取什么方式来决定人选。酋长会议的天职就是代表主要氏族的一个立法团体,它是氏族组织下的天然产物,由于这两点,所以它从一开始就具有最高地位,而且很可能直到它被废止的时刻为止始终保持这种地位。
巴赛勒斯职位之日益重要,以及由于他们人口繁殖、财富增多而在军事和市政方面设置若干新的官职,这多多少少使酋长会议对处理公共事务的关系有所改变,或可能使它的重要性有所减损;但是,只要在制度上没有发生剧烈的改革,它就不可能被废止。因此,看来大概是这样:政府的每一个官职,从最高级至最低级,在公务上始终要向酋长会议负责。在他们的社会制度中,酋长会议是最主要的机构;①这个时代的希腊人是自由自治的民众,他们生活在基本上是民主的制度之下。我们可以从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中引一个例子来证明酋长会议是确实存在的,这个例子仅仅用来证明酋长会议在希腊人的观念中经常出现并随时在活动。在他的《反底比斯的七人》一剧中,艾条克勒斯是底比斯城的指挥官,而他的兄弟波利尼塞斯却是围攻该城的七酋长中的一个。进攻被击退了,但这两兄弟在一个城门口进行了格斗。在这个事件之后,一个传令官说道:“我必须宣布我们卡德穆斯市人民参议员们的决议和善良愿望,他们已经决定”②,云云。一个会议能够在任何时刻制订命令,宣布命令,并期望民众能够听从,这个会议自握有政府的最高权力。
埃斯库罗斯在这个例子中虽然写的是传说时代的事,但他把酋长会议认作希腊每一个民族的政府制度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门。古代希腊社会的“布列”〔即酋长会议〕乃是后来的希腊政治制度中的元老院的前身和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