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第4节 转折（3）

到达目标的道路迂回起伏。《深圳特区报》在以后十四天里发表八篇评论,一律冠以“猴年新春”的副题,作者不是一个人,而是“本报编辑部”,一看便知这是报社的代表,很可能还有深圳市委在背后撑腰。写作技巧的运用与“皇甫平”如出一辙,洞悉内情的人一眼便能看出邓的原话,不明所以者也会感觉到明显的与众不同。作者显然也不是鹦鹉学舌,还倾注了自己的爱憎和见识。比如写到《要搞快一点》,就信誓旦旦:如果不搞快一点,“有负党和国家的期望”;写到《扭住中心不放》,就朗诵诗:“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写到《要敢闯》,就说格言:“世上没有永恒的‘禁区’”;写到《多干实事》,就先说个故事:“湖北神农架野猪为患。有人想了个办法,在电线杆上装高音喇叭,天天播放狮叫虎吼的录音,吓唬野猪。开始果然有效。后来野猪听多了,总不见狮虎的踪影,识破是假的,便把电线杆拱倒了。当地人说,讲空话、唱高调,连野猪也骗不了,何况人呢?”　　2月21日,邓小平回到自己家中。

他离开京城五个星期,走了六千公里、四个城市,上百次开口谈话,一个劲儿地暗示甚至露骨地警告住在这座城市的一些人,不要试图把中国领到另外一条道路上去,那样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他们自己都没有好处。他在出发的时候就抱着这种信念,现在,旅行结束的时候,他感受到普通中国人的情绪,更加信心十足。“我看到到处都是人”,他有一次这样说。周围人山人海,他出现在哪里,哪里便欢声雷动。那些身穿鲜艳民族服装载歌载舞的青年男女,极有可能是官员们为博取他的欢心而在事先的安排,可是有些情节是无法导演的。那几个女工拉着他的手,个个笑逐颜开,一个孩子亲了他的面颊,没有一点畏缩。只要他一笑,人们也会笑起来,只要他一开口,人们总是翘首看着他,平心静气,生怕漏了一个字,然后为他鼓掌。所有这些情节,都令他感受到一种来自普通人的真情。　　春节那几天,有一句话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百姓的茶余饭后:“邓大人南巡啦!”北京人善于描绘政治,举世闻名,就连大街上一个买油条的老头儿,也会俯首告诉你昨天晚上中南海里又出了什么事,绘声绘色,好像他亲眼看见似的,你听了也会哈哈大笑,就好像真的相信似的。

这对普通人来说,是一种压抑中的宣泄,一种绝望中的幽默,一种紧张之后的放任,一种平淡生活里的调味品。这是纯粹精神的消费而与钱财的多少无关,也不是真的热衷于政治。现在眼看有个故事这么精彩,英雄又有了用武之地。就像“击鼓传花”一样,锣鼓声声消息走,鼓声一住,有人便摆出邓小平的样子开腔了,带着四川口音,伸出胳膊,用一　　只手扳着另一手的指头,惟妙惟肖。　　听者还是不满足,他们希望知道得更多。然而官方还未公开表态。媒体也都摆出一副置身事外的姿态,听凭南边一派火热,也不发出一点声息。好不容易露出迹象,可也羞羞答答。比如《人民日报》不再说“反和平演变”了,开始说“更好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它要说的“更好”是,发展经济是为了抵御和平演变;也说“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了,可不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而是“通过改革开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也不再批评皇甫平了,而是把邓小平十四年前的一句话搬过来,说“团结一致向前看”。　　党报编辑一边在自己的报纸上塞私货,一边“和稀泥”,让那些急于知道真相的读者更加好奇。

万般无奈中,大家掉头去寻找《深圳特区报》,寻找《解放日报》,寻找《大公报》、《文汇报》、《明报》、《信报》这些报纸。那时候香港的报纸在内地很少见到,只有外资企业的老板、高级饭店里的豪客和政府机关中的官员才有机会看到。这在宣传部门来说是维护舆论安全的措施,在期望赚钱的投资者看来是一次发财的机会。一时间,大小复印社兴起街头。盯着南方的人可不光是那些达官显贵,凡夫俗子也都想要证实那些街谈巷议,他们在官方的报纸上找不到想要看的东西,就拿了那些旁门左道的报纸杂志去复印。　　伟人之所以能够影响历史的进程,乃是因为在他的背后有着广泛的社会情绪。芸芸众生之所以愿意跟随伟人的脚步,乃是因为相信他能够满足他们的欲望。没有哪一种力量能长时间地遏止这种欲望,如同没有哪一把刀能斩断浩浩长江一样。党的领导人在过去岁月中对此必有无数体验,在1992年的春天,也一定会有更加切肤的感受。2月28日,也即《深圳特区报》发表评论的第八天、《解放日报》发表评论的第二十四天、邓小平南巡的　　第四十天,中南海采取了行动,将邓小平在四个城市的谈话整理成册下发,要求属下各级党的委员会立即传达到全体党员。

　　只隔了一天,中央党校的新学期就开学了。乔石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讲话,本来是挺正常的一件事,可是经过了那么多变故,学生听到校长说“‘左’也能葬送社会主义”,都觉得挺新鲜,这和他们一个月前离开这个院子时耳边回荡的那些话,是多么不一样啊!　　大家全都心知肚明,这话不是乔石说的,是邓小平说的。但乔石确是政治局中第一个公开出来响应邓的人。在他之前,还有两个人表明过自己的立场。国家主席杨尚昆是一个,当邓还在深圳的时候,他也到了那里,和邓一唱一和。总书记江泽民也是一个,十天以前的那个下午,他把一群文人召到中南海,对他们说,即将起草的十四大报告要用邓的讲话精神作“贯穿全篇的主线”。　　3月的第二个星期,江泽民就把他的所有同事召集起来商议此事。在持续两天的会议之后,他们把自己的立场交给新华社公开发布。　　3月,中南海加快了行动节奏,北京的报纸开始转载深圳的言论,官员们也指示属下“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这显然鼓励了深圳。既然迄今为止的所有行动并没有招惹是非,他们便准备得寸进尺:不仅公布邓的精神,而且公布邓的行动。市委的官员们开始策划拍摄电视纪录片《邓小平同志在深圳》。

《深圳特区报》社长区汇文把陈锡添叫来,让他找个安静地方去写通讯,至于陈的夜班,区说:“由我来顶替。”陈在一家宾馆找了个套房,住进去,一边回想两个月前的那个故事,一边还在担心他写的东西能不能通过审查。就在这时候,一张《南方日报》送到他手上,头版一篇文章赫然入目:《邓小平同志在先科人中间》———那正是邓小平在深圳一家企业里的情景啊。陈锡添不禁目瞪口呆。这一刻给他的打击,直到多年以后还记忆犹新:“我一怔:对小平南方谈话报道亮绿灯了!我奔回家,胡乱扒了几口饭,就铺开稿纸,挥笔写下了标题《东方风来满眼春》。”　　文章是一气呵成的,一边写一边发排。区汇文急不可待,转瞬间就看完了。两个人拿着稿子去找杨广慧,嘴上拼命申述,心里忐忑不安,却不料话音未落,杨就说:“发吧。稿子我不看了,你们自己把关。但要注意,你们要把小平同志写成人,不要写成‘神’。”第二天,3月24日,文章发表了。　　文章的发表就是这样,完全不像当时和以后人们想象的那么复杂。直到十年以后,《解放日报》的三位记者还在追问陈,他的背后是否“有重要领导支持或者暗示”。人们这样想,似在情理中。

由过去的经验看,通常都会发生类似情形,就眼前的进程来揣摩,也有江泽民的话可资凭借。江在4月1日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第一次公开提到“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还说“现在发表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报道,可以使全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他的重要谈话精神。”这的确可以给人留下某种联想的空间,但是陈本人坚决否认这种联想。“这是猜测,绝对没有”,他对记者说,“没有任何一位比杨部长的职位更高的领导有过这样的指示或暗示。”他对面的几个记者全都注意到,他在说这话的时候,“有力地挥了一下手”。　　《东方风来满眼春》堪称杰作,它把邓小平的一个深谋远虑的行动彻底公开在普通中国人面前了。我们遍览90年代中国媒体的记录,可以发现,党委宣传部与党报社长总编携起手来自行其是,这是惟一的一次。文章发表以后,陈难免后怕:毕竟有皇甫平的“教训”在前。他“做好了受批评受处分的心理准备”,心里又兴奋又紧张,明显地感到危险正在降临。这种心情,没有经历过政治磨难的人是无法理解的。他在这样的状态中过了六天。一直到30日晚上七点钟,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节目里详细报道了邓的深圳之行,用时十分钟。

新华社也播发了他的文章,第二天,北京差不多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陈的文章。外国人也兴奋起来。“他在那里发起了赞成改革的运动。”一位在北京的外交官惊讶地说,“可他为什么要到那里去发动呢?”美联社的一位记者说:“邓小平在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取得了胜利。”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再次播放邓小平在深圳的镜头,这一次用时四十五分钟,至少两亿中国人看到了。在过去的两个月中,他们只是间接听说这件事,现在却能历历在目:他在女儿的搀扶下,从欢呼的群众身边走过,手有些颤抖,但说话和手势还很有力。陈锡添也看到了这些镜头,和他当时在现场看到的完全一样。他又回头去看他的文章,发现北京只改了一个字———删去“时针正指9点正”后面的“正”字,不禁长出一口气。对于他来说,这一刻犹如新生。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激动不已,相信危险已经远离。这感觉是对的,危险不仅远离他和他的报社,远离那座城市,甚至也已远离整个国家。　　如果说1991年是“毛泽东年”,那么,从1992年春天开始,历史又回到邓小平手中。连续几天的“倒春寒”过后,北京的气候较往年为冷。3月20日,二千九百多位人民代表和一千五百多位政协委员,再次回到人民大会堂。

过去这几个星期,他们看到李鹏总理特别忙:召开第九十九次国务会议;批转“经济体制改革要点”;决定放开粮食价格;批准建设海南洋浦开发区;给四百名专家发津贴;把山西省长李振华撤了职;批准儿童发展纲要;还取消进口调节税。现在,他们又看到这位总理交来审议的那些问题:稳定的问题、治理整顿的问题、经济增长率的问题、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财政收支平衡的问题……照理说,这些都是挺大的事,可是他们却兴奋不起来了,因为心里还有更大的事。大家都忙着在总理的工作报告里寻找邓小平南巡的蛛丝马　　迹,可惜没有。这不能怪总理,这报告是在邓小平南巡的消息公开之前写成的,现在时移世易,他却来不及修改了,所以里面没有“一百年不动摇”;没有“主要是防止‘左’”;没有“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没有“那些政治家、理论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没有“要害是姓‘社’姓‘资’”;没有“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朱森林的胸前挂着全国人民代表的红牌子,满面红光,胸有成竹。现在这位广东省长的话比李鹏总理的话还要惹人注目。

一百多个记者围着他,只听他说了一句“小平同志1月在广东视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行动”,就满堂喝彩起来。　　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找不到邓小平讲话的精髓,人民代表心中不满,又不便直说,只好拐弯抹角,纷纷述说自己什么时候去过深圳,看到那里如何好。北京的马耀骥说:“看与不看大不一样。”浙江的徐起超说:“深圳过去是个小渔村,我们宁波是个市,十余年过去了,差距拉得这么大。”内蒙古的王维珍说:“我印象最深的,是深圳人那种敢闯敢干敢改革敢开放的精神。”辽宁大学的校长冯玉忠感到困惑:为什么辽宁人吃的是广东饼干,喝的是广东饮料,穿的是广东衣服呢?为什么在电视上看到的广告也是广东比辽宁多?他去了深圳以后就不奇怪了。每天从早到晚都能看到工人在挑砖,简直是一路小跑;看不到工厂里的工人把手停下来,看不到商店里的营业员三五一群地闲聊。“目睹此景,我当时心里暗想,”冯玉忠说,“如果马克思活着看到这般劳动景象,他会说,我的后代懂得怎样搞社会主义了!”黑龙江省长邵奇惠说:“这些年,我们替广东操心操得太多了。操什么心呢?无非是怕人家担上姓‘资’的罪名。但广东却不为自己操心,因为不需要操心,也没有时间操心。”

一个代表问:“这些就是深圳经验吗?”另一个代表说:“对了,先生孩子后起名,孩子没名字,没户口,都不要紧,但生孩子的事却耽误不得。”经济学家马洪一年以前还在论证百分之六的合理性①,现在却说“具备了加快经济发展的现实条件”。洪学智将军说他支持邓小平。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主任、陆军上将杨白冰说:“我们的态度应当是坚定不移,始终如一地拥护、支持、参加和保卫改革开放。”他说,“说得形象一点,就是要为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保驾护航’”。他这么一说,“保驾护航”这四个字就成了那个星期军队里的流行语。李鹏总理根据代表们的意见把工作报告修改了一百五十多处。代表们说,别的都是小事,至少有两条是大事,非加在报告里面不可:一个是“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一个是“要防止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总理就痛痛快快地加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