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

建立突击营地征服珠峰8000米以上才是令人自豪的。那里的高空风速每秒达50米以上，氧气含量只有海平面的三分之一，气温在零下30℃—40℃，高空寒风轻则使人冻伤，重则把人卷走。 这时，东京、北京、拉萨不断向大本营提供最新的气象卫星云图，大家在焦灼的期待中掰着手指头算日子。 5月1日，最后一仗全面展开，南、北侧第一突击队开始向高山营地挺进。这天，北侧队的六名突击队员从北坳到达海拔7790米的5号营地。与此同时，南侧队的六名突击队员也从1号营地赶到海拔6700米的2号营地。第二天，南北侧队员又各自再向上一个营地运动。 5月3日，老天爷又来捣乱，印度洋上空有个低压槽偏偏在这时候移向珠峰地区。“南侧出现了暴风雪，第一突击队无法向上运动。”被困在3号营地的南侧队急忙用无线电话向北侧队呼叫。

人们的心一下子凉了，因为南侧队员如不能按预定时间到达突击营地，那么5月5日双跨珠峰登顶会师的计划就可能告吹。 当晚，北侧队召开了紧急对策会议，决定北侧仍按原计划行动，如果到时候南侧队上不来，北侧队就实施单跨。而南侧队在听到他们的计划时，当即激动地表示：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在5月4日赶到海拔8050米的突击营地。 5月4日上午10时，南侧第一突击队顶风冒雪出发了。不料又节外生枝，这时北侧突击队也遭到暴风雪的袭击，一时无法行动。10时55分，次仁多吉按捺不住，他抓起报话机叫通北侧大本营，喊道：“我要走了，再不出发，脚也要冻坏了，还不如上去！”说完后只身一人顶着暴风雪走了。 下午3时，次仁多吉报告他已安全到达东北山脊海拔8680米的突击营地。两个小时以后，北侧突击队的全体成员都攀至突击营地并投入建营。 这时南侧也传来喜讯，到下午6时30分，已有三名突击队员在大风雪中相继跨入海拔8050米的突击营地。 登上珠峰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天气情况。每年10月至次年3月，整个珠峰都在强劲的西北风控制下；5月末，又有东南季风向珠峰扫来，直到9月底才消退。

因此，三国登山队选择了5月5日这一“最佳气候期”冲刺顶峰。 1988年的珠穆朗玛峰在李致新的记忆里是群英会。三个国家的著名好手都到齐了。北侧首批登顶的三名队员就是最好代表。5月4日，登顶前突击营地的那个聚会一直深深地记忆在他的脑海里。 但如今，聚会的两个主角已经魂归雪山了。 山田升，日本最具实力的登山家，这一年他38岁。从高中开始他就把登山当做自己的正业了，是日本登山家的代表。从28岁开始，他已经10次登上了7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山，被人称作“喜马拉雅山人”。 1983年冬天，他从东南山脊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两年后，1985年的秋天，他再一次从相同路线无氧登顶成功，他这是第三次来珠穆朗玛峰了。 这个时候的山田升身上充满了一个登山家的个人魅力，他很随和，爱说笑话，还显示了无与伦比的实力。他把炊事帐篷称为是传递友谊的桥梁，他说：“曾经有同波兰、尼泊尔、印度登山家合作的经验。因此，在活动中，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我都很清楚。作为一个登山家，最重要的当然还是体力和技术，但人缘也是很重要的。”

在山上，山田升已经在不经意间成为日本队的一个领袖了，每次出发前，都是他同大本营联系，招呼队友。 5月4日，突击顶峰的队员们赶到海拔8680米的7号营地时，次仁多吉和昂·拉克巴继续向上走去，侦察通往第二台阶的路线，其他队员忙着建营搭建帐篷。 到了晚饭的时候，7号营地热闹起来。李致新、拉巴克和索那都聚集到山田升和次仁多吉他们的帐篷里。山田升和昂·拉克巴用尼泊尔语交谈着，昂·拉克巴再用藏语把他们的内容翻译给次仁多吉和索那听，李致新则不知所云地跟着傻笑。总之，大家那么愉快，有着说不完的话。 那天晚上，突击营地的晚饭很丰盛。有烫荞麦饼、辣肉汤、方便米饭还有少不了的糌粑汤。除了李致新之外，所有的人都很喜爱糌粑，包括山田升，他也是通过饮食和各国队员相互了解和熟悉的，他说，吃同样的东西是传递友谊的一种捷径。 就是这个给李致新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山田升，和日本另一位登山家植村直己一样，1989年在攀登北美最高峰麦金利的时候不幸遇难。1992年，李致新和王勇峰是缅怀着山田升攀登上麦金利的。 昂·拉克巴是1988年珠峰双跨中让人难忘的一个人物。

在珠峰大本营，想家的昂·拉克巴指着珠峰轻轻地说：“快了，翻过这座山就是了。” 他的登山天赋令人惊叹。27岁的他已经有15座7000米以上雪山的登顶纪录了，也曾站在珠穆朗玛的顶峰，但1988年珠峰的攀登对于他来讲依旧是独一无二的，以登山运动员的身份攀登，这是他平生第一次。 他曾经陪同有“登山皇帝”之称的梅斯纳尔攀登上过世界第四、第五高峰——洛子峰和马卡鲁峰。但那些山峰只记录了梅斯纳尔的名字，无论是哪一个向导帮助登山家登上了顶峰，“夏尔巴”是他们共同的名字。 昂·拉克巴是以替补向导的身份和梅斯纳尔相识的。梅斯纳尔原来雇用的高山向导突然病了，当高山旅游公司把昂·拉克巴介绍给梅斯纳尔的时候，他很不满意眼前矮小的拉克巴。但当拉克巴在一天之内从海拔6000米到8000米之间进行了两次往返运输后，梅斯纳尔认准了他，从此，每次登山都要由他陪同。但拉克巴并没有为这个荣誉而自豪，他不知道梅斯纳尔会不会在自己的书里提到这个不可或缺的向导。在大本营，昂·拉克巴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他连书也不会寄一本的。我们身强体壮的时候，他从来不给我们拍照，一旦生了病他就拍个不停，他想以此显示比我们强。”

珠穆朗玛，在藏语中是“第三女神”的意思，而夏尔巴人则称之为“萨迦玛塔”，意思是“通达天庭的山峰”。在这个通达天庭的山峰上，夏尔巴人用身体把来自各个国家的登山者送上天庭，他们的目的很简单，用性命养家口。即使是出色的昂·拉克巴也有退隐之心：“登山总难免出事，一旦出事，我的弟弟妹妹怎么办？父母早去世了，我得养活他们。再登两年，我要攒点钱做生意去。” 昂·拉克巴的计划没有得到实现。两年之后，他在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遭遇雪崩，这座山峰的山难史上也不会有他的名字，他只是一个夏尔巴。 1988年到1991年，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当年参加双跨的三国队员中已经有9个人含笑冰雪了。这其中，两个人的名字是李致新心头永远的痛。一个是当年的攀登队长宋志义，一个是李致新的教练孙维琦，1991年，梅里山难让中国登山队失去了这两员虎将。 就在北侧豪情万丈地准备登顶的时候，南侧的突顶队员却依旧是遭遇了困难。5月4日，当仁青平措、大次仁和尼泊尔队员安格·普巴到达5号营地的时候，根本没有炊具，几个人只吃了点糌粑。因此，登顶那天，从早晨开始就没有喝上一口水，没有吃上一口饭。

1988年·珠峰·伟大的跨越1988年珠峰·伟大的跨越(9)

三国队员在顶峰上相互祝贺着，尽管他们并不十分清楚对方在说什么 5月5日清晨5时半，在海拔8680米突击营地，李致新向大本营指挥部报告：“山上八级风，帐篷金属杆都被风刮弯了。”8时45分，风力稍减，北侧中日尼第一跨越组三个人强行向顶峰突击，随后第一支援组三个人也出发了。迎面就是那道被称为“不可逾越的大风口”，吹雪似雾。 12点15分，次仁多吉报告：“我到达雪坡顶了。” “向右横切过去，再向左就是顶峰了！”曾曙生在报话机里叮嘱着。他知道，在山上有时向左一步是胜利，向右一步就是深渊。听到次仁多吉的回应，他舒了一口气，估计一个小时就可以登顶了。 然而，仅仅过了27分钟，12点42分，次仁多吉兴奋的吼声传了下来：“我登上顶了！”消息来得太突然了，曾曙生拿着报话机足足沉默了5秒钟，他克制着自己的感情问：“再看看周围，还有没有更高的地方？” “没有了，世界最高的地方只有我们三个人，脚下是雪山、白云。”次仁多吉的声音准确而清晰。 “我代表中华民族，代表中日尼三国友好登山队报告，我们上来了！我们的脚下是雪山和白云！”次仁多吉的声音通过北侧大本营的无线电台直达北京。

他一马当先攀上了顶峰，他之后，日本队员山田升、尼泊尔队员昂·拉克巴也相继登上珠峰之巅。 12时50分，山田升到达顶峰，他直接扑向次仁多吉和昂·拉克巴，三个人摇摇晃晃地拥抱在一起，头顶上是蔚蓝的晴空，脚下是连绵的银色群山。 “我们终于成功了！”“祝贺！”“谢谢！”不同国度的语言纷纷涌出，尽管相互间并不清楚各自的意思。 这三个人都有着非同一般的实力。登顶这天早晨，他们从7号营地出发是早上8点45分，只用了大约四个小时就登到了顶峰，一般来讲，这段路都要用6个到7个小时。其速度可想而知。 为了争取与南侧登顶队员会师，他们三个人呆在这世界最高的地方等了又等，十分钟，三十分钟，一个小时……氧气早用完了，山顶气温达零下30℃，他们的手脚都冻麻木了。 “再坚持半小时，要准备付出代价！”这是三国双跨主峰设在北京的总指挥部传来的声音。 80分钟过去了，曾曙生问：“你们还有氧气吗？” “没了，瓶子都扔了！” “手变颜色了吗？” “黑了。”次仁多吉的声音在颤抖。 “立即下撤，跨越！” 次仁多吉说，他已经看见李致新了，离顶峰不远了。

曾曙生大声嚷着：“次仁多吉，李致新背上去两瓶氧气，你马上背上那瓶没用过的，向南跨越。” 在强劲的高空风中，次仁多吉的声音再次传来：“我不用了，我可以坚持，留着那瓶氧气给南侧过来的同志吧，他们更需要。” 所有人的眼泪夺眶而出，那是在8848．13米的地方，世界上最高的地方，那个地方的氧气只有海平面的1／4，次仁多吉已经在那里无氧守候了九十九分钟。 次仁多吉给向自己走来的李致新拍了两张照片后，向南跨去。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在世界最高峰上的伟大跨越——向南侧下山。 14时20分，北侧第四个人登上峰顶，这就是李致新，又是孤身一人。 李致新的任务是把南侧跨越队员接应到北侧，但65分钟过去了，南坡只有白雪茫茫。 15时25分，尼方支援队员拉克巴·索那登顶，他只在顶上站了一下，就被风雪刮下来。他们两个人一起沿原路下撤。 人类顶峰会师的机会，就这样一次次被错过了。最后的希望只系在北侧剩下的日本队员山本宗彦和三名日本电视台摄影记者身上。

三声口哨从世界之巅传来，人类完成了最伟大的跨越 此刻南侧中方队员仁青平措、大次仁和尼泊尔队员安格·普巴正在齐腰深的积雪中拼命向峰顶攀登。 他们早上8时25分出发，比原定时间提前一个小时，但由于冰雪太深，很多路段不得不跪着用冰镐锄雪开道。 15时53分，大次仁在经过长达8小时与冰雪搏斗之后，第一个从南侧登顶。 三声口哨从世界最高峰传来，因咽炎而嗓子嘶哑的大次仁用预先约定好的三声口哨，向南侧大本营报告他成功的消息。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从南坡登上世界最高峰。另外两个人随后登顶。 大次仁在顶峰流下了泪水。从1979年参加登山活动以来，他做梦都是登上珠穆朗玛峰。他曾经宣称：“这次如果我登不上珠穆朗玛峰，以后再也不登山了。”从早上出发开始，他的肺部就出现水泡，再加上8000米的干燥，他的喉咙一直疼痛不已，说话也出不来声音。南侧大本营和他联系时，话筒里只传出“呼—哧、呼—哧”的喘气声。 从这时起，全世界都在注视着北侧的山本宗彦。

离顶峰只有50米了，山本宗彦摔倒在地，他试着站起来，但他已经太疲劳了，只能在冰雪和岩石上爬着、爬着，手里拖着氧气瓶，爬一阵，喘一阵粗气，哇哇地哭一通。 他太累了，氧气也用完了。但这时，他从背包里拿出了一面签有很多名字的鲤鱼旗和一个象征吉祥的30公分见方的乒乓球拍。这是他任教的中学的学生们行前交给他的，尽管一路上受到其他队员的奚落，但他仍然高举着鲤鱼旗，艰苦地，一步一步往上爬。登顶的这一天，是日本的男孩节，要为没成年的男孩子升起鲤鱼旗。这个中学教师要为他的学生们在世界最高的地方升起鲤鱼旗。 16时05分，山本宗彦爬上了顶峰。很快三名摄影记者也跟上来了。南北两侧队员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他们终于会师了。 在一万米的高空，中国科学院提供的“奖状2号”航拍飞机拍下了那个动人的画面：身着红、黄、绿色登山服的中日尼三国勇士，在地球之巅紧紧地拥抱。 这时，全世界的人们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从海拔8848米向下俯视的情景。但电视画面却迟迟没有出现。整整17分40秒过去了，5月5日下午4时27分，北侧大本营监视器的屏幕被大片蓝天占满了。 这是梦想成真的时刻。

世界之巅360度的全景出现在全世界面前。 摄影师中村进头盔上的小摄像机在沙沙地转动，中村的声音在欢呼：“登山的朋友们，你们看见了吗？这是在世界的最高峰的顶峰，是全世界最高的地方。” 17时整，从南侧上来的大次仁等三个人向北侧跨越，最终实现了人类从南北两方双跨珠峰的伟大梦想，完成了世界登山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大跨越。 当晚，三方十二名登顶队员都安全返回突击营地。 一连串新的高山探险纪录就此在一天内诞生： 人类第一次跨越了珠峰 人类第一次在世界最高峰顶峰会师 人类第一次电视转播登山现场实况 人类第一次在珠峰上空用飞机拍摄登山场面 人类第一次一天内有12人登上珠峰峰顶 另外，三国运动员还创造了顶峰停留时间最长的世界纪录。

1988年·珠峰·伟大的跨越1988年珠峰·伟大的跨越(10)

李致新用头灯指引着日本队员下撤的路，他又冷又饿，委屈得哭了 李致新撤回到8300米的6号营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半了。 刚一到营地，报话机响了，大本营问：“仁青平措和大次仁是否已经到达8300米的营地了？”李致新赶紧跑出帐篷去找，在另一顶帐篷里只发现了两个穿蓝色和绿色羽绒服的队员在休息，没有中国队的红色羽绒服，于是，李致新向大本营汇报：“营地除了我之外，只有两个尼泊尔队员。”大本营一听就急了，仁青平措和大次仁是从南侧跨越到北侧的，对北侧的地形不熟悉，找不到营地是极其危险的。 大本营开始反复呼叫起来，终于，大次仁的声音传了下来：“已经到达营地，仁青平措在突击营地，没有见到李致新。”“你在几号营地？”第一次到北坡的大次仁说不出来呀。 大本营被山上的回答搞得一头雾水。其实，当时三个人都在8300米的突击营地上，大次仁为了保暖，在自己的红羽绒服外面又罩上了一件蓝衣服，被李致新错认成是尼泊尔队员了。直到10点半，两人在帐篷外面碰上了面，才彼此认出了对方，哈哈大笑起来。 接下来的事情是1988年给李致新印象最为深刻的事情了。

见到大次仁之后，他的心里也塌实了，赶忙钻进帐篷，点起炉子，脱下已经湿透的手套和袜子，准备把它们烤干后再穿上，另外，也实在需要喝点热水了。从突顶前夜到这会儿，他还什么都没有吃呢。他这样回忆了那个难忘的夜晚。 就在我刚刚生起炉子、脱下袜子、手套准备烘干的时候，报话机里传来了大本营曾曙生的紧急呼叫：“李致新，听到没有，请回答！”“听到，请讲。”“现在日本朋友正在下山途中，由于夜色很浓，又下起大雪，他们已经迷失了方向，需要你出来给他们指路，打开头灯，敲铝盒，用一切手段，向山上发信号。无论如何，你要克服困难，大本营命令你，钻出帐篷，为日本人指路。”当时，我心里非常矛盾，一种莫名其妙的委屈涌上心头，竟不觉感到眼眶一热，我已经这么累了，袜子、手套还是湿的，刚要暖和一下又让我出去，领导也太不理解山上兄弟的艰难了。没办法，只好执行命令。“执行命令！”说完我就把报话机摔到一边，重又套上冰冷潮湿的袜子和手套，拖着疲惫的身子钻出了帐篷。风雪中，我向山上打着灯光，只感到手脚冰凉，心仿佛在哭泣。

大本营的同志们也在为我担心着急，他们知道我的脚已经冻伤，为防止伤情的扩大，不断提醒我在原地活动手脚；怕我在风雪中睡着了，不停地和我说着话，鼓励我。可我此时的情绪坏到了极点，只是固执地感到他们不理解我。对他们的问话，我一概不理，更何况，在海拔8300米说话是那么困难。这时候，不知是谁说了一句：“李致新，这是关键的时候，是你立功的好机会。”这真是火上浇油，我再也忍耐不住，钻进帐篷，冲着报话机嚷道：“这好机会，你来试试！”接着是很长时间的沉默，再也没有人说话了。 此时，我已经看到日本队员向营地移动的微弱的灯光，他们现在正在海拔8500米的高度，我拿着头灯向他们照过去。 风越来越大，气温越来越低，我的手脚由疼痛变得麻木，寒风夹着雪片吹到我的脸上和脖子里，我越来越感到彻骨的寒冷，整个心都好像成了冰块，一种被亲人抛弃的感觉严严实实地包裹着我。终于，我无声的哭了。我不知道在这洁白的世界中倒下去的勇敢者的英灵在怎样嘲笑我，我也不知道我所崇拜的英国登山家马洛里站在8700米的暴风雪中该怎样痛骂我。但我知道，此时此刻我的灯光，意味着日本登山队员的生命，我只能无条件的执行命令。

就像白天突击顶峰那样，坚持，坚持，再坚持。 此刻，时间仿佛停滞了似的，平时蓬松保暖的鸭绒装备，怎么也抵挡不住高山上严寒的侵袭了。还是我们的曾曙生队长理解我的心情，他说：“李致新，今天你们登顶的实况，中央电视台进行了转播，中央领导及国家体委有关方面都给登山队发来了贺电。你的父母、女朋友、同学都通过电视看到了你登顶的情况．．．．．．．”听到这些，我的心里多少感到一些安慰，情绪也好了一些，在风雪中继续摇动我的头灯。日本队员下山的灯光，也越来越近了。 到5月6日凌晨一点多钟，第一位日本队员回到了营地，接到指挥部的命令，我已经完成了任务。于是回到帐篷，一头钻进睡袋什么也不知道了。待我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发现我的帐篷里又多了两名日本队员，他们什么时间回的营地，进的帐篷，我全然不知。 成功地完成双跨后，李致新给《山野》杂志写了这篇稿子，既没有写登顶那个伟大的瞬间，也没有写自己险些丢了一个脚指头，却选择了这个登顶后的夜晚。 他说，登顶之夜所经历的一切，是极其艰难的，是对我心理上和意志上的一次磨练和考验。每当我回忆起这难忘的经历，我都深有感触。

对于攀登者来说，他所获得的一切不仅仅是在顶峰上，更多的是在他们艰难的攀登中，顽强的探索中和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的拼搏中。

1988年·珠峰·伟大的跨越1988年珠峰·伟大的跨越(11)

登山活动宣布结束之后，珠峰南侧突然传来消息，南侧日本队的攀登队长要切腹自杀 所有的故事可以在高潮时落幕，但惟有登山不同，登顶对于整个登山活动来说只是有了一个结果，登顶之后的故事往往才是最耐人寻味的。 5月8日，中日尼三国联合登山队宣布：双跨行动圆满结束，全体下撤。北侧已经开始拆除帐篷，依次向大本营撤回。得到不让登顶的消息后，南侧一直在大本营待命的日本队队长汤浅要切腹自杀。 关于1988年的双跨，这个节外生枝的故事让我难以忘怀。起初是因为好玩儿——北侧大本营向全球无线电爱好者发出求助信号，请求帮助联系上北京。如果是在今天，即使在顶峰上也可以通过海事卫星寻到一个在地铁里的人，这种方式多少有些可笑，毕竟是10年前的事情呀。但随着对整个珠峰攀登的回顾，这个故事是一种难言的酸楚。 5月8日晚，北侧登顶队员刚回到大本营不久，电台收到了来自南坡的消息：日方队长汤浅要自杀，他无法忍受自己的队员望着一步之遥的顶峰向下走。 5月4日，第二突击队的9名队员按照计划上升到海拔8050米的4号营地，但他们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一件事：氧气短缺。

南侧总队长，来自尼泊尔的贡嘎队长说南坳有24瓶氧气，但实际上只有10瓶左右，有的氧气瓶背上来之后又被背运工用了不少。这让南侧首席攀登队队长矶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