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小红狐（4）

格尔达看不出她自己与共和党人的战士之间有何区别。她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客观精神。她现在屁股上挂着精致的左轮手枪，白天晚上都别着。她对一位德国摄影同行沃尔特·路透说，她还穿着长统袜和高跟鞋上前线，因为那容易刺激男人的士气。在别人看来，比如在阿尔弗雷德·康托维茨和苏维埃作家米哈依尔·柯尔索夫眼里，她已经成为一名反法西斯战士：她对正在分裂共和党人的政治暗斗一无所知，但对西班牙平民的苦难却十分敏感。意识形态不太有多大关系。战胜法西斯是最为重要的。“我们都认识一些极优秀的人，他们在这场自卫战争中死掉，”她告诉考克布恩说，“想起这些人，你会产生很荒诞的想法，觉得自己到今天还活在世上都是不公平的。” 格尔达应该于7月26日星期一回到巴黎的。星期五，也就是24日，共和党人又争得了一片失地，她决定回到布伦莱特去，最后去一次。星期天早晨天刚刚亮，她打电话给泰德·爱伦，请他跟她一起去——她已经找到一辆车送他们去。“我得带上一些好照片回巴黎去，”她告诉他说，“如果他们还在布伦莱特一带战斗，那我就有机会拍到好的动作照片。”

他们到达布伦莱特的郊区，法国司机就再不想往前开了，一码都不往前开了，格尔达和爱伦步行穿过一片玉米地。到了城里，他们见到了沃尔特斯将军，他是那个地区共和党武装力量的司令。因为遭受了重大损失，他和其他官员的士气都低沉得很，因此命令他们立即离开。格尔达请求沃尔特斯，但沃尔特斯再次命令她离开，这次是对她吼叫着。但是，她不听。因为预期会有叛军疯狂的进攻，她和爱伦找到了很浅的一处猫耳洞躲起来。吓坏了的共和党部队就躲在附近。 接着就听到了弗朗哥的飞机传来的凶险的声音。12架海因克尔轰炸机布满了天空。几秒钟后，炸弹就在他们身边炸开了。格尔达投入行动，开始拍摄了，一边拍摄，一边看到灰土在猫耳洞旁边雨一般落下。一名德国秃鹰大队飞行员沃勒尔·布默尔伯格从飞机上朝下看，他看到了一大片被毁灭的人和物，他觉得自己亲临了“地球上的最后一日”。 约在早晨4点，格尔达和爱伦看到了双翼飞机，上面都装配着重型机关枪。有一架直接朝他们冲下来。爱伦意识到，飞行员一定看到格尔达手中的相机在阳光底下发出的金属反光。一架飞机已经飞得很低了，并且发现了他们的猫耳洞，但她保持镇定。

更多的飞机朝他们这边飞来，她仰躺在地上，只管不停地往莱卡相机上装胶卷。卡帕的自动摄影机就在离猫耳洞几英尺远的地方，爱伦抓住了，拿来当防止子弹、榴弹和飞石射中的挡箭牌。约在下午5点30分，爱伦和格尔达突然之间看到了朝他们的方向飞速撤退的一群人。有几个人就在离他们几码远的地方被炸得粉身碎骨。接着是一片混乱，更多的人转身逃跑。但接着，有几名共和党人的士兵就在附近拿步枪对准自己撤退中的战友。这就足以抵挡后退之潮了，不久之后，共和党人的阵线重新纠集起来。爱伦请求格尔达离开。最终，她同意了。 他们陪同一位苏格兰医生到了新的前线，是在布伦莱特和附近的维兰纽瓦村之间形成的。沿路都是死人或垂死者。格尔达没有拍摄他们。她没有胶卷了。在维兰纽瓦村，两名男子请求医生帮助一名受伤的朋友。他们掀开盖住战友的毛毯：他的双腿已经炸得认不出形状来了。一辆共和党人的坦克从旁开过。他们把受伤的战友放在坦克里，然后搭车前进。敌机再次出现。坦克在一座泥墙农舍旁边停下来，那里面挤满了已经死去和正要死去的人。 一辆装着三名伤员的白色巡逻车开过来了。格尔达和爱伦挡住车，请求搭载一程。格尔达跳上踏板。

“今晚我们将在马德里开一个告别晚会，”她说，“我已经买好了一些香槟。” 突然间，共和党人的另一辆坦克也开过来了，坦克转向朝他们开来，好像司机已经失控了一样，之后就撞上了小车侧面，将格尔达挤扁了，同时把爱伦挤到了附近的一条沟里。接下来，爱伦所知道的就是他躺在路边。他的裤子已经被撕开了，血乎乎的，但他不觉得疼痛。两名士兵跑过来将他拖进沟里，因此他大声呼喊格尔达的名字。接着，他看到了格尔达的脸。她在尖叫，她的眼睛在请求他帮助她，但是，他的腿一动不能动。 敌机再次俯冲下来。士兵奔向掩体。飞机经过。爱伦高喊格尔达的名字。有人告诉他说，已经用救护车将她拖走了。他问她的相机在哪里。没有人知道。接着，有人将格尔达的皮带递给他了——上面的木搭扣已经粉碎了。几分钟后，他昏过去了。他在名叫艾尔艾斯柯里尔的小城的一家医院里醒过来。 那家医院以前是耶稣会办的儿童学校，有很大的宿舍和供严重伤员用的单独房间。有人告诉爱伦说，格尔达也入了院。她刚刚做了一次大手术。一位英国护士说，她已经休克了，但有可能醒过来。很明显，她被抬上担架的时候还是清醒的，并且请求医生发电报给《今晚报》的编辑和卡帕。

当天晚上，美国护士艾琳·斯彼尔伯格努力让她处在“舒适的”状态。 坦克将她的肚皮撕开了。她的腹部受了重伤——所有小肠都冒出来了。我记得泰德·爱伦就在那里，并要求去见她。但是，我不能让他进去，因为有人告诉我要让她处在舒适的状态中，不能有疼痛。如果我知道她迟早会死掉，倒不如让他进去看看还好些。但是，她并没有提出见他的要求。她问的惟一问题是：“我的相机没事吧？都是新相机啊。没有问题吧？”死的时候，她只是闭上了眼睛。我给她吃了一些吗啡。我们没有盘尼西林，也没有别的抗生素，她最后没有体会到疼痛。我记得很清楚，她很漂亮，本有可能当上电影明星的，而且她并不害怕。 7月26日星期一早晨，刚刚6点多一点，爱伦得知，格尔达已经死亡。爱伦的儿子，诺尔曼·爱伦医生说，他父亲于1995年死于蒙特利尔市，一直到死，他都在回想格尔达的死亡。 7月27日，卡帕在巴黎拿起一份《人性报》。里面有来自西班牙的一个简报。“一位法国记者，塔罗小姐，据说在布伦莱特附近的一次战斗中被打死。”卡帕惊呆了。这可能是真的吗？当天稍晚些时候，他接到《今晚报》主编路易·阿拉贡打来的电话。格尔达的确已经死亡。

卡帕在巴黎等待情人的尸体从西班牙运回，这期间，欧洲左派的媒体都在大力赞扬格尔达，将她从一个鲁莽的记者提升为一名反法西斯圣徒。《今晚报》登载了数百人的颂辞，还拨出了大量版面纪念她的一生。《生活》杂志描述她为“也许是在行动中被打死的第一位女性摄影家”。最终，1937年7月30日星期五，格尔达的棺木到达巴黎，数以百计的共产党人和朋友，包括卡帕和格尔达的家人在内，齐聚盖尔多斯特里兹迎接其灵柩。露丝·切尔夫也在其中，她清楚地记得，第二天，大部分由共产党人构成的上万的人也去参加了葬礼，那是格尔达的26岁生日。葬礼从文化大厦一直到了彼埃尔拉雪兹公墓。 根据多位目击证人的意见，卡帕跟在棺木的后面，完全无法安慰，格尔达的父亲开始唱念教律的时候，他一下子哭出声来。他在独处中寻找安慰，喝很多酒，把自己锁在工作室里，一连两个星期不出来，吃得很少，完全被一种未亡人的内疚心理打垮了。是卡帕教会格尔达使用莱卡相机的。是他介绍她了解战地摄影报道的。他见过她最杰出的照片以他的名字出现在报刊上。他按计划让自己成为世界最著名的摄影家，但他的发明人却死掉了。为什么是她？为什么不是他？

在亨利·卡迪埃-布莱森的眼里，这好像是蒙在卡帕头上的帘子已经掀开了。最后从躲藏在后面的地方冒出来的这个人，在别人的眼里看起来完全是不同的一个人：他世俗，甚至有机会主义的思想，有时候还有深刻的厌世情绪，他担心跟任何人联系起来，他陷入了永久的伤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