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上了邓林 （2）

回到郑州，孙良就又回到了他原来的状态。他的妻子没过多久就又去了澳大利亚。送妻子走的那一天，他有一种永别的感觉。想到上次也是这样，这种感觉就淡了许多。但从机场回来，他还是给妻子写了一封信。 信中的话也是他多次说过的。他讲他之所以不愿和她一起走，是因为他是一个靠文字生活的人，他无法想像离开了母语，会是什么样子。 当天晚上，他打完牌回到家里，又接着把那封信写完了。但写的时候，他的感觉有了一点变化。他想，他或许真的应该离开这个鬼地方，离开那些朋友，到那个四周都是海蓝色的国度去。“那些辽阔的牧场啊。”他这样感慨了一声，随手把这句话写了进去。他看了看，觉得它放在那里有点别扭，就把这一页揉到了纸篓里。 两个星期之后，他就把邓林给忘了。只是看到墙角堆放的那些变少的论文集，他才会想起他的济州之行。他模模糊糊地想起了他去济州的路上看到的那些麦田和麦田上的乌鸦。 在记忆中，那些情景都很有诗意。他给晚报写了一篇文章，谈到正是那些鸟引起了他对日益消失的田园的怀念。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又有点激动，字迹难免有点潦草，定稿时有些字连他自己都认不出来了。因为写这篇文章，他的一些记忆被激活了。

在那些惊飞而起的鸟的背后，邓林出现了。他随之想起了许多细节，包括邓林胳膊上的那个牛痘疤。这一天，他去参加一个座谈会。会上会下，他发现自己总是不由自主地要把他看到的每一个女人拿来和邓林比一下。他想起了邓林在做爱之后的那种羞怯的表情和她的忏悔。 当时，他觉得那种忏悔有点好笑，现在他却不这样看了。他想，如果你觉得可笑，那你就是在嘲笑真正的生活，嘲笑人的尊严。我当时笑她了吗?吃饭的时候，他坐在一个角落里，一边对付一块牛排，一边问自己。他想自己其实并没有笑她，在她说话的时候，他正盯着悬铃木那灰白的枝条和暗红色的果球发愣呢。费边这天也在。当费边跑到孙良的这张桌子旁边，说他怎样吃不惯牛排的时候，孙良说：“你吃过悬铃木的果球吗?”话一出口，他就感到自己的话有点莫名其妙。费边说他没有吃过，也不打算吃，据他所知，那东西没有什么用处。孙良很想跟费边谈他在济州遇到的邓林，可费边离开了。 下午接着开会的时候，他和费边坐到了一排，他正要开口，突然觉得不知道该从何讲起。这件事隐藏在他的胸口，似乎很重，他感到自己有点承受不住了。他到楼梯口站了一会儿，又觉得有点轻飘飘的，就像微醉之后的眩晕。

当天下午，他没有等到吃那顿晚餐就走了。他坐的是一辆破旧的长途客车。在高速公路上，车坏了一次，好久没有修好。他对售票员说，他不要求退票，但请她帮他再拦一辆车。他的说法遭到了别的旅客的反对，他们说，要是修不好，票都得退掉，不能因为一个人坏掉了规矩。他只好在那里等下去。 天已经黑了，他接过一个旅客的手电筒，帮修车的司机照着。他还往天空照了照，灯柱一直延伸得很远。人们都等得很着急，为了让人们不生气，他还用手电照了照自己的脸。这是他小时候常玩的把戏，手电从下巴往上照，那张脸就显得非常好玩。“真他妈滑稽啊。”果然有人这么说。 他想起有一次，几个朋友在一起为南方的一本杂志搞人文精神对话，晚上喝酒的时候，一个人喝醉了。有人在饭店门口用手电照了照星空，那个喝醉的人立即要顺着那个光柱往上爬。拿手电的人把灯光一灭，那个人就像从树上掉下来了似的，一头栽到了地上。 他想，等我见到了邓林，我要把这个笑话给她讲一讲。一直到九点多钟，他才到达济州。他来到了济州宾馆，可门卫不让他进去，说这里正在开会，不接纳别的客人。他看了看他住过的那间房，那里并没有亮灯，有许多房间都没有亮灯。

他想大概是他的衣服太脏了，门卫把他看成了胡闹的民工。他后悔自己当初不该往车下面钻。我怎么那么傻啊，售票员都懒得钻，我干吗要进去呢?他在济水公园斜对面的一个小旅店里住了下来。 房间里没有电话，他也不想给她打电话，他想给她一个惊喜。但认真地洗漱完了之后，他还是到门口的一个小卖部里去了一下，那里有一个公用电话。可他怎么也打不进去。小卖部的那个人把电话拿了起来，交给了别人。 人的心灵是多么粗糙啊，孙良想。他站在小卖部外面，生了一会儿气，又向另一个小卖部走去。他刚刷过牙，本来不想抽烟的，可他一进去，就买了一包烟，并对卖烟的人说，先不要急着找钱。后来，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交通电台的门口。 有一个女人从里面走了出来，戴着他熟悉的那种圆顶帽子。从身高上看，她显然不是邓林，可他还是差点喊出“邓林”两个字。他理过发了，那件她熟悉的外套也留在了旅馆里，他担心她出来的时候，一下子认不出他来，所以他尽量往有灯光的地方站。第二天下午，他终于和她取得了联系。她告诉他现在没法出来。“要过元旦了，我们正在准备一台节目，很忙。”她在电话里对他说。他没吭声。过了一会儿，她又改口了，说，要见也只能见一面。

她以为他又住到了济州宾馆，说，她派人将一张票送到济州宾馆的门卫那里，他可以拿着票进来。“如果别人问起来，你就说，你是司机，送人来审查节目的。”他还听见她抽空和别人开玩笑：“都是你把我害的，谁叫你让我主持这玩意呢，不管是什么人都向我要票。” 那个男人说了点什么，引得她笑了起来。孙良想，那是个什么鸟男人呢?他立即难受了起来，对她甚至有点憎恨。他去了，从打印出来的节目单上看出来，这是一场和部分听众联欢的节目的预演，邓林是主持人之一。

喑哑的声音遇上了邓林 （3）

到场的人并不多，可是有第三个人在场，孙良都会觉得人有点太多了。邓林穿着白纱裙，他周围的人都说，那身打扮不错。可孙良觉得一点都不好。他不想看到她这种公众形象。到场的那些人基本上都是电台的职工和家属。他是从身边人的谈话中听出来的。 “正式演出的时候，也不能让那些傻冒听众来得太多，否则的话，很可能会闹出点什么乱子来的。”他听见一个人说。现在我就想闹出点乱子，孙良想。孙良出去了，在演播厅外面吸着烟。吸了两支烟之后，邓林也出来了。她并不叫他，很直朝楼道走去。他连忙跟了过去。 她果然在三楼的楼梯上等着他。那里有两个工人在扯着电线。邓林和他们打了个招呼。她平时大概从来没有搭理过他们，所以他们一下子有点反应不过来。她又和他打了个招呼，说：“你也是出来取东西的吗?”他感到这实在是好笑，但他还是说，是的，我要取一份贵重东西。“你怎么能把它称做东西?”她突然说，同时还在往上走着。他没有答话。 他的脑子还来不及产生另外的念头，只有刚才那个念头在他的脑子里嗡嗡响着——我想闹出点乱子来。这个楼只有五层，否则，他们可能会一直这样走下去。走到头的时候，她说：“你现在就走，一分钟也不要耽搁。”她吻了他。

因为彼此的慌乱，有一次，她竟然吻到了他的耳朵上，在那里留下月牙似的一圈口红。“他也坐在下面。”她说。他知道她说的是她丈夫。她拒绝他吻她，因为她脸上的浓妆，一吻就是个牛痘似的疤痕。 他是多么想吻一下那个牛痘疤啊，那是让他悸动的私人生活，可它现在却牢牢地隐藏在给众人看的白纱裙下面。她用手擦了擦他的耳朵，让他从另一个楼梯口绕下去。一个抱着手风琴的男人走在他的前面，边走边拉着。他跟着他走到一楼演播厅的门口。 那扇门把手风琴的声音挡住了，但他还是听到了一些声音。先是邓林那标准的主持人的声音，然后是一阵打击乐。他在门外站了一会儿，但他没能从那喧嚣的鼓点中听出来什么节奏。 以后每隔两三个星期，他们就会见一次面。如果是她来郑州，她就会在这里住一个晚上(也只能住一个晚上，因为她的节目一星期要播三次)。她不住他家，她每次都先在附近的一个旅馆里安顿好，再打电话让他去。 只有一次是个例外，那是在临近春节的时候，那个小旅馆里住满了人，她只好在他这里住了下来。可那天，他们几乎没有怎么睡，他们先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了很久，然后回到他家里，默默地吃着从街上带回来的快餐。

孙良吃得很认真，把菜叶上凝结的浮油抖掉之后，再填到肚子里。她说她正在减肥，不能多吃，但她喜欢看着他吃。她问他最近写了什么文章，她想带回去看看。他说好长时间没写了，不是没东西可写，而是觉得自己写下的每一句话，别人都写过了。 说这话的时候，他抬头看了看那顶到天花板的书架。“如果你想看什么书，你就从上面拿好了。”她的手在膝盖上拍了两下，坐在那里没动。她好像被地板上的什么东西吸引住了，那是一封信，是他写给妻子的信。 他对她说，那信虽然很短，但抄它还是费了一些时间，因为他想把它写得尽量工整一些，漂亮一些。他说，他的妻子也喜欢看他的字，那是她和祖国惟一的联系。 有一年冬天，一个星期六的午后，他正在午睡，突然被她的电话吵醒了。她说她现在就在郑州，让他到奥斯卡饭店附近的那个公园里去见她。他在新买的市区交通图上查了一阵，才搞清楚那个奥斯卡饭店就是以前的中原酒家。 那里距他的住处并不远，他还有时间把脸、头发收拾一下。刮胡子的时候，他一不小心把耳垂刮了一下。他小心地在那里涂着药水，突然发现有几根白发支棱在鬓角。她已经在公园里面等着他了。

正对着门口，是一个用冬青树修剪成熊猫形状的盆景，远看上去，就像一幅卡通画。她就站在那里，一些暗红色的落叶在她身边拂动着。他们边走边聊，后来不知道怎么就聊到了她的丈夫。她说，这次她是和丈夫一起来的，她的丈夫正在宾馆里开会。 “他常来这里开会，接见别人，或受别人接见。”她谈到自己并不厌恶丈夫，尽管他从未让她感到幸福，但也从来没有给她带来过什么痛苦。他们继续走着。她谈到她的那些听众非常可爱，也非常可怜，因为他们从来听不到她真正的声音。“只有你是个例外。”她说，他纠正她说，不是可怜，而是可爱。 他们这时候真的看到了许多可爱的人。那是些孩子，他们在一个滑梯上爬上爬下。像往常一样，在散漫的交谈中，有什么最紧要的话题好像随时要跳到他们之间。他们踩着悬铃木暗红色的果球，绕过了一个小树林，在金水河边坐了下来。她把脸埋到双膝之间，小声地哭了起来，那声音跟她平时说话的声音一样喑哑。 他想像着能用什么办法来安慰她。他对她说，他真是在爱她，但这似乎并不顶用。

是的，如果她现在明白无误地对我说，她也深爱着我，那又顶什么用呢?如果现在是我哭了起来，她又会怎样安慰我呢?于是，他又想像着自己哭起来，会是什么样子。 好在天黑之前，还有一段时间可以让他想像，所以他并没有感到事情过于棘手。周围的灯光慢慢亮了，在他们面前，是金水河黝亮而细碎的波纹。

朋友之妻车票已经买了

怎么拍打方向盘都没用了。五月底的这个午后，暴雨过后的汉州变成了一片泽国。杜蓓很自然地想起了威尼斯。三个星期前，她刚从意大利回来。她在波伦亚大学做了半年访问学者，研究符号学。回国前夕，她还去过一次威尼斯。在发给丈夫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她说威尼斯太美了，那些古典建筑就像水面上盛开的睡莲，映在窗玻璃上的水纹，温柔得就像圣母的发丝。她对丈夫说，要不是因为我还爱着你，哼，我才不回去呢！在另一封邮件中，她说她要向政府建议，在汉州多挖几条河，有了水城市就有了灵性。 她万万没有想到，几个星期后，上帝——回到了国内，或许该称老天爷了——竟以这种方式满足了她的愿望，眼下，枯枝败叶和花花绿绿的塑料袋打着漩从她的桑塔纳旁边流过，向前面的铁路桥下汇集。那里地势更低，有个女人∷过来的时候，积水竟然一直淹到了乳房。停在她面前的是一辆黄色面的。司机的光头伸出车窗，就像一只吊在墙外的青皮葫芦。他不停地向后看，显然想找个车缝儿倒回去。那条汗毛丛生的胳膊也悬挂在车窗之外。她隐约看见上面刺着拳王泰森的头像，她曾在电视上看到泰森的胳膊上刺着毛泽东的头像，看来偶像也有偶像。

这位拳王的崇拜者也喜欢用拳头说话，眼下他就一边张望，一边捶门叫骂，意思是要和市长的姥姥做爱。 “做爱”这个词在杜蓓的耳膜上停留了片刻，她立即想到了放在坤包深处的那盒避孕套。那是丈夫喜欢的牌子，“风乍起”，上面还标明是激情型的。她想起来了，丈夫当知青时写过的一首诗，名字就叫“风乍起”。她的丈夫早年是个诗人，现在是国内著名的哲学教授。杜蓓出国前一个月，他调回了上海——他原来就是个上海知青。他和前妻生的儿子已经快上中学了，为了儿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他把儿子也带去了上海。 年底以前，杜蓓也将调到丈夫身边。她还在国外的时候，丈夫就在电子邮件中对她说，他已经快把她的调动手续办完了。“一共要盖三十二个章，已经盖了二十多个了。”没想到一个哲学家为了她每天在俗世中穿行。她不免有些感动。她回国的时候，丈夫本来要赶到北京机场接她的，可由于他招收的博士研究生要来参加复试——他说，其中确有两个好苗子，也喜欢写诗，令他想起自己的青年时代——他不得不取消了这个计划。她自己呢，因为一些必不可少的俗事需要处理，所以也没能去上海看他。如今，事情总算忙完喽。按照原来的计划，杜蓓将乘坐明天凌晨一点钟的火车赶赴上海。

光头司机再次捶门叫骂的时候，她想，骂得好，Fuck!骂得好。如果儿子没在车上，她也会骂上几句的。 这么想着，她赶紧回头看了一眼儿子。儿子今年五岁了，在她出国期间，一直由退休的母亲和小保姆带着。儿子和她很生疏，她回国几周了，还没有听他叫过一声妈妈。这天，他之所以愿意跟她出来，是因为他喜欢坐车兜风——这是在儿童乐园里坐碰碰车养成的习惯。 她曾亲耳听见他说过几句粗话，并为此揍过他。母亲告诉他，那些粗话都是从幼儿园学来的，这个年龄的孩子正热衷于模仿各种粗言鄙语，而且一学就会。眼下，儿子踩在后座上，好像被别的东西吸引住了，似乎并没有听见那些粗话。“我也要坐唐老鸭。”儿子突然说。“唐老鸭？”透过车窗的后视镜，她看见了儿子所说的唐老鸭。那是一支三轮车队，每辆车的车篷上都画着几只唐老鸭，上面喷着一行红字：下岗工人，爱心奉献，护送宝宝，风雨兼程。 三轮车司机愁容满面，车上的孩子却兴奋得哇哇乱叫。后来，当其中的一辆三轮车突然翻倒，几个孩子真的像唐老鸭那样在水里乱刨的时候，杜蓓赶紧揿动按钮，把后面的车窗关上，因为她担心吓坏儿子。

但儿子不但不领她的情，反而捶着玻璃，喊着打开打开，这一次他不提唐老鸭了，他说的是小恐龙。“咦，小恐龙，小恐龙，淹死他，淹死他。” 小恐龙们的挣扎引起了众多人的围观。和她的儿子一样，他们一个个都笑得前仰后合。她想，应该教育孩子学会爱，学会怜悯，学会尊重他人，不能让他和那些丑陋的围观者一样麻木不仁。但眼下她无法给儿子上课了。她得考虑如何把车开出这片水域。那辆桑塔纳是借来的。去上海之前，杜蓓要开着它到郊区去见一个人。一个她不愿见到的女人。 她名叫引弟，是丈夫的前妻。一想起引弟这个名字，她就想笑，太俗气了。她的几届学生当中都有叫引弟的，无一例外，她们的父母当初都想生个男孩，好像给女儿起上那样一个名字，他们就能够如愿以偿，引弟的父母是否如愿以偿了，杜蓓并不知道。她所知道的只是，引弟比丈夫还大一岁。据丈夫说，当知青的时候，他曾叫她引弟姐姐。上个星期五，杜蓓首次向丈夫透露，她终于可以抽出时间到上海看他了。她原以为丈夫会喜出望外，没料到竟受到了丈夫的劝阻。丈夫说儿童节快到了，他很想见到小儿子，还是他回来算了。

当她表示可以带儿子同往的时候，丈夫又说，她的调动表上还有两个空格，需要在汉州盖章，他想趁此机会把事情办了。现在想来，丈夫的最后几句话确实非常入耳，把她都感动了。 他说她在国外漂泊已久，难免身心疲惫，现在最需要的是静养，总之无论依情依理，都应该是他回来看她。事情似乎就这么定了，几天来她怀着感激之情，安排小保姆拆洗被褥，打扫房间，并把自己的母亲打发回了老家，准备迎接丈夫大驾光临。她怎么也没有想到，昨天凌晨，丈夫竟然打来电话，说自己要在儿童节之后才能回来。他的理由似乎很充分，说自己突然接到通知，要出席一个重要的学术会议。丈夫嗓音疲惫，咳嗽个不停，还伴之以吐痰的声音——他解释说，因为急着准备发言材料，也因为归心似箭，他一宿没睡，烟抽多了，听得出来，他是歪在床上讲这番话的，床的咯吱声隐约可闻。 在波伦亚大学访学期间，受一些好吃懒做的女权分子的影响，她也养成了睡懒觉的习惯。但昨天早上，她放下电话就爬了起来。稍事装扮，她就打的直奔火车站。她的耳边不停地回放着丈夫的电话，以及床的咯吱声。七年前，她和他一起去云台山参加哲学年会。那时候，她还是他的研究生。会议结束的那天，他们并没有立即返回学校。

那天晚上，他们第一次睡到了一起。当时她还是他的研究生，他也没有和前妻离婚。她清楚地记得，第二天早上，他歪在床头给前妻打了个电话，他告诉前妻，会议延期了。他打电话的时候，她就枕在他的胸前，用手捋着他的胸毛。他呢，一手握着话筒，一手捏着她的耳垂。她还记得，当时，他也向前妻提到了这个词——归心似箭。她还记得，当时她生怕自己笑出声，就翻身下床，想躲到卫生间里去。记忆之中，尽管她的动作像蝴蝶一般轻盈，但她还是非常担心，床的咯吱声会通过话筒传到另外一边。 从汉州到上海，每天有两趟车，一趟是凌晨一点钟，一趟是中午十点钟。由于临近假期，两个车次的卧铺都已早早售完了，她只好从票贩子那里买了两张，是凌晨一点钟的票。在国外访学期间，她的导师Umberto(恩贝尔托)先生教育她要掌握所谓的“符号感知”能力，也就是“只凭动作鉴别信息”。 但是，在混乱的汉州火车站广场巨幅的液晶广告牌下，尽管那个票贩子以女儿的名义发誓车票不假，她还是吃不准它的真伪。有什么办法呢，她只能祈祷它是真的，捏着那张高价车票，她一时拿不定主意，是否把这事告诉丈夫。不说吧，他肯定会把这看成偷袭；说吧，他会觉得她不可理喻。

后来，她还是决定告诉他。她相信，丈夫没有理由胡搞，像她这样才貌双全的女人，他到哪里去找呢？除非他瞎了眼。如果他真的瞎了眼，那还有什么好说的？离掉就是了。不管怎么说，主动权都掌握在自己手里，根本犯不着去看对方的脸色。 当初去意大利的时候，她也只是象征性地征求了一下他的意见，最后还不是由她说了算？这么想着，她都有点同情对方了。是啊，说穿了，我到上海看他，就是对他的恩赐。随即，她便想象丈夫正在出站口迎接自己。上海正是梅雨季节，所以他手中还应该有一把伞。为了与年轻漂亮的妻子相配，他还新染了头发。他的另一只手也没有空着，正挥舞着一束鲜花……这些美好的情景深深地激励了她，所以还没有走出车站广场，她就掏出手机给丈夫打了个电话。 她告诉他，车票已经买了，买了两张。她说，因为她听出他在咳嗽，还有那么重的痰音，她很不放心，临时决定去看看他。这一次，轮到丈夫感动了，他说自己只是轻微的头疼脑热罢了。很快就会好的。劳夫人的大驾，他实在过意不去。打完电话，她的心情好多了，出气也均匀了。

在车站超市，她买了几只薄如蝉翼的内裤，夏奈尔牌的；她还顺便逛了逛超市里面的书店，她还意外地发现了一本新版的《朦胧诗选》，里面收录了丈夫在知青时代写的两首诗：一首《向往未来》，还有一首就是与避孕套同名的《风乍起》。她想都没想，就把它买了下来。 到了晚上，她歪在沙发上翻着那两本书，同时命令小保姆给她的手指甲、脚指甲涂上蔻丹。她睡得很香甜，连儿子尿了床都不知道。为了弥补自己的歉疚，也为了和儿子联络感情，早上起来她上街给儿子买了一套衣服，还买了一顶新式的遮阳帽，上面印着预祝北京申奥成功的五环图案——以前她总是觉得举办奥运是劳民伤财，可这会儿她觉得如果真的申办成功，她和丈夫一定以儿子的名义为奥运捐款。在超市门前的小摊上，她还看中了一把瑞士军刀。她想，见到丈夫以后，她可以告诉他那是在意大利买的，地道的瑞士货，为的是他多吃水果，但回来以后，她就接到了丈夫的电话。 丈夫的声音很急切，他说早上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