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节

再说徐悲鸿与蒋碧薇登上了“博爱丸”号，一出海，便遇上了恶劣天气。蒋碧薇在自述中写到: 博爱丸徐徐地驶出了黄浦江口，才出海，便碰上了恶劣的天气。从窗口外望，层层叠叠的云霭，堆砌在海天间，风高浪急，波涛冲击着船舷，船身立刻剧烈地颠簸。一阵头昏，只想呕吐，一会儿，徐先生也和我一样地晕起船来。

48年前第一次作海上旅行，记忆中只是痛苦的回味和一片渺茫的空白，因为一路上我什么也没有看见，航行时间多半躺在舱里，呕吐得胃中空空如也。风浪小时才能勉强挣扎起来，到餐厅里进食。西餐味道不好，刀叉更不会使用，我怕人家笑话，暗暗注意别人的动作，心摹手追，依样画葫芦。徐先生却不理这一套，他用自家的方法吃大菜。由于晕船，无法欣赏海上风光。船到长崎，身体仍然觉得虚软，脑子里也是昏昏沉沉的。乘火车到达了东京，我们找了一家旅馆暂时住下。 每每我望着这个极其熟悉却又像是非常陌生的男人，我内心喜悦，但也有梦幻似的感觉。我经常在问自己，这一切难道果然是真实的吗? 语言不通，举目无亲，初到东京的时候，处处都感到不便。幸好不久以后，徐先生遇见几位熟朋友，其中有一位是无锡人龚先生，他介绍我们到他所住的“下宿”租一间六席小房。房东是日本人，楼下除了自家住用，把另两间余房分租。 初到日本，人地生疏，语言不通，生活习俗不适应，两人的生活艰辛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几个月后，蒋碧薇的姐夫也到了日本，从他口中，蒋碧薇才知道自己的贸然出走，给家人带来了很多的痛苦。

艺术情痴—徐悲鸿痴迷艺术

生活窘困，徐悲鸿回国筹措到留学经费，却买了金石书画作品;面对痴迷于艺术的丈夫，蒋碧薇心里渐渐有了一种被冷落的感觉 1919年3月20日，在康有为、哈同花园总管姬觉弥等人的帮助下，徐悲鸿获取了官费留法生的资格，终于一遂心愿，风风光光、名正言顺地带上了妻子蒋碧薇正式赴法勤工俭学。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颠簸，是年5月，徐悲鸿夫妇抵至巴黎。徐悲鸿考进了法国国立最高艺术学校，蒋碧薇则进了一家女子学校学习法文。 徐悲鸿非常珍视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是班上惟一的东方学生，学习非常刻苦。先在素描班画石膏，平时都是自己临摹，每星期三、六才有教授到班上来指导学生。画素描期间没有时间限制，如果教授认为程度够了，就可升入高级一点的模特班画人体。经过了这个阶段，才有资格跟教授学画油画。由于徐悲鸿本就具有深厚的绘画功底，加之天资聪颖，特别勤奋执著，很快他就完成了艺术学校的素描课程，率先升入画室学油画。当时这所学校聘请的教授都是当代的一流名家，画室便以教授之名相命名。徐悲鸿特别崇拜现代派大师佛拉孟极，便投身其门下，转到了他的画室学习。

巴黎高等艺术学院在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学生进校容易毕业难，哪怕你学了几年，如果考试不合格，就不能算是正式生，更不能毕业。那些理论科目如解剖、透视等是很难考试及格的，而徐悲鸿是中国留法学生中惟一通过理论考试的人。这一时期，徐悲鸿的学业、画艺日渐成熟，夫妻间经过磨合，彼此也能够相知、宽容、信任，可以说是夫妇二人相亲相爱的黄金时期。暑假时，两人还遍游欧洲各国，饱览各地旖旎多姿的风光，度过了许多值得回味的美好时光。 徐悲鸿在艺术上大胆采用中西相融的办法，将国画的技巧与西方油画相结合，出了不少作品。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是以蒋碧薇为模特的。 不过，蒋、徐婚变后，几乎众口一词，对蒋碧薇有这样的评价:即在巴黎期间，不爱学习，怕吃苦，热衷于搞沙龙集会，并过分苛求物质上的享受。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徐悲鸿批评蒋碧薇不爱学习，让她买一把小提琴，结果，蒋碧薇将这笔钱买了一件漂亮的风衣。 事实上，徐悲鸿夫妇留学巴黎时，生活甚为清苦，有时到了三餐难以为继的地步。

贫贱夫妻百事哀，蒋碧薇身材高挑丰满，皮肤白皙，浑身上下洋溢着东方女性特有的魅力，这在巴黎，无论是中国留学生，还是法国人士，都对蒋碧薇的美貌赞赏有加。爱美之心人皆有知，蒋碧薇亦然。 一次，在巴黎一家时装橱窗前，蒋碧薇对一件风衣流露出喜欢的神情，她忍不住走进去试穿，果然如同度身订做一般，非常合体。然而，徐悲鸿搜遍衣兜连半个法郎都掏不出，两人尴尬一笑，只得作罢。几天后，徐悲鸿的一幅油画被老师出资1000法郎购走，他拿到钱后，冲到那家衣店，毫不犹豫地将风衣买了回去。蒋碧薇穿在身上，感动得热泪盈眶。 面对丈夫的关爱，蒋碧薇从心底里体味到了做妻子的快乐。她见徐悲鸿辛苦奔波，却连一只表都没有，好几次都劝他购置一块，徐悲鸿叹口气道:“买了表我们就吃不上饭了。”于是，蒋碧薇暗下决心，从每天的生活费中抠出一点钱，日积月累，为徐悲鸿买了一块怀表。 夫妇二人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在巴黎携手度过了一段艰苦但却难忘的岁月。 那时，国内正值战乱，城头变幻大王旗，政局不稳。留学生的费用时常供给不上，这给徐悲鸿带来了不少麻烦。

一次，他和蒋碧薇又到了断炊的地步，夫妇二人商定，由蒋碧薇出面，到中国驻巴黎的随习领事家中借钱。蒋碧薇出身阀阅世家，自幼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从不曾为生计发过愁。而今，面临借贷的窘境，这可真难为了她。去到领事家，吃饭谈天，盘桓了一个下午，蒋碧薇终于没有说出口。 夜半归来，徐悲鸿问借到钱没有，蒋碧薇只得如实相告。徐悲鸿一听，止不住热泪滚滚而下，他一把搂过妻子，爱怜地自责道:“要不是嫁给我，你也不至于吃这般苦。”蒋碧薇忙柔声劝道:“会有办法的，你没吃饭，胃不好，我去给你弄点热水敷敷。”就这样，两人就此挨过了这个饥饿之夜。第二天起来，已经断了炊，二人只得预备去一朋友家混饭吃，可是身上只剩下一个法郎，一算账，买两张地铁票就要80生丁，剩下20生丁刚好买张报纸，于是只得走路过去。 事也凑巧。就在夫妇二人徒步去友人的路上，房东从背后追上他们，高举着一张汇票。国内的第一笔款子寄到了，徐悲鸿忙赶去使馆领来这笔钱，总算解决了一时之急。而蒋碧薇却深陷惊恐，这样的日子不知何时是个头。 靠着徐悲鸿一人的留学官费，他们在欧洲苦撑了6年。1925年，由于政权的更迭，最终停发了官费。

徐悲鸿只得将夫人留在巴黎，回到国内筹措留学经费。 依靠友人的资助，徐悲鸿在新加坡替几位南洋富商画像，得到了一笔大约7万法郎的润资，这足够两个人在巴黎生活两三年。偏偏钟爱艺术的徐悲鸿实在不是居家理财过日子的好手，他兴奋之下，回了一趟上海，买了不少金石书画作品，待回到巴黎，又所剩不多了。 蒋碧薇大为震怒，想到以前的艰辛日子，她含着泪水狠狠向丈夫发泄了一通。 果然，10个月后，两人的生活又陷入了困境。抱着船到桥头自然直的想法，徐悲鸿再次将夫人留在了巴黎，独自远走新加坡，准备再次筹措经费。 这一次的远走，为他们以后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一个大大的伏笔。蒋碧薇在丈夫走后，黯然神伤，平时多亏一些中国留学生的照顾，她才度过了孤寂难耐的日子。这些人中，有位同样醉心艺术，并在绘画上有相当造诣的中国留学生———日后国民党内著名的技术官僚、中统头子张道藩。 张道藩，贵州盘县人，1897年生于该县一个名门望族之家。1921年赴英留学，毕业于伦敦大学艺术系美术部，1924年转入巴黎国立高等艺术学校。回国后，先后担任过国民党南京市政府秘书长，交通部、宣传部次长，国民党中宣部部长。

1949年去台后，曾担任过“立法院院长”、“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1968年病逝于台北。 张道藩与徐悲鸿夫妇初次见面是1924年5月。那时，徐悲鸿在艺术界已声名鹊起，加上他与蒋碧薇当年私奔的事，在欧洲留学生中颇为引人注目。徐悲鸿夫妇这年暑假，相偕旅行去了德国。此时，张道藩正盘桓于此，他久慕徐悲鸿的盛名，便前来主动拜访。他对徐悲鸿夫妇谦恭地说，他听说有位中国画家徐悲鸿在此，所以特来拜访，希望结交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张道藩当时穿一身雪白的西装，面容清秀苍白，身体略显单薄，举手投足间弥漫出一股世家公子的风范。两人谈得很是投机，对艺术的见解消融了彼此的陌生和距离。徐悲鸿高兴中，忙叫避在内室看书的夫人蒋碧薇出来相见。 蒋碧薇穿一件白底碎花的长裙，肩上很随意地披了条狐皮坎肩，落落大方地走出来，玉树临风一般，她浅浅一笑，礼貌地坐了下来。 张道藩呆若木鸡。 他一时愣在那里，老半天在徐悲鸿的提醒下才回过神，忙赧然一笑，脱口而出道:“想不到嫂夫人是如此的漂亮。” 这类的赞叹于蒋碧薇而言，实在是听得太多了。曾有不少留学生赞叹道:“蒋碧薇出来留学，以她的姿容与身段是给中国人增了光。”

因此，她未往心里去，也没有听出张道藩话中的意味。次日，徐悲鸿夫妇礼节性地前去回访张道藩。蒋碧薇穿一件鲜艳而别致的套裙，上衣是大红底、黄色花，下裙是黄色底大红花，站在室内猩红的地毯上，更显风姿绰约，雍容华贵。张道藩在那一刻彻底迷失了自己。他对好友傅斯年不住地叹道:“真乃天人也!” 徐悲鸿夫妇回到巴黎。张道藩一封狂放直白、激情澎湃的情书便写到了蒋碧薇手中。蒋碧薇大为惊惑，正如她在自传中所说:“1917年，我以江南的古老世家一个订过婚的少女，和一位醉心艺术的画家私自出走，逃到日本、北平、巴黎，终于发现我丈夫的心力，全部专注于他所热爱的艺术上面，我却无法分润一丝一毫，既得不到温暖，也得不着照顾，然而基于我的性格和教养，却使我安于做他忠诚尽责的妻子。” 思前想后，或者是根本不爱对方，蒋碧薇以嫂子的口吻给张道藩回了一封冷静、理智的信，劝他应打消此荒唐念头，不要乱系红绳，误人误己，应忘了她，再找一个相般配的人为伴。张道藩的失望可想而知。一年后，他从伦敦毕业，来到巴黎，进了巴黎国立最高艺术学校，学习绘画。徐悲鸿夫妇视他如同亲兄弟，积极往来，丝毫不存芥蒂。

随后，在大家的鼓动下，张道藩和法国姑娘素姗订了婚，两人从名义上守候了终生。一切似乎都已恢复了平静。徐悲鸿不久第二次孤身远走新加坡，筹措留学经费。 恰在这时，结婚9年不曾生育的蒋碧薇陡然怀孕了，徐悲鸿走后，她的反应特别剧烈。不久又开刀动了阑尾手术，吃什么吐什么，丈夫又不在身边，蒋碧薇备觉凄凉和痛苦，她多么需要一个人前来关心照顾自己。 心如发丝、浪漫多情的张道藩走了进来。他以徐悲鸿朋友的身份出现，尽力照顾蒋碧薇，其殷勤豪爽、善解人意、温柔体贴令蒋碧薇大开眼界，这也是醉心于艺术，残酷地热爱绘画的徐悲鸿根本就不具备的。 限于人伦良知、道德理念，两人这一时期保持了平和但却真诚的交往，尽管张道藩备受煎熬，但蒋碧薇始终礼貌地与他保持着距离，并未冲破情感和理智的樊篱。 两个月后，张道藩从意大利佛罗伦萨再次写了封长信给蒋碧薇，表达了自己的满腔爱意和相思之苦，蒋碧薇叹了口气，仍礼貌地回绝了对方，张道藩失望之下，便携着素姗黯然回到国内。不久，蒋碧薇告之徐悲鸿，因有身孕，准备回国。随后，带着大件行李由法国马赛回抵祖国。 两人商定，徐悲鸿在新加坡等着蒋碧薇，随后相携荣归故里。

岂料，粗心的徐悲鸿却违约先行回到了上海，待蒋碧薇来到新加坡，除了丈夫的一封信，却没有践诺两人的约定。 蒋碧薇心里充满委屈和失望。以她之想，当年两人私奔，让家族颜面尽失，而今双双荣归故里，或多或少可以弥补一下。再说，她有孕在身，独自一人回上海，实在不便。盼望了好几年的双双归国，成了泡影。后来，在友人的帮助下，蒋碧薇在新加坡休息了几天，再搭船回到了上海。

艺术情痴—徐悲鸿貌合神离

蒋碧薇得了猩红热，想吃冰激凌，徐悲鸿在数九寒天里，满街寻找;徐悲鸿坦陈他喜欢一位才华横溢的女学生，蒋碧薇惊得目瞪口呆 徐悲鸿归国后，利用他已成名出道的机会，在南洋一带作画，赚足了一笔不菲的佣资，然后在上海租了一栋小楼，将蒋碧薇父母一家全部接了过来，一家人终于苦尽甘来，团聚在了一起。是年底，他们的长子徐伯阳诞生了，徐悲鸿很是钟爱，以儿子为模特，直接或间接画了不少作品。 应该说，在这时候，无论是徐悲鸿还是蒋碧薇，他们都觉得非常愉悦。回想过去十年，奔波求学，尽尝艰辛。而今徐悲鸿已是声名鹊起的画家，被中央大学聘为教授，仅此一项便有每月300元的法币收入，这在当时，足可值现时的月薪2万元人民币。至为关键的是，留学归来的徐悲鸿已在美术界渐渐确立起大师级的地位，他把西方素描、油画的技巧与传统国画的风格相融合，自成一体，但开风气之先，与另一画家蒋兆和并称“徐蒋”。尤其是他笔下的奔马，神态各异、纤毫毕现，往往淡淡几笔，便形神皆备，由古至今，有人断言:无人能出其右。蒋碧薇乐在心间，她说:“我是女人，现实环境训练了我安排生活的能力，我愿和他截长补短，同舟共济。

我惟一的希望是像他那样的一块浑金璞玉，经过琢磨淬砺，将来能成为璀璨的大器。” 徐悲鸿对自己患难与共的夫人亦是体贴入微。1928年12月，蒋碧薇得了猩红热，热度高得可怕，浑身都出红疹，辗转病榻，痛苦不堪，一心想吃冰激凌。可是，数九寒天哪里去找，徐悲鸿痛在心间，想到妻子渴望冷饮，便冒着严寒，满大街地在上海寻了大半夜。几天后，这件事被登在了报上，人们惊叹道:“徐悲鸿伉俪情深。” 1929年5月，徐悲鸿举家搬至南京。不久，由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出面相助，他们在傅厚岗出资买走了一座两层小楼外带庭院的法式别墅。蒋碧薇在两个月后生下了女儿。生活的舒适安逸令她神清气爽。她时常在家中仿效法国人的办法，搞沙龙、私人派对、家庭舞会，往往通宵达旦，极尽铺排。这些都是8年巴黎生活留下的烙印。 徐悲鸿对此似乎格格不入，他对这类的家庭沙龙兴趣不大，往往应付一下，便一头扎进了自己的画室。 夫妻俩的性格乃至世界观的差异渐渐表露了出来。徐悲鸿视艺术如生命，他无视任何与艺术无关的人、事或物。

而蒋碧薇与生俱来有种优越感，加之美丽多情，极富浪漫气质，同许多漂亮女人一样，热衷于表面的浮华，渴望丈夫能厮守在自己的身边，筑起一个甜蜜的爱巢。 然而，两人的彼此需求如南辕北辙，根本无法相融。尤其致命的是，在彼此的貌合神离中，如果缺少一方的牺牲忍让乃至宽容与沟通，婚姻的危机便注定不可避免。 不幸的是，这种千年一版的爱情悲剧应验在了他们身上。大约在1932年秋，回乡省亲，料理亲人丧事的蒋碧薇接到了徐悲鸿从南京发来的书信。他在信上催促蒋碧薇速返南京，如果再不回去，自己可能会爱上别人。 蒋碧薇接信后，置之一笑。她坚信丈夫是急于让自己回家，故意编出的托词，再怎么说，两人患难日子都过了，富贵相守时丈夫还会移情别恋? 然而，蒋碧薇回到南京的当晚，徐悲鸿便心绪复杂地坦诚相告，他欣赏乃至喜欢一位他认为在绘画上具有天赋的漂亮女学生。这位女生便是因徐、蒋悲剧而名噪一时的孙多慈。 蒋碧薇乍一听，怔怔地望着丈夫，一时语塞。徐悲鸿避开她那迷茫惊怒的眼神，介绍了两人相交的情况。当时年仅18岁的孙多慈来自安徽，其父原为北洋军阀孙传芳的秘书，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

考入中大文学院后，因慕徐悲鸿的盛名，遂到艺术系旁听，投师徐悲鸿门下。孙多慈扎实的功底，极高的悟性，绘画中表现出的天才般横溢才华令徐悲鸿大为惊喜，他视自己为伯乐，决心培养孙多慈成才。两人熟悉后，徐悲鸿了解到她的家世，曾关心地说:“无论如何，现在有一个人在关心你!”并像长辈一样，仿西方礼节，吻过一回她的额头。 蒋碧薇闻知后，如同掉进了冰窑，凉透肌骨。她是个唯美主义者，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当即便忍不住伏在桌上嘤嘤啜泣起来。 见此情景，徐悲鸿忙安慰道:“我只是欣赏她的才华，如果不加以引导，会很可惜的。你大可不必担心什么，我们间什么也没发生。现在你已经回来，我想以后不会再发生什么问题了。”说完，他一把抱住蒋碧薇，心痛地说道:“我答应过你的，到法国去旅游一次，故地重游。正好，我打算去欧洲办个画展，我们一起去旅游散散心。” 蒋碧薇在徐悲鸿的百般抚慰下，渐渐安静了下来。是夜，夫妻俩辗转于榻，百忧袭心。 可是，尽管徐悲鸿一再声明他只是欣赏孙多慈的才华，并无折柳之意。蒋碧薇仍像时下的许多有危机感的女人一样，渐渐表现出了无法遏制的愤恨。

一次，她陪一位友人参观徐悲鸿在中大艺术系的画室。一进门便看见了两幅画:一是孙多慈的肖像画，一为题名为《台城夜月》的写实画。尤其后者，画面为徐悲鸿与孙多慈双双立足于一座山岗上，徐悲鸿神情悠然，席地而坐，孙多慈披一条白纱巾，侍于一旁，天际一轮皓月当头照着。 蒋碧薇一见，勃然变色，忙取走两幅画，令学生送回家中。她郑重地对徐悲鸿说道:“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这两幅画就最好不要公开。” 徐悲鸿无可奈何地摇摇头，默默无语。 那么，徐悲鸿与孙多慈是否真有师生恋?按大陆流行的版本，徐悲鸿只是刻意培养学生，并无蒋碧薇认定的“师生恋”。他们间的关系只是蒋碧薇捕风捉影而已，加之所谓的黄色小报的推波助澜，便有如空穴来风。 世人在这件事上，大多站在徐悲鸿的立场，多责难和苛求蒋碧薇。坦诚地讲，这有点为尊者讳，为贤者隐。 从现今公之于众的事实真相来辨析，苛求责难任何一方都属矫枉过正，失之偏颇。应该这样讲，徐悲鸿作为一个艺术家，心中对激情的渴望以及潜意识中的不安分，决定了他对孙多慈若明若暗、不公不私的爱，只不过这种爱在最初二人的交往中表现得审慎而隐秘。

遗憾的是，像大多数美艳绝伦的女子一样，蒋碧薇心气甚高，带着唯美的理念不容许丈夫对自己的情意掺杂一点水分，本可妥善处理好的这场“情劫”在她的一系列过激举动下，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半年多时间里，夫妻间没有多少沟通，反而打起了冷战。徐悲鸿不止一次地面对流言飞语斩钉截铁地说:“我根本没有想到过和谁离婚，与谁结婚。”但是，蒋碧薇却沉不住气了。次年暑假，孙多慈投考中大艺术系，竟以图画一百分的空前成绩获得录取。蒋碧薇得知这个消息，深感不妙，明摆着孙多慈一进中大，便要念书四年，她和徐悲鸿朝夕相处，谁会料到发生什么事。 蒋碧薇当天便逼问徐悲鸿道:“你曾答应过我，去法国旅行，我希望你辞职，现在就出国。”徐悲鸿知道夫人的意思，便点点头答应了，随即写好辞职信让蒋碧薇亲手交给校长朱家骅请辞。可是，阴差阳错，他们又和一些朋友去了次庐山，回到南京，双双心情平静了些，决定来年开春以后再出行。徐悲鸿仍旧回中大艺术系担任主任、教授。孙多慈自然成了他的正式学生。不久，有关二人的传闻源源不断地进入蒋碧薇耳中，令她方寸大乱。许多小报绘声绘色，极力渲染附会，刊载徐、孙二人花样繁多的桃色新闻。

不久，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给徐悲鸿来了封长信，劝他“存天理，去人欲”，千万不要贻笑世人。一些学生也掺和进来，源源不断地给蒋碧薇传递一些徐悲鸿、孙多慈二人或真或假的事。1932年，由李石曾发起，将中国近代名家的绘画作品送到欧洲各国巡回展示。徐悲鸿具体筹备，奔走全国各地，搜寻名家精品，打点好后，便准备搭乘一条法轮赴欧。蒋碧薇同行。 经过5个多月的海上航行，次年5月抵至巴黎。这些作品一经展示，非常轰动，各大报纸杂志均以显著版面加以报道，推崇备至，评论极佳，在巴黎艺术界引起了强烈的震荡。尤其徐悲鸿更是令西方人刮目相看的顶尖级画家。紧接着赴伦敦，转回巴黎、荷兰、意大利米兰、威尼斯、罗马、柏林，然后由热那亚上船，经地中海，过土耳其，入黑海，最后踏入苏俄境内。在苏联，中国美展持续数月之久，照例轰动不已，盛况空前。1934年8月，带着极大的成功和满足，徐悲鸿夫妇由海参崴回到了国内。 但两人却已渐行渐远，这次的旅行并未冲淡二人间的不快。回到南京，中大艺术系的师生前来相迎，蒋碧薇见到孙多慈和其他几位同学出来，其他同学忙争着招呼，叫声徐师母，惟独孙多慈转过脸去，没有理睬。

孙多慈毕业前夕，徐悲鸿申请中华书局帮忙，给孙多慈印了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