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

接受了思想改造，能够写出一份精神炼狱的自白，对于已近60岁的吴宓而言，何等不易?但工作组，尤其是西师师生并不认同，他们认为吴宓那套知识和教学方法，已经过时了。尤其令吴宓百口莫辩的是，早年他因为带领“学衡派”

人物与鲁迅论战，更为他打上了反动顽固的烙印。 所幸，一贯倡导并坚持实事求是的邓小平在最后关头保住了他。

书生本色—吴宓本性浪漫

吴宓迎来了第二次婚姻，却跌进了万劫不复的人生深渊，他抛妇别稚，引来一片唾骂;毛彦文一气之下，嫁给了足可以做她父亲的熊希龄。吴宓得知后，痛哭失声 1953年，“老房子着火”，年近60岁的吴宓陷入了黄昏恋，开始了他人生第二次具有法律意义上的短暂婚姻。 吴宓留给后人的是一个严谨的学术大师印象，但他的婚恋却如同一枚坚涩的青果，令后人不敢恭维。 有人说，他是一个地道的“好色之徒”，话虽偏激，却折射出了他在婚恋上不安分的一面。为此，陈寅恪看得颇为透彻，说他本性浪漫，不过为旧礼教道德所“拘系”，感情不得舒发，积久而濒于破裂，因此“犹壶水受热而沸腾，揭盖以出汽，比之任壶炸裂，殊为胜过”。 中国有句古老的名言“媒人跳进花轿里”，意指为人做媒的第三者与当事人中的一个相爱，反倒成了新郎或新娘，上了本不该属于自己的花轿。吴宓的婚恋悲剧便是这句名言的最好注脚。1918年11月，留学哈佛的吴宓，突然接到清华留美同学陈烈勋的来信，欲将自己的妹妹陈心一介绍给吴宓为妻。信中说陈心一毕业于杭州的浙江省女子师范学校完全科，现年24岁，为浙江定海县一位小学教员，心气很高，择婿特别苛严。

陈烈勋在信中明确指出，其妹在家中曾多次听他谈及吴宓，后又阅读过《益智杂志》、《清华周刊》中吴宓的诗文，尤其是看到《清华周刊》上吴宓的照片，萌发爱慕之情，愿嫁吴宓，侍奉终身。吴宓接信后，怦然心动，立即回信认可，旋即收拾好行装，迫不及待地赶回了国内。悲剧的帷幕徐徐拉开。 1921年8月，留美归来的吴宓没休息两天，便匆匆赶往杭州，相晤陈心一。然而，这次的相晤极富戏剧性，似乎从一开始便隐示着某种悲剧的意象。到了陈家，吴宓西装革履，意气风发，一副海外学子的风采。陈心一被牵引出来，按吴宓日记的叙述，大家只是默默相对。不曾预想，一会儿工夫，另一位女主角翩然出场。 这便是吴宓人生悲剧中最为关键的另一中心人物———毛彦文。事也凑巧，毛彦文本与陈心一是好友，这天，她神采飞扬地来访，准备别过闺中密友，去北京上学，不想与吴宓不期而遇。除却毛陈二女本是同学这层关系外，毛彦文的未婚夫朱君毅还是吴宓清华读书时的同桌好友。朱君毅长毛彦文4岁，为姑表兄妹，自幼青梅竹马，感情甚笃。但在毛彦文9岁时，由其父做主，把她许配给了方姓朋友之子。

毛彦文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时，方家怕生变故，催逼完婚，就在方家迎亲的大轿抬至毛家大门之际，不甘命运摆布的毛彦文从后门勇敢地逃离。此前，她和表哥朱君毅早已月下为盟，私订终身了。毛家在方家退婚后，由双方家长做主，毛彦文与朱君毅正式订婚。吴宓作为朱君毅的同桌好友，早在清华读书时，便知道了毛彦文。那时，朱君毅每次读完表妹的情书后，都会让吴宓过目。吴宓对毛彦文在信中流露出的才情敬佩不已，久而久之，心中便涌动出异样的情愫，碍于同学之谊，他不曾流露，而是深深隐藏在了心底。 吴宓在美留学时，收到陈烈勋欲将其妹说合给他的信时，曾委托朱君毅，让毛彦文打探陈心一的情况，彼此沟通二人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讲，毛彦文实际上是吴宓与陈心一的媒人。这次，突然在陈心一家中不期而遇毛彦文，吴宓本就怀有好感，但见对方活泼雅趣，大方得体，一副新派淑女风范，吴宓顿时在心中暗生出一丝落寞，怎奈毛彦文名花有主，且是挚友之未婚妻。 下午，毛彦文告别他们回了上海。吴宓与陈心一一见如故，在陈父的安排下，双双泛舟西湖，吴宓心中殊为快活。第二天，二人再度早游西湖，其乐融融。吴宓在日记中这样记述道: 是日之游，较昨日之游尤乐。

家国身世友朋之事，随意所倾，无所不谈……此日之清福，为十余年来所未数得者矣。 13天以后，吴宓和陈心一正式完婚。 随后，吴宓与同学朱君毅双双被南京东南大学聘为教授。事实证明，如此仓促的婚姻对吴宓和陈心一来讲，都是一个悲剧。本来，吴宓当初慎重地委托毛彦文在国内打探陈心一的情况，毛彦文并不因自己与陈心一是同窗好友，而一味溢美夸大。她认为，陈心一人品不错，交友可以，贸然订婚则无必要。吴宓与陈心一见面后，早忘了毛彦文在信中的忠告，好友陈寅恪劝他道:“一个男人，学问不如人，很是可耻;大丈夫娶妻不如人，何故难为情?” 吴宓遂与陈心一匆匆完婚。 不过，在东南大学，毛彦文真真实实地走入了吴宓的生活中。朱君毅这时候突然变卦，他以近亲结婚有害下一代为由，坚决提出与毛彦文解除婚约。守候6年，逃婚只为下嫁表哥的毛彦文始料不及，她万般无奈之下，只得转而求助吴宓夫妇。吴宓于是作为一个中间人，往返于两人之间，极力救火说和。怎奈朱君毅去意已决，坚决不肯与毛彦文缔结白首。结果，朱、毛之合未成，终致解除婚约。

本欲救火的吴宓却引火烧身，他居然在朱、毛二人分道扬镳后，不顾有妇之夫的身份，向毛彦文表白了自己的爱意。毛彦文断然拒绝。 令她不可容忍的是，撇开媒人身份、友情关系不说，吴宓的举措实在荒唐。他几乎在每次信中，都会不厌其烦地赘述自己从某年某月起，自朱君毅处读到她的信而渐渐萌生爱意，这令毛彦文大为反感，何况她与吴宓的结发之妻陈心一原本就是要好的朋友和同学。 细想起来，这也是吴宓情感旅程中的劫数。当初，两位女主角初次亮相，同时出场。陈心一和毛彦文都是在吴宓生命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女人，陈是他结发之妻且育有三个女儿，毛则是他至死不渝的情人。 当然，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却是吴宓自己。 英国戏剧家萧伯纳曾说过:“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得到了想得到的东西，一是得不到想得到的东西。” 吴宓为毛彦文所拒后，并不甘心。他索性做得更加离经叛道。结婚7年后，陈心一不忍吴宓情感上的叛逆，最终仳离。这一石破天惊之举，让世人目瞪口呆。“学衡派”同仁几乎一致谴责，其父更是公开指斥他，“无情无礼无法无天，以维持旧礼教者而倒行逆施。” 毛彦文由默默不见经传的人物立时成为了“三人间的中心人物”

，她心中叫苦不迭，但面对吴宓的求爱，仍是不愿就范。吴宓毫不气馁。对毛彦文的追逐愈演愈烈，成为了一场爱情的马拉松，中间包含了太多的故事，以至于在30年代的上海滩，他们的故事成了小报津津乐道的话题。 吴宓的锲而不舍最终打动了美人芳心。女人的骨子里，总是喜欢被爱的，毛彦文亦不能免俗。可是，两人的爱情未因来之不易而最终瓜熟蒂落。吴宓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保守与浪漫，新派和旧派居然会对立地存在着。当毛彦文心仪于他，准备谈婚论嫁时，吴宓却生出了一丝隐忧，既想和毛彦文成为夫妻，又担心婚后会不和谐，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让吴宓彷徨不已，患得患失。 1931年3月，吴宓赴巴黎进行学术交流。他一反以前温情脉脉的样子，将电报拍到美国，措辞强硬地令毛彦文放弃学业，迅速赶往欧洲，与之完婚，否则各自分手。有人指出，他动辄向毛彦文发出最后通牒，用语十分恶毒。与此同时，据传说他还写信回国，向一位叫贤的女人示爱，同时又与一位金发女郎打得火热。 毛彦文来了巴黎。 吴宓又不想结婚了，改为订婚。满腔热情而来的毛彦文大为狼狈，原来是对方费尽心机追求她，现在她松口了，对方又变了卦。

毛彦文哭着说:“你总该为我想想，我一个30多岁的老姑娘，如何是好。难道我们出发点即是错误?” 吴宓不为所动，冷静地说:“人时常受时空限制，心情改变，未有自主，无可如何。”对此，吴宓在日记中这样记述: 是晚彦虽哭泣，毫不足以动我心，徒使宓对彦憎厌，而更悔此前知人不明，用情失地耳! 好一个“用情失地”。饶有兴味的是，吴宓在此期间，却对小报上炒得沸沸扬扬的鲁迅、许广平之恋陡生艳羡，他说:“许广平夫人，乃一能干而细心之女子，善窥鲁迅之喜怒哀乐，而应付如式，即使鲁迅喜悦，亦甘受指挥。云云。呜呼，宓之所需何以异此?而宓之实际更胜过鲁迅多多，乃一生曾无美满之遇合，安得女子为许广平哉?念此悲伤。” 这次巴黎论婚作罢后，吴宓与毛彦文从欧洲归来。毛彦文留在上海，一直在等待吴宓迎娶。1933年8月，吴宓又一次南下，目的是先去杭州，向卢葆华女士求爱，如不成，再去上海，和毛继续讨论是否结婚。友人劝他别老玩爱情游戏，此次南下必须弄个老婆回来。结果又是两头落空，毛觉得他太花心，因此也唱起高调，说她准备做老姑娘，尽力教书积钱，领养个小女孩，“归家与女孩玩笑对话，又善为打扮，推小车步行公园中，以为乐”。

天真的吴宓并未察觉出这番话中的潜台词，他大约觉得毛反正是跑不了的，依旧热衷于自己的多角恋爱。毛彦文一气之下，嫁给了熊希龄，一位比她爹还大的老头。吴宓没想到会有这步棋，毛的嫁人，让他觉得自己有一种遭遗弃的感觉，同时也很内疚，认定毛是赌气，自暴自弃，不得已而嫁人。很长时间里，吴宓都没办法确定自己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负情郎，还是被负情的痴心汉，两者都是，又都不是。不管怎么说，毛是他一生最钟爱的女人，只有真正失去了，才感觉到珍贵。毛彦文结婚以后，特别是三年后熊希龄病故，吴宓一直纠缠不休，既是不甘心，同时也是真心忏悔。1999年，台岛内掀起一股“吴宓热”。已是102岁高龄的毛彦文，并未因时光的流逝而冲淡她对吴宓负情的怨恨，她说，自己从未爱过吴宓。 倘使吴宓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吴宓与毛彦文的爱情马拉松随着毛彦文的悄然去台，而走到了终点。解放后，吴宓已近暮年，心态渐趋平和，但这时，他又迎来了一场惊世骇俗的婚恋。 1953年6月，吴宓与原重庆大学法律系毕业生、20多岁的邹兰芳结为夫妻。 “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

是爱情的魔力诱使多情的吴宓陷入黄昏恋，还是他的怜悯之心驱使他去救助一个生活窘困的弱女子?是邹兰芳利用了他的性格弱点，利用了吴宓多情善感，喜欢自己女学生的心理，亦或是邹兰芳设套布阵，捉弄了吴宓?凡此种种，在许多人心中打下了大大的问号，延至今日，未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邹兰芳的身世委实可怜，这位生于地主家庭的千金小姐走出大山沟到重庆求学，并最终完成学业，完全依靠两位供职原国民党川军的哥哥救助。解放后，两位兄长因参与武装叛乱，被共产党镇压，留下了几个无人照顾的遗孤。邹兰芳不泯兄长情，只得接过哺养遗孤的重担。要命的是，她出身不好，本就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处境可谓艰难。当她看到了吴宓在《新华日报》上的“思想检讨”文章后，眼睛一亮，像抓了根救命稻草似的，决定立刻抓住吴宓。 于是，她先是热情洋溢地主动写信给吴宓，声称自己佩服其道德文章，虔诚地崇拜他。吴宓戴着老花镜，将来信读得滚瓜烂熟，然后书生气十足地回了信。随即，邹兰芳不请自入，登门求教，并以学生身份为老师缝洗浆补，渐渐地，她不避世俗，终于使吴宓迅即迎娶了她。

须知，吴宓这时是二级教授，有不菲的工资，再则，他还是高级统战对象，政治待遇远远优于他人。吴宓却叫苦不迭。师生恋已令他抬不起头，加之邹兰芳是一个病秧子，终日浸泡于药物中，不能解脱。事后吴宓曾对朋友说，这哪是黄昏恋的爱情，实是在为兰芳治病，在养兰芳一家九口人。 三年后，邹兰芳因肺病不治，香消玉殒。吴宓从此背上了一个还不清的情债，他以自己的正直、善良，用他工资的大半，接济养育邹兰芳的几个侄儿、侄女。这种接济和养育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宓不能自顾时才中断。

书生本色—吴宓难逃劫难

吴宓在课堂上摇头晃脑讲授古文，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差点惹下大祸;“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宓难逃劫难，被游街揪斗 大跃进后，中国大陆发生了严重的大饥荒。吴宓执教于中文系，虽是国家二级教授，基本的生活，平常所需的副食品、肉食、日用品都会专供专用，本人的遭劫似乎不大。然而，知识分子的迂倔可爱，不善转圜变通又令他差点引火烧身。 当时，西师的学生在最困难时，每天仅供两餐，限额为每餐二两。学生们正处在长身体的发育期，怎能受用?不少人面黄肌瘦，得了水肿，更有甚者，有人饿毙校园内。吴宓见此，心里难过至极。他居然上书校党委，要求增加学生的口粮，并主动提出削减自己的供应。这份请求在当时情况下，自然起不了什么作用，人人都在为最基本的生存而挣扎，哪会有其他措施。一天，他走上讲台。学生没吃早点，拖了大半个上午，早已饥肠辘辘。听着台上吴教授口若悬河，台下的学生们似连锁反应一样，肚子咕咕叫响起来。吴宓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便忍不住摇头晃脑道:“三两尚且不足，况二两乎?”学生们一听，忍俊不禁，哄然大笑开来。 这本是吴宓讲授古汉语的语法结构，信手拈来，并无什么恶意。

不料，第二天，便有人揭发吴宓:“三两尚且不足，况二两乎”，恶毒攻击党和人民政府，与帝国主义、美蒋特务遥相呼应，妄图诋毁美好的社会主义制度，十足的反动透顶。吴宓被迫检讨。 一些人还是不放过他，认为吴宓思想一贯反动，现在胆大包天，利用神圣的课堂向党和人民猖狂进攻，是一个十足的漏网右派。最后，上面发了话，吴宓是省政协委员、国内外有影响的知识分子，认识检讨了错误就行。生活待遇不变，内部控制使用。于是，“漏网右派”的帽子与他擦肩而过。但他被勒令停课反省。那段时间，吴宓不再被安排上课，每天除了看看报，看看书，几乎无所事事。 痛失精神的家园，生活待遇即使不变，这对于一个优秀的文化大师而言，剩下的仅是生命的枯寂。 1961年夏，心情落寞而又特别念旧伤感的吴宓在“停课反省”后，决定利用暑假，南下广州，拜会其少年挚友，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 这是上个世纪学术史上一段引人入胜的大师间生离死别的话题。两个孤寂的老人，在历尽生命的沧桑与劫难之后，带着一份心灵的破碎，带着一份精神世界的固执与情感失落，行将进行一次暮年的会面。

他们都敏锐地发现，彼此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而挚爱并固守推崇的传统文化已成为“封建糟粕”，他们的个体生命在五年后将进入最后一轮大劫难。作为20世纪中国大陆乃至整个汉学界顶尖级的学术大师，陈寅恪与吴宓有着太多的相似，不然，两人何以会成为生死至交。同吴宓一样，陈寅恪出身于名门望族，学人世家。其祖父原为曾国藩僚属，后官至湖南巡抚，“百日维新”失败后，被慈禧秘密赐死。其父陈三立被称为晚清四公子，著名的诗人。兄长陈衡恪诗书画三绝，自成一派，不幸英年早逝。 陈寅恪虽生于钟鸣鼎食之家，自幼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身上绝无纨 习气。1908年，他考入清华预备学校，结识了吴宓，两人引为知己，后一同赴美，留学哈佛。二人先后学成归国，再被聘为清华国学院导师，在各自的史学、文学领域内独树一帜，成为一代宗师。 对于1961年夏天的这次会面，二人期冀已久。吴宓尚未动身，陈寅恪就按捺不住，一连数次去信，反复告诫对方的赴粤注意事项，甚至连车资几何，饮食住宿等琐事也一一交代清楚。中山大学闻知吴宓即将来访，校方以官方方式出面，也做好了准备。陈寅恪无论设宴款待还是饮食住宿安排，都布置得得体与妥帖。

吴宓抵达广州，适逢深夜。中山大学派车，陈寅恪的女儿、女婿亲到车站迎接，来不及休息和洗漱，吴宓便直奔陈寅恪家中。此时，已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同样急不可耐，在家中等待着老友的到来。 “兄长”吴宓被领进陈家，他抖落一身细雨，大步走上前，一把握住静夜枯坐的老友，忍不住泪如雨下:“这么晚，你还坐待弟来?” “雨僧，”陈寅恪握着吴宓的双手，生怕失去什么似的，“深夜远道，辛苦辛苦!”两个人脸上都淌下了泪，忙相携着坐了下来。这天晚上，“天意”的味道是极浓郁的。连绵不绝的风雨，使感伤的心灵多添了一分忧郁。两人彻夜长谈，12年无人倾诉的痛苦终于如江海般狂泻。临别时，陈寅恪老泪纵横，亲自写了四首绝句，第一首最具“历史感觉”: 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执澜。 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吴宓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与挚友相聚。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场中国人的大劫难开始了。吴宓难逃大劫，西师的造反派把目光聚焦在了这位“奇货可居”的老古董身上，他们很快把吴宓的书、文稿和日记洗劫一空。吴宓大量的日记被各派争抢去当做批斗的活材料，从中找出吴宓的种种“罪名”。

据西师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谭优学回忆，吴宓的日子颇不好过: 1968年夏，两派斗争又紧张起来。“革命群众”突然对吴宓采取了一次“革命行动”，抄走了他的“反动日记”。这可惹下弥天大祸了。不但自讨苦吃，还连累到我们。他日记里说，叫中学生造反，等于拿小刀给孩子玩，没有不伤手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罪状之一。日记说“姚文元在江青卵翼之下”，是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和“江青、姚文元同志”。罪状之二。日记里有些地方对毛主席的文艺讲话，说了不全赞同的话，“狗胆包天”，竟敢“唱反调”!罪状之三。我们在“学习”中，监督有时不在，不免对两派的某些事有长短得失的议论。他也记在日记里，而且记下是“某君云”。牛鬼蛇神想翻天了!那还了得!于是我们被勒令于某日上午去某处集合。其他系的几条“辫子”挨了毒打，杀鸡给猴看。吴宓大概因为年老，免于挨揍，但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严加监管。自此，吴宓的生存状态大为艰难。游街批斗，没日没夜交代问题，写检讨，被当做反动文人的祖师爷，活靶子，其卑微痛苦与无助的生命在无序的状态下遭受到了非人的摧残。

即使在这种形态下，他依然固守着传统文人那份独特的精神家园。“文化大革命”期间，某日，西师红卫兵小将押解着一长串牛鬼蛇神，去北碚游街批斗。小将们对着吴宓高呼口号:“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吴宓抬起头来声明:“我是学术权威，但不是反动的。”有位小将用手使劲按吴宓的颈子，并击打脑袋:“不准顽抗。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吴宓依然抬起头来，并用手抚摸着那位小将的头说:“顽童顽童，莫打脑袋，莫打脑袋。”路边围观的群众哄然大笑，小将们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吴宓有一习惯，每天必记日记，几十年不间断。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造反派抄家劫舍焚烧书籍，吴宓日夜担心日记的安全。吴宓有一位友人的侄子在重庆钢铁公司上班。有一天，那工人来西师玩，知道吴宓的心事后，就说:“吴伯伯不用担心，这件事包在我身上。”第二天夜里，那工人和他的伙伴开来一辆吉普车，将吴宓的全部日记安全转移到重钢。吴宓悬着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车子开走后，吴宓找来一本练习簿，又习惯性地记下了这一天的日记，将何人何时如何转移日记藏于何地的经过详尽记录下来。 不久，吴宓果被抄家，但造反派翻箱倒柜，就是找不到日记。

吴宓爱记日记是出了名的，怎么会没有日记呢?一位细心的造反派终于从练习簿上找到了吴宓转移日记的线索。于是造反派拿着吴宓的新日记，按图索骥，杀向重钢，一举将吴宓全部日记抄获回来。吴宓在“牛棚”闻知此事，痛悔不已，连连顿足:“这是我一生中干的最大的一件笨事!”

书生本色—吴宓隐入历史

困卧病床，无人理睬，急公好义，被骗钱财;一声“吴老师”，喊得他热泪盈眶，竟付10元钱酬谢;1978年元月，一代文化大师悄然隐入历史 1969年春，因“战备”需要，吴宓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被指定迁往重庆市梁平县七里桥的一个国营农场。 此时，早被批倒批臭，眼患白内障的吴宓已是75岁高龄，齿摇摇，发苍苍，彻彻底底的一个垂暮老人了。 4月19日，他扶着杖，喘息不定，将一份陈词恳切的申请报告递交给了学校的造反派头子，请求以“年老衰弱，不堪奔波”为由，希望“留校劳动改造”。结果，不仅未获批准，还以“偷奸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