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批判池莉（6）
道德说教与话语颠覆 小说中的慷慨激昂的议论会因其过度膨胀而喧宾夺主，这是许多平庸的作家都曾经有过的缺陷。我们且不说她的那些主观意识极强的议论影响了小说的叙述，仅就议论本身来说就是犯了小说创作的大忌。这样的一些议论我们在西方十九世纪的古典小说里经常见到，但是小说艺术发展到二十世纪，那种对于叙事的关注已经不是议论所能左右的了。如果一个作家经常要忍不住站出来对某件事情发几句无关痛痒的牢骚，那只能说明作家的创作趣味已经有了江郎才尽的危机。 在十九世纪的外国作家中，像雨果、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古典小说家都乐于在自己的小说中教给人们应该怎样做，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他们就俨然自己是读者的上帝。这些作家为读者所制造的傀儡效果让人不免心生厌恶之感。 池莉在她的小说中也是经常犯那些伟大作家的通常爱犯的毛病。在她的早期小说中这样的议论我们看到的还不是太多，那个时候池莉还比较重视叙事艺术，而一旦池莉进入了中年后，她的倾诉的欲望不断地膨胀，并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我们经常就能在她的小说读到大段大段的议论性的文字。她将那些议论文字当作“消费时代的盛宴”
灌输给每一个读者，希望他们能在这充满痛苦的时代接受她美好的劝慰。这种议论文字充分暴露出池莉匮乏的创作资源与创作灵感。只有对叙述无法再饱满地进行下去时，议论文字可以当仁不让地出来作替补，这是何乐而不为的事情呢？池莉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拙劣，她一次又一次的冒险却引来了大量的女性读者的喝彩，因为她们看到了男人的卑微，她们也看到了那些中年女性心理的肮脏与悲凉。 池莉早期的小说中，我们经常会看到那些青年人对于美好爱情的渴望与追求，他们或是对生活存在着理想主义的幻想，或是对爱情的诗意存在着某种憧憬。他们那真诚的坦率的行为中已经暗含着对爱情婚姻的困惑与难以理解，像杨维敏（《长夜》）、李剑辉（《金手》）、柳真清（《凝眸》）等青年人都是在经历了一场爱情或婚姻之后伤痕累累地回到了现实之中，人与人之间失败的勾通与交流不是一个人欺骗了对方，而是一种自我欺骗使自己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池莉的这些小说虽然有着幼稚的一面，但是它们是真诚的，至少她没有强制性地让读者去接受她的那些说教与游说的言辞。
对于作家在作品中的道德说教，这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们甚至习惯于读到那些充满了哲理性的文字，以治疗我们的精神饥渴症。我们中的许多人甚至不习惯阅读那些充满情节性的文字，它们虽然离我们很近，但是我们需要的是遥远的东西，即精神上的维生素，我们的身体内太缺乏这些微量元素了。池莉投其所好地为一些送来了那些富含营养的精神冷饮，我们喝了之后顿感身体舒畅，浑身血脉流淌，但是一旦这种激情过后，能够沉淀下来的东西寥寥无几。 池莉的那些说教标本现在看来已经失去了她往昔的锐利与锋芒毕露，她开始发出了尖利的叫声，那是一种表面的抒情的声音，夸张而虚假，像是无病呻吟。 在词语的现场，说教者的声音显得底气不足，她总是在那儿摇着玩世不恭的幌子，企图达到对现实进行批判的效果。在最后，她的声音低沉了，沙哑了，呈现出声嘶力竭过的疲惫与厌倦。池莉在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自己的说教理论，她没有附庸风雅地谈论高尚，可是她越过了这道神坎，反其道而行之地谈论另一种“高尚”的理论，那就是她看不惯被理论家们所豢养的哲学。
她的准哲学都是在市俗中达到一种疯狂的状态，毫不犹豫地说出一切丑陋与罪恶，将每一个混迹于社会低层或高层的渣滓都当作对象予以嘲讽，以达到绝不粉饰太平的效果，但是这样的挑战是徒劳的。 在池莉疲惫不堪的作品里我们何曾见到过从容不迫的叙述，那种捏造的意义与价值本身就是一种噪音。我们没有出人意料地大开眼界，只是在曲终人散之后陷入竭力掩饰绝望的困境里。可是池莉仍就坦然地在那儿喋喋不休地聒噪着，像一个怨声载道的妇人蹲在街头痛说家史。而且她想抛弃骨子里的那种知识分子念头，换一幅小市民的面孔来充当着以下犯上的罪人，结果她再一次地陷入了空白无知与资源枯竭的困惑。 让我们看看池莉在《来来往往》中边叙述边分析康伟业与段丽娜之间的关系，她在那儿说教着： “康伟业深知观念上的问题是不可能摆上桌面干脆利落地解决的。对待段丽娜，康伟业的策略是浸湿然后渗透，潜移然后默化，水滴然后石穿。段丽娜是顽石，康伟业就是流水。康伟业以流水的从容、耐性和巨大的兼容性与段丽娜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但是事情还是没有朝康伟业所希望的那样发展下去。贺汉儒与林珠的到来是一个引子，导致了康伟业与段丽娜矛盾的总爆发。
康伟业这才发现，段丽娜好像并没有被他的金钱所拉拢和腐蚀。段丽娜该吃的吃，该穿的穿，该享受的也不会放过，靠了他的钱，她的小日子过得挺滋润，但是她就是没有改变。” 人们都没有改变，这是池莉为我们安排的闹剧，谁也没有权力去过问康伟业与段丽娜之间的家事与隐私，只有池莉有这个权力，她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着自己的韧性的，无论是谁来诱惑与干扰，那也只是她一个人能说了算。这种说教的段落，我们几乎能在池莉近期所有的作品中找到大致相同的部分。我们或许应该知道，池莉不是我们的救世主，她仅仅只是一个利用吵架的姿态想乐善好施的妇人，她利用现代人越来越庸俗化的表现，越来越喜欢看肥皂剧的心理，将她的小说也写成肥皂剧那样的风格。池莉在这方面成功了，可是她在灵魂的书写上失策了。可是她还不忘了为自己的创作行为进行辩护一番：“我的创作原动力绝大部分从我自己的生命中来，我不是从人类社会已经规整的、梳理的、逻辑的和理论的地面来认识这个社会，而是从这幢建筑的最底层——地表之下，那些最原始最毛糙最真实的生命发端处体会和领教这个社会。”地表之下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生活？那完全得依靠我们自己的想象。
那种枯燥乏味的人生在池莉看来已经没有书写的价值，她渴望的只是一种临界状态下的“美丽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