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批判北村 （4）

第二，真正成功的小说里，叙述者不应存在。 这里所说的叙述者，不是指小说主角的叙述，而是作者本人暗藏在小说里的那一股势力。正像我前面所提到的，电影里，导演会在情节发展的同时，在各个角落为你准备好一些圈套，让你上他的当，为他的叙事铺路。在某些情节上，导演会刻意安排一些场景或物品，告诉你他现在正在表达一个什么情绪。比如枯萎的花啊、暴风雨啊等等。假设失去了观众的联想，他们的电影是无法进行下去的。这样的电影，我们看到的，是导演在讲故事，而不是电影在讲故事，应是被归入三流的电影。 这样的小说，也应是被归入三流的小说。在北村的小说中，出现了很多起到暗示作用的“符号”。比如《鸟》，康生的第二次自杀前，张敏在回家的路上就感到“莫名其妙地难受起来”，“黑暗中似乎有无数奇形怪状的声音在耳边叫”，看到这里，读者就知道，康生要自杀了；在《伤逝》里，超尘和张九模的婚礼上，同学们用采来的花瓣缀成一个大大的“囍”字，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墙上‘囍’字的花瓣渐渐枯萎，张九模的德行也慢慢显露出来”

，这里又是一个类似拙劣电影的暗示；在《周渔的叫喊》里，陈清死去的那个晚上，是风雨交加的，周渔在窗户上看见了一个白色衣服的女人，没多久陈清就死了；在《孙权的故事》里，当孙权在监狱中皈依基督之后，天就放晴了……除此以外，还有很多被用于背景烘托的利用物。比如黑夜、“凄厉的风”、“空旷的大街”、“秋天的夜晚”、黑影……诸如此类，而且几乎在北村的每一部小说里，都可以找到这样的暗示。似乎不利用这样的一些符号，北村就传达不了他的意思。 但其实，这样类似一个三流导演所采用的三流电影语言，北村的这些“符号”，用得不仅不高明，而且也只能使它的小说显得更加匮乏——如果他不是以一个“心灵写作”的姿态出现的话，那就更糟糕了。然而北村似乎还蛮喜欢这样做，久而久之，还养成了习惯。 这样的习惯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只看到小说的背后，站着一个北村，而小说却是死的，任他摆布的。作家本人一旦在小说中超越了一切，他所导演的这场戏，也就完了。他在用小说进行思考和表达，而并不是在写小说。不从暗喻的幻象中解脱出来，小说便不成其为小说，而是出自作者内心的感受，其价值等同于“内心独白”。 确实，读者是有联想能力的。

但作家不能利用读者的联想。那只会使他的初衷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 第三，暗喻是一场文学的灾难。 这个标题看上去有点危言耸听。我甚至都为此感到浑身发冷起来。然而这却并不是一句吓人的话。如果每个作家都以暗喻为习惯，去进行创作的话，小说就可以不必存在了。你的思想，你的表达，为何要用小说来遮遮掩掩呢？直接去写哲学论文或者散文就可以了嘛。连最需要留下线索的侦探小说，如果这样写，也只能是一部并不高明的侦探小说。 暗喻包含了比喻和暗示这两部分。比喻与形容词是密不可分的。在英语文学的历史上，形容词过多是19世纪末以亨利·詹姆斯为代表的小说家带给英语文学的一大灾难。比如詹姆斯的代表作《贵妇人的画像》充斥了长句子和多重修饰，“你不憋足一大口气，是读不完一句的，好比一长列货车，站在它面前望不到尽头”。中国文学也许表面上看起来，并没有那么严重。然而动不动就使用暗喻的手法，对文学的伤害程度上，却与之不相上下。什么叫“悲伤的石头”、“房子就像被一只狼拖走了内脏的身体”呢？ 这不得不归功于中国的“文学记忆”。在古代中国文学史上，可以找到大量这样的“记忆”，而且几乎占去了半壁江山。

乐于暗示、比喻、教化、抒情，是从古至今中国文人最爱做的事情，直到现在，你也依然能从部分作家身上找到这样的“人文关怀”，读者身上、评论者身上，也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存在着。难怪在摇滚乐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具有破坏精神的新青年们，会对文人们保持一致的嗤之以鼻了。 真正的小说写作，在形式上，如果都落到研究如何使用形容词、如何给读者暗示上面去，那不是灾难又是什么？真难以想象，有一天，我们的文学青年会因巧妙使用暗示手法而沾沾自喜，他们动不动就写到：“生活真像一块淋了色拉油的木头”……这个时候，我想我只能晕倒了。 这样的句子，并不少见，是不是？我们常能看到的。这危险也是时常存在的。对于阅读者来说，就更需要一双明亮的眼睛。或者说，小说，更需要优秀的阅读者。这阅读者里，包括作家，也包括普通读者。阅读时，被巧妙的句子迷惑的情况，虽然会时有发生，但你必须明白，巧妙是并不值得推崇的。 有人分析说，暗喻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这个世界越来越复杂，作家无法用简单的语言去形容的时候，就产生了暗喻。我却认为并非如此。世界尽管越来越复杂，却依然是一个语义的世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说出来而又是我们理解范围之外的。

也就是说，只要事物是理解范围内的，它就可以被描述。事物就是事物本身。 而这些善用暗喻手法的作家，他们干的是件什么事情呢？是将原本好好的A，硬要牵扯到B上面去。传统一点的做法是，A和B是有共性的，只有具有共性的东西，才可以被联系到一起。现代主义冲击了20世纪文学的时候，产生了好的作用，那就是告诉我们小说的底线再次被打破了，小说写作者获得了新的自由。然而暗喻却并没有消失，它换了一副脸孔，又重新出现了。那就是刚才所说的，A和B没有联系，却要被联系到一起。比如“悲伤的石头”。 这就是学到皮毛，取不到骨肉所产生的病态后果。大师们告诉你，小说可以自由地写。但他们得到的是，可以自由的暗喻。而且还不自知，自认为就和传统文学不同了，“先锋”了，实际上，却是个“伪先锋”。骨子里根深蒂固的陈腐味道，显得更加险恶。 何况，这样的暗喻，已经成了一种文化现象。文化现象在网络上的表现更为明显，捏声捏气的网络写手写出类似“悲伤的石头”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甚至很多。 所以自觉能力是重要的。因为没有自觉而产生的很多“后现象”，带来的坏影响最为危险。北村欠缺这个，因为他是软弱的。他的“人文”

情怀导致了他的软弱，也导致了他的匮乏。一个关注生存的作家，不可能关注小说本身。即使他想关注，也做不到。 因为这两者之间绝对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