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分 国难思贤“军师”出山第63节 毛泽东把视线投向邓小平

林彪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心力交瘁。古人云：“家贫思贤妻，国难思良将。”面临国家危难，毛泽东大病一场后，在巨痛中思考，究竟谁来担纲治国?74岁高龄的周恩来已于1972年5月18日被确诊“患有不治之症”，“四人帮”又难以担当治国大任，这样，年富力强的68岁的邓小平呼之欲出，担纲主政。是天降机缘，还是水到渠成，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呢? 林彪身亡后，毛泽东在巨痛中把视线投向邓小平 林彪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转折。它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 在严酷的事实面前，毛泽东不得不审视自己的理念：在这些老臣、老帅中，到底谁是忠臣、谁是奸臣?…… 他用自己的睿智，作出了新的判断和行动。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逝世。一月的北京，是非常寒冷的。1月10日下午，毛泽东突然抱病冒着严寒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陈毅夫人张茜悲切地问：“主席，您怎么也来了?”毛泽东凄然地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听了毛泽东的话，张茜喃喃自语：“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主席。”毛泽东打断她的话，说：“不能这么说，也不全怪他，他是个好人。”

在询问了陈毅子女的近况后，毛泽东勉励道：“要努力奋斗。陈毅同志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作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随后，毛泽东又坦率地把林彪事件告诉前来参加追悼会的西哈努克亲王，说：“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 毛泽东在追悼会上，站在前排，静静地听着周恩来致悼词，在陈毅的骨灰盒前深深地三鞠躬。毛泽东离开八宝山时已无法自己上车。 毛泽东抱病参加陈毅追悼会，在党内外引起强烈震动。这种包含着歉意的举动，给全党全国发出一种“暗示”：广大老干部包括对“文革”有严重抵触情绪的干部是好的，应当适时给予“解放”和平反。这是广大老干部们企盼已久的信号! 在陈毅追悼会上，毛泽东还当众提到邓小平，说邓小平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是人民内部矛盾。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 毛泽东从陈毅想到了邓小平。一个是井冈山的老战友，一个是中央苏区的老战友，都是当年战争岁月的麾下大将，也是共和国的一代老臣、一代忠良啊! 在场的周恩来听到毛泽东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即暗示陈毅的亲属把这个信息传出去，以便为邓的复出制造舆论。 这是周恩来的一片苦心。

他对千里之外的邓小平惦记着呢! 1月2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京出席新疆工作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的面，提到刘伯承、邓小平的历史功绩，说：这是毛主席对我们讲的。林彪一伙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嘛!又说：听说有的地方还在讲“二月逆流”，现在叶副主席已经主持军委工作，这是经主席批准的。你们听到那些违背中央指示的话，为什么不批驳?江、姚听了，面面相觑，置之不理。 毛泽东在参加陈毅追悼会回来不久，大病了一场。 就在毛泽东大病一场后不久，周恩来的健康也出现了意外。是年5月18日，74岁高龄的周恩来已被确诊“患有不治之症——膀胱癌”。但他依然抱病苦撑着，承受着极为繁重的国务工作，并为纠正“左”的错误、落实老干部政策作不懈的努力。他经常对身边的人说： “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林彪的身亡，总理的病重，引起了毛泽东深深的沉思。 国之重任，谁来担纲? 天下大事，谁来共商? …… 毛泽东深知：江青一伙只能造反、闹事，而不是治国安邦之材。 在巨痛和深忧中的毛泽东，不得不开始把“治国担纲”的视线转向邓小平。

…… 4月24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出席陈毅追悼会的讲话精神，发表了经周恩来审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社论指出，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都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正确方针；并强调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 这对邓小平来说，又是一个喜兆! 4月下旬，陈云到达北京参加批林整风会议，进行体检。7月21日，他给毛泽东和党中央上书：“请求中央根据我身体情况，分配给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陈云曾是八大选出来的党中央副主席，九大后靠边，后到江西劳动。毛泽东阅后批示：“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8月1日，陈云在国防招待会“亮相”。 8月3日，邓小平在江西上书毛泽东(本书第六章已述)，吐露心曲。 8月14日，距邓小平上书仅10天时间，毛泽东在阅读了邓小平从江西流放住地写给他的信以后，浮想联翩，提笔批示道：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 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

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 (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 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这就是极为重要的毛泽东的“8·14”批示。 毛泽东的批示，在全党全国历来是至高无上、具有绝对权威的。这个批示尽管不是很全面，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非常难能可贵了。 首先，毛泽东指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这话当然是不正确的，但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毛泽东称邓小平为“同志”，这就再一次印证、重申了他在陈毅追悼会上说的“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话，实际上等于摘了邓小平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帽子。“所犯错误是严重的”，这主要是指“文革”初期派工作组，执行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事。当时，“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过程中，毛泽东当然要维护他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当然要维护他自己所写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观点。

尽管如此，毛泽东还着意强调了邓小平与刘少奇应“加以区别”。 接着，毛泽东以十分精当的语言，高度概述和评价了邓小平的革命历史： “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这一段历史，毛泽东是记忆犹新、时常念及的。在江西中央苏区时，邓小平的命运总是和毛泽东的起落联系在一起的。当时的中央“左”倾领导人博古、洛甫等把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打成“江西的罗明路线”、“反党的派别”，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泽东的。打击邓、毛、谢、古，就是打击毛泽东。这一点，毛泽东、邓小平都非常清楚。他俩在中央苏区可谓患难之交。毛泽东受排挤，邓小平跟着挨整；毛泽东出山主政，邓小平就摆脱逆境。这种患难之交的关系，大概是毛泽东追念与启用邓小平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是清清白白的。刘少奇之所以被打倒，开除出党，正是在所谓“历史问题”上，被林彪、江青一伙陷害得逞的。 “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这一点，毛泽东最清楚。从挺进大别山到逐鹿中原，从淮海战役到进军大西南，“刘邓大军”

威震敌胆，名扬中外，邓小平勇挑重担，战功卓著，都是有史为证的。 “他没有屈服于苏修。”邓小平三去莫斯科，舌战赫鲁晓夫、苏斯洛夫，挫败了苏联领导集团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捍卫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与尊严。毛泽东为此还亲赴机场迎接邓小平率团凯旋归来呢! 毛泽东的批示，是邓小平的一大福音! 显然，“8·14”批示表明：毛泽东经过林彪出逃的阵痛后，已开始下决心启用邓小平了。 周恩来喜出望外，立即抓住这一“尚方宝剑”，派人将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信印制若干份，分送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传阅；同时以中共中央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对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 在周恩来的干预和努力下，“文革”中屡遭批判的朱德、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谭震林、李井泉、王稼祥、廖承志、廖志高、曾希圣、叶飞、蒋南翔等一批老同志，有的在公开媒体频频露面，有的被解除监护，有的开始复职。 周恩来的策略是：先易后难。他说：“落实干部政策，上头的‘解放’了，政策就明确了；‘标杆’有了，下边就会跟着落实。难度大了，先从容易的入手；容易的解决了，难的也就容易。” 难度最大的是谁?当然首推邓小平。

在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上，争论很大。江青一伙极力反对“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复出”。他们似乎感到，邓小平一旦“复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付之东流了。这种极左势力，在党内和中央领导层中还很有市场，形成了一股强硬的阻力。尽管毛泽东发了“最高指示”，有关部门仍然拖着不办，迟迟未见“下文”。 就这样，毛泽东关于邓小平问题的“8·14”批示，竟被“搁置”了四个多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