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 狂飙骤起南北分离第56节 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第二落

1967年元旦伊始，《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宣称“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 7月19日，中南海的造反派抄了邓小平的家。据毛毛回忆所述：“造反派搜了半天，一点‘稻草’都没捞着，便气鼓鼓地说，‘一点笔记都没有，这个总书记，也不知道是怎么当的!’造反派们不甘心无功而返，就转到我们孩子们的房间，一间一间仔细搜过，结果也是一无所获。”“这次抄家后，父亲算是‘正式’被打倒了。”“8月1日，父亲的秘书王瑞林和警卫员张宝忠被调走了”…… 8月5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数百万人参加的大会，纪念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周年，声讨刘、邓、陶的“罪行”。是日下午，中南海造反派按照中央文革小组的部署和戚本禹的指挥，分别批斗了刘少奇与王光美、邓小平与卓琳、陶铸与曾志夫妇。 中南海里有一所宅院叫含秀轩，里面居住着一位“含秀”的伟人。他，就是党的总书记邓小平。

五六十年代，邓小平在含秀轩里日理万机，殚精竭虑，为党和国家操劳了十多年。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这里竟变成他接受批斗和被监管的地方，而且一管就是三年!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邓榕)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 1967年初，父亲被正式地宣布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倒台了。我们的家被抄了，父母在被造反派揪斗之后，又被软禁了。举国上下，都在高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那时的政治空气，真是紧张而又疯狂。 一个外国友人叫理查德·伊文思(前英国驻中国大使)，在他的著作《邓小平传》中写道： 到1967年夏，有组织地批斗刘、邓的运动达到了高潮。7月，成千上万的红卫兵首先被允许围攻中南海，并且在刘、邓和陶铸的家里召开“批斗会”，批斗他们和他们的夫人，还强迫他们的孩子旁观。有一次批斗会上，邓被迫跪下，两只胳膊被反扭到背后。红卫兵称这种姿式为“喷气式”。此时，他担心的最糟糕的事是：被赶出中南海，在集会上受凌辱，可能还会被毒打一顿，然后被关进监狱，遭受像彭真和其他被罢黜的领导人在1966年一样的命运。 但邓躲过了厄运。

他被迫搬出了中南海，被软禁在一座小房子里，一直与他一起生活的三个孩子也被遣送走。但卓琳以及邓的继母夏伯根被允许与他呆在一起。渐渐地，报刊上对他的攻击消失了。 批斗会后不久，邓小平一家被撵出中南海，安排在宣武门外一个叫方壶斋的院子里，给了两间房子，和在中南海工作的工人和中办“犯错误”的家属住在一起。邓小平一家在方壶斋“过着院子里普通工人家庭一样的生活”，每天到院子里打水，到街上上公厕，拿粮票到粮店买粮，拿本子到煤厂买煤…… 1968年六七月间，邓小平在高压下写了一份26500字的《我的自述》，回忆和概述了自己一生的革命生涯，检讨了自己在“文革”初期的“错误”，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并请求中央“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 邓小平的政治命运跌入谷底的标志是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 这次全会是在1968年10月召开的。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为会议定了个“主基调”，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全会根据这个“调子”，围攻了所谓“二月逆流”

的干将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谭震林被取消了参加会议的权利)，批判了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等。 全会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批准了江青一伙用伪证炮制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当时，在全会通过时，只有中央委员陈少敏一个人没有举手。 与此同时，全会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八届十二中全会从组织上完成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手续。 这就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第二落。